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代复古文士的看法一致，宋初的文坛领袖范仲淹也突出强调了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认为“学道先于学文”。但对“道”之理解，复古派人物又各执其见。例如，范仲淹所理解的圣人之道是与社会政治相关联的，即古人之道易行是因为圣人只关心有益于社会之事，坚持要求人们按照在圣人眼中人类存在的实际状况来思考价值之所在。对石介与孙复而言，圣人之道是关于普遍的伦理标准的学说。章望之认为真正的道德秩序必须建立在内心和伦理之上。胡瑷鼓励学生在自己的学习和国家政治及私人生活之间寻找结合点。而欧阳修则否认人是道德自足的，尤其在其思想的成熟阶段，他提出了“普遍”只有针对“具体”才能存在，以故不应该放弃变化至今的传统来认识古人。进而言之，欧阳修甚至认为“‘复古’和‘圣人之道’不过是一些空洞的口号” [3]。这些不同的表述，使得宋代古文运动呈现出更为多样的面貌。
对于宋代古文运动的繁兴，包弼德也从对文官和科举制度的改造上来加以理解。在包氏看来，直至1071年，进士科考试一直是以文学技巧的高低作为选择标准的，因此宋初学者的造诣多偏向于文学而非经学，但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总起来看，在北宋的最初数十年，“‘文’是政治与‘学’两个领域共有的价值，这奠定了北宋思想史的开端。而朝廷学术那种综合的风格与古文坦陈道德之间的区别，是北宋思想史的另一个开端”[4]。从后一方面的情况看，正是古文之学以及古文作家充当政治与社会变革的鼓动者角色，奠定了11世纪宋代思想文化的基本议程。例如，宋初范仲淹在提出“救斯文之薄”，及强调“文章之道”对社会风气的影响的同时，就强调了改变科举制度的重要，并请求朝廷在科试中推广六经之学，认为可借之而使士人脱离近世文风，重返先王之法度。范仲淹的政治地位使他有一大批追随者，从而形成了“开风气之先”的局面。范氏政治上的成功是古文运动得以推进的主因之一。他将文学理念改造与社会体制（如科举与出仕）的改变结合在一起，使“古文”成为文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径。这也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在1022年新帝登基时，范仲淹能够团结其他人致力于他的事业”[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