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康宜教授指出，《花间集序》“明陈‘词’的定义，视之为独立的文学文体，从而又加深该书的意义。《序》所论，实为词学滥觞”[13]。因此，作为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本词集《花间集》与作为“词学滥觞”的《花间集序》，其于文学史和文论史上的重要价值都会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田安所著《〈花间集〉的文化背景与诗学实践》[14]，从《花间集》成书时的文化背景介绍到对重要词人词作的分析，都很详细，并且显然也受到某些当代流行的文学研究模式的影响。田安强调，词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背景，包括了蜀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宫廷文化、唐代的浪漫文化，及更为具体的音乐与歌谣等样式。这些对词的风格、内容和修辞、叙事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花间词”就是在这个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产品。与之相关，《花间集》集中体现的词学思想也应结合这一背景才能得以理解，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田安以“从模仿到创新”为题，在第四章中对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做了分析。田安认为：“像原来的那些文学理论家一样，欧阳氏也把艺术当作对自然的模仿。”[15]但其在序中又云：“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而争鲜。”其中，“巧”（artifice）与“工”（craft）指的是艺术匠心的运用。因此欧阳炯的观点又与以往不同，认为人工所为的艺术可以媲美（“夺”）自然。作者认为，欧阳炯的序言“虽然是对‘词’进行辩护的重要文献，但却无意把词确定为一种独立的文类，他的目的是要通过该词集，把他所在的宫廷描述成一个纯粹的文学场所，同时也试图保护词的地位，认为这些词作是蜀地审美精华的代表”[16]。欧阳炯所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娱乐功能，这与其他一些选集的目的不同：别的选家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揭示诗人对国家的道德性责任，而欧阳炯则试图把价值置入诗人自身：他们自身的高雅与才华表现在其作品之中，从而再现了他们那个“有教养的社会”[17]。田安说，正因如此，欧阳炯才在序言的开篇就指出，艺术高于自然。
这是前所未有的文学观点。《才调集》和《玉台新咏》只是强调文学的力量可以和自然界争（contending）、斗（vying），甚至文学之美可以超出自然之美，但是像欧阳炯这样认为人工高于自然的看法的确是让人吃惊的。[18]欧阳炯在对词史的叙述中，将视线主要集中在出身高贵的那些词人身上，对这些人物所做的辩护也是很明显的：词本来就是一种文学精英的作品，然而却被那些不好的风气败坏掉了。田安认为，在序言的最后，欧阳炯为艺术做了更大胆的辩护：“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田安认为，欧阳炯此处对孔子的引用是聪明的、具有欺骗性的。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强调“志”的重要性，在传达志的过程中需要“文”（田安译为“elegance”）；没有文，一个人的言论就不能流传久远，或者会流于“无用”。然而在“秀而不实”的解释中，欧阳炯改变了其原来的意思。在儒家的话语中，“秀而不实”是说，过于修饰的“文”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错误的；而欧阳炯的意思却是说，“人工胜过天然，在诗歌创作中的雕饰是为美而美”[19]，由此而将“文”本身看成目的。[20]
然而，田安的判断似乎存在某种误解。孙康宜教授认为，欧阳炯的这两句话是批评通俗词的。对他而言，通俗曲词虽可称“金玉其外”，实则“秀而不实”，“言之不文”。孙先生因此认为《花间集》的编成，目的是在为“‘南国婵娟’提供一套具有高度文学价值的唱词”[21]。笔者亦认为序言说的“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显然包含批评之意，很难由此推断欧阳炯的意思是在强调人工胜过天然。
余宝琳教授的论文《宋词与经典》（Song Lyrics and the Cannon：A look at Anthologies of Tz’u）[22]亦对《花间集序》进行了研究。这篇文章以经典的形成为视角对词选集进行了考察，指出了选集在词类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探讨了经典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制约因素。关于《花间集序》，余氏认为欧阳炯把词放到从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传说开始、经由乐府传统直到李白的抒情诗歌传统之内，使其具有更长的历史背景。欧阳炯把词与乐府联系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二者都和音乐相关，另一方面则是想为词争取像乐府诗那样的官方地位。[23]余教授认为，欧阳烔虽然为词作为一种文学类别进行了辩护，却无意于使其成为“经典”。她追溯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认为“文”“笔”之分到六朝时已经成为“诗”“文”之分，既然“诗言志”“文载道”，那么，词所能表现的空间就没有多少了。余宝琳的结论是，就像其他边缘化的文体一样，词有可能会获得自由，但是却也更易于受到破坏和攻击。这在后来各种《花间集》版本的序跋中可以看出。例如，陆游对词持有怀疑态度，虽然他自己是一个出色的词人[24]。本文还讨论了其他一些重要词集，如《尊前集》、杨绘的《本事曲》等。
余宝琳认为，总的来看，宋之前的诗人对词这一文体态度不一，但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为其辩护。第一种策略是把词放到“雅正”的传统中，第二种策略是把词看作表达个人感情的工具。不同的策略也对不同词派的产生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张炎以“雅正”为标准，论词重婉约而轻豪放，由此而对婉约派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关于当时的“雅俗”之争，艾朗诺亦有所论述。在对此问题的历史进行回溯之后，艾朗诺指出，当时苏轼并没有像其同时代人一样执着于“雅俗”问题。苏轼认为二者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进而试图把“雅”与“俗”结合在一起。在对柳永的评述中，苏轼表达了对当时词的创作的不满，并对词的“不壮”甚感不快（“壮”即“男子化”）。由此为出发点，苏轼对李煜女性化的词作也颇有批评。[25]
著名汉学家艾朗诺的著作《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对《花间集序》进行了全文翻译。他也认为欧阳炯的序言是“对人工之美的称颂，认为人工艺术之美足以使任何自然之美黯然失色”[26]。艾朗诺指出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中国传统美学一直认为自然高于人工，而欧阳烔这种说法是为了证明其选集的价值。他说，欧阳炯在序言中追溯词的发展历史是想阐明“词”是古“乐府”的时下对应文体，但他的这种说法忽视了“乐府”诗和“词”在题材内容上的重大差异：前者内容广泛，而后者则几乎全为传情。[27]他认为，从历史传承上来看，《花间集序》在很多方面也承接了徐陵为《玉台新咏》所写序言的影响。《玉台新咏》也是收集宫廷诗，题材上也多为闺怨。但这两部集子还是有所不同，首先一点是《玉台新咏》所选作品大多不是可以和乐而唱的“词”，因此也没有被指责为“郑声”。艾朗诺说，从《花间集序》中也能看到词在早期发展阶段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28]欧阳炯的序发表后的几十年间，除了陈世修等少数例外，与词相关的批评思想寥寥无几。“这种沉默也可以说明，欧阳炯的努力没有得到回响。”[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