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弼德看来，为对古文运动有深入的了解，就需要细致地梳理参与者的思想状况，尤其是他们之间的思想异同，从而呈现出他们为古文运动所设定的目标与话语的多样性。王安石认为古文要实现的便是共同的价值观，从而造就一种共同的文化，对这一理念的遵循也意味着一个写作者掌握了最根本、最首要的东西。司马光年轻时亦是古文作者，但与王安石的理解不同，他认为古文不过是另一种文章风格，因此古文家所描绘的图景，既不新鲜也不值得推崇。但他们都相信，世界的秩序有赖于完美的制度。王安石希望统一士的价值观并使之与政府联系起来，因此他在新法时期积极扩大学校体制，试图推行全国统一的课程，增设官位，使官僚机构规模几乎增加了一倍。司马光则致力于官僚制度的合理化改革，以便使文官体制更为有效地成为政府统治的工具。
但无论在政治上有多大分歧，他们二人都以“上古”为楷模，只不过对“上古”的看法有所不同。王安石所谓的“古”是指自足和自我赓续的体制，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之士属于这一体制的一个部分；而司马光的“上古”是和皇权统治相一致的，在皇权统治中，政治的稳定需要劝说和强迫人民各安其位。“等级、界限和限制，是司马光的世界的显著标志。”[6]包弼德认为，他们的政治主张同样反映在对“文”的态度上，王安石相信“做文”等同于“学道”，而司马光则希望将文学从严肃的学术中排除出去，认为文学活动对“为政”没有真正的价值。包弼德没有具体评价王安石和司马光执政期间对古文运动的明确影响，但他似乎暗示即使是强调“文学”重要性的王安石，也不是将复古作为最终的目标：他更注重个人与社会之间潜在的统一。为文的危险在于把不朽的价值与特定的形式等同起来，因此，如果时代不同了，那么模仿行迹就等于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