刘若愚说，唐代诗人反对六朝的诗，认为其轻浮颓废，而散文家也一样反对骈文，希望用以儒家经典与早期史书的语言为典范的古文取而代之。“唐朝在大部分时期盛行文学的实用概念，有时候吸收其他概念，尤其是形上概念。”
首先，刘若愚举唐初的两位史官为例加以说明。李百药在《北齐书》中的《文苑序》中，开篇以形上的语气说道：“夫玄象著明以察时变，天文也；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达幽显之情，易天人之际，其在文乎？”但是接着往下论述，语气变得非常实用：“逖听三古，弥纶百代，制礼作乐，腾实飞声，若或言之不文，岂能行之远也？”结尾的反问重申了《左传》中被认为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在于证明“文学是达成实际目的的一个有效的手段”[4]。另一位史官魏徵在《隋书》的《文苑序》中的观点更带有实用理论的倾向。他在引用《易经》中有关观察天文与人文与《左传》中孔子的语句后，说：“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同样地，初唐诗人王勃也引用《易经》与《左传》中相同的语句，接着说道：“君子所役心劳神，宜于大者远者。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在此，王勃提出“反表现与反审美”[5]的观点，因为“缘情”与“体物”取自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论及情感的表现与写作的审美性质。
王勃不赞同陆机，认为“缘情”与“体物”都是“雕虫小技”。一个世纪以后，另一位诗人白居易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可是并不完全摒弃表现概念与审美概念，而是加以吸收，与形上概念一起融入实用理论中。”[6]在《与元稹书》中，白居易认为天文以三光为首，地文以五才为首；而人文以“六经”为首；在“六经”中，又以《诗经》为首。原因在于诗歌是感动人心最为有效的手段：“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也曾指出，白居易在给元稹的书信中所提及的关乎诗歌的几个原则，只是“记录下了儒家关于文学的传统观点”，“并非原创，仅是对正统观念的再次表述”。[7]
刘若愚发现，唐代的作者通常以天文与人文的类比作为实用理论的宇宙哲学基础。随着从文学形上概念到实用概念的这种转移，“道”的形上概念也转移为道德概念。例如，最有名的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明显地以道德意义阐释“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晚唐时期，李商隐在实用论基础上生发出表现论。李商隐在《上崔华州书》中说：“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颇为大胆的。对此，刘若愚分析说，李商隐并不是在否认“道”的道学解释，或者向文学宣扬“道”的理论，而只是否认获得“道”的唯一方法是研读古代圣贤的作品，而阐释“道”的唯一方法就是模仿他们的文字。由于贤臣每个人都能参与“道”，且能将之自由地表现于作品中，“李商隐将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理论的要素引进文学的实用观里”[8]。他既赞同实用概念，也赞同表现概念，这可以进一步从另外一封信中获得证实。他以显然是表现观的陈述开始这封信：“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接着，在称赞《诗经》的诗人以及后世一些诗人，并将他们的作品比喻为音乐和刺绣之后，李商隐总结说：“刺时见志，各有取焉。”这表明，李商隐认为诗的表现概念和实用概念都是正当的，而不是试图将这两者合并为一，或者曲解其中一个以适应另一个。同时，他将诗歌比作音乐和刺绣，也暗示了他的理论中的审美要素。用相类的概念解释唐代文学思想的还有倪豪士。在《皮日休》（P’i Jih-hsiu）一书中，倪豪士也认为皮日休对其他唐代诗人的描述性批评显示出了“实用主义”的倾向。[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