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吉瑞也对袁枚的诗歌创作进行了一些分析。他认为袁枚既反对随意的模仿，又注重向古人学习。在创作过程中，袁枚注重修改。改诗难于作诗，袁枚称：“诗必一字，判界人天，非个中人不解。”在写作过程中，袁枚主张“能速不能迟”。对于修辞，他则讲究去陈言，出新意。袁枚也不反对用日常俗语，不过施吉瑞关于袁枚用典等问题的谈论也是叙述多于议论，不再赘言。对一些有趣的术语，如“翻案”“空”等，施吉瑞也只是泛泛引用说明，并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施吉瑞专列了一个小节谈论袁枚和袁宏道的关系。公安派与袁枚均主张抒发性灵，也都强调作诗要“真”，要“新”。但施吉瑞认为袁宏道论诗的派别之见更深，而袁枚与袁宏道最大的不同则在于，他们对形式与修辞的地位看法不同。袁枚注重形式，袁宏道则认为“质胜于文”，因此并不重视技巧。“袁枚的文学理论更似杨万里，虽然他与袁宏道均受佛学影响，但杨万里更注意灵感与个体的平衡、形式与修辞的平衡。”[73]
关于诗歌评价，施吉瑞认为袁枚不喜偏狭的评论，认识到不合口味便斥为劣作是不可取的批评方法。这里有趣的问题在于清人的“唐宋之争”。施吉瑞注意到袁枚具有开放意识，“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为此，他反对用时代的标签进行大而无当的诗歌批评，所以他对宋人诗歌的评论也较为公允，既赞其成就，也细数其诗之流弊。例如，袁枚对东坡诗有赞誉也有批评，认为“东坡近体诗少酝酿烹炼之功……绝无弦外之音，多趣而少韵，盖天分高，学力浅也”。袁枚不喜黄山谷诗，亦不喜王安石，最推崇的是杨万里。他对王士祯的态度也很明确，有褒有贬，认为：“阮亭主修饰，不主修辞，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相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但他又承认：“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誉之者既过其实，而毁之者变损其真。”袁枚对浙江学派的批评非常严厉，朱彝尊反对严羽“诗有别裁，非关学也”的说法，强调学识，袁枚却认为他的诗“数之可尽，味同嚼蜡”。关于另外两位著名人物——沈德潜和翁方纲，袁枚认为沈“好谈格调，不解风趣”，“诗在骨不在格也”；更厌翁方纲，“首先他认为翁方纲在坚持儒家诗歌正统方面不如沈德潜，翁氏‘肌理’之说更使袁枚感到不安。所谓肌理之说，即强调学识，翁氏受历史考据学问之影响，其诗歌也充满了卖弄学问式的典故”[74]。施吉瑞由此总结说：“袁枚反对区分古今，不喜唐宋之争，赞赏易懂之诗；不喜儒家正统，推崇文学方法的最大可能性，反对以李攀龙和王士祯为代表的明清保守主义潮流，嘲弄同时代诗人的‘严肃’思考，认为他们忽略了湘水和武夷的世俗之美。”[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