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才、学、识的关系
施吉瑞也讨论了袁枚对于才、学、识三者关系的看法。他评论说，袁枚认为“才”是天生的。“与诗远者，虽童而习之，无益也。磨铁可以成针，磨砖不可以成针。”才是情的表达和所有创作的基础。想象即天才，而天才具有超越性。但是“学”同样重要，他引袁枚的话为证：“诗，如射也，一题到手，如射之有鹄，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其中不中，不离‘天分学力’四字。孟子曰：‘其至尔力，其中非尔力。’至是学力，中是天分。”[66]因此，他反对严羽“诗有别才，非关书也”之说。学可以使诗人脱离鄙俗之气，但绝非卖弄学问。相反，施吉瑞看到，袁枚认为18世纪诗歌的一大缺陷就是有“太多学问”。“余尝谓鱼门云：‘世人所不如古人，为其胸中书太少。我辈所以不如古人者，为其胸中书太多。’”许多“学问”之诗缺少才情，同样也缺少“识”的能力。“‘识’指的是在特殊情形之下分辨出什么是合适的能力……与袁枚同时代的许多学者都是饱学之士，也深具文学才能。但是，他们缺乏‘识’，从而不能理解写作背后的统一性，不能恰当选择哪些学对诗歌是合适的，最后只能为他人而牺牲自己，为古人所遮蔽，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目标。”[67]
施吉瑞还注意到袁枚对“读者”的关注。袁枚认为，读者应该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文学背景，并认为对诗歌的理解还有赖于读者的生活阅历。施瑞吉从中发现了和英美新批评的某些相似之处。袁枚在《程绵庄诗说序》中说：“作诗者，以诗传；说诗者，以说传。传者，传其说之是，而不必其尽合于作者也。如谓说诗之心，即作诗之心，则建安、大历有年谱可稽，有姓氏可考，后之人犹不能以字句之迹，追作者之心，矧三百篇哉？不仅是也，人有兴会标举，景物呈触，偶然成诗，及时移地改，虽复冥心追溯，求其前所以为诗之故而不得，况以数千年之后，依傍传疏，左支右吾，而遽谓吾说已定，后之人不可复有所发明，是大惑矣。”根据这段话，施吉瑞评述：“很遗憾袁枚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它们和20世纪新批评非常相似。但是，他声称读者有义务依据自己的知识理解作品，而不是受作者写作意图的约束，因为即便作者在世，也未必能讲清意图何在。这公然违背了东周以来的考据传统。对袁枚来说，诗歌自身有其生命，独立于作者之外。理想的读者的任务，就是发现诗之生命。”[68]
无独有偶，在下面关于王夫之的研究中，我们也会看到，研究者对王氏理论中“读者”重要性的关注。有学者将王夫之的文学思想比作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这种用西方时下流行理论进行解读的“习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学思想一般不成体系，要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往往需要借助于比对。
2.性灵和性情
“性灵”和“性情”是袁枚常用的术语。袁枚早期有诗云：“落笔不经意，动乃成苏韩。将文用韵耳，挥霍非所难。须知此两贤，骚坛别树幡。白象或可驾，朱丝未容弹。毕竟诗人诗，刻苦镂心肝。”（《意有所得辄收数句》其一）施吉瑞认为，袁枚这首诗虽然没有谈到“性灵”这个词，却也是其思想的萌芽了，即袁枚认为作诗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要“不经意”地从作者胸中流出。施吉瑞认为“性情”（nature and feelings）与“性灵”（nature and inspiration）几乎同义。他对“性”字进行了文字学式的剖析，即“心”旁加“生”，所以“性”的传统意为“与生俱来”之“本性”，东周以来对人性善恶的争论使用的就是这个意思。董仲舒谓“情”含有贬义，因此“性”与“情”形成了对立。发展到理学之后，“理”为天地之心，“性”为个人欲望；程氏兄弟又区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因此人性从根本上讲是纯粹的道德形式。袁枚并不认同这些看法，并认为理学的解释有诸多矛盾之处：“袁枚反对新儒学（即理学）对‘性’和‘情’的解释，虽然他没有把伦理道德因素从二者中排除出去，但清楚的是，他并没有把‘性’与‘情’对立起来。对袁枚而言，‘性’更接近其原初用法，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人性，无论好坏都包括在内。同样，他把汉代以来‘情’字在中国思想中所含的负面含义也抽掉了，仅用它指中性的人类情感。”[69]
“性灵”中的灵字不为儒家所常用，被用来指人的心灵，有神秘含义。施吉瑞说，表面上看，“性灵”与“性情”似乎在神秘的“灵”与常见的“情”之间有矛盾，但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基本一致。“总之，多数情况下，袁枚在‘性情’的意义上使用‘性灵’一词，指人类内在的本性和感情。但当他要强调‘灵’时，这一术语就附加了被灵感所激发出来的‘性’和‘感情’。”[70]施吉瑞认为：“性灵/性情说在袁枚的文学路径中居于中心地位，因此他不停地要从经典中为其寻找权威支持。在前面，我已经谈到他将古老的‘诗言志’传统与自己的理论联系在一起。”[71]在袁枚的文学批评理论中，性情/性灵是伟大诗歌的基础，不朽的文学作品来自内心，写诗要传达内在的真实，而不是矫揉造作。袁枚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施吉瑞认为，“真”并非指什么普遍真理的理想状态，而是与儒家所讲的“直”和“诚”相近，这两个概念都指对人类内在真实的自然表达。[72]在这一点上，袁枚显然受到李贽“童心说”的影响，也受到了王阳明的影响。“王阳明先生云：‘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伛偻，而装须髯，便令人生憎。”当然，袁枚也强调外在经历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诗的目的在于使转瞬即逝的日常现象变得不朽，诗歌创作是诗人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谈判与交锋。鉴于这些思想，袁枚尊重个体，反对机械模仿的倾向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