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吉瑞认为，袁枚对文学的功能问题尤其关注。“如同时代其他诗人一样，袁枚对传统儒家文学理论对伦理和政治的强调并非完全排斥，有时他似乎采纳了比较古老的观点，即诗歌有助于对不良情感的控制，因此也有利于儒士的自我教养……袁枚还承认，诗歌对某些人会产生好的道德影响。”[58]施吉瑞认为，袁枚论诗重“兴”的功能，“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这种对“兴”的强调，在袁枚的诗话中是较为常见的。“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惟其言之工妙，所以能使人感发而兴起；倘直率庸腐之言，能兴者其谁耶？”施吉瑞认为，袁枚虽引用圣人之言，却并非强调道德伦理，而是强调由诗感发而兴起的情感。比如在另一则中，他说：“万华亭云：‘孔子‘兴于诗’三字，抉诗之精蕴。无论贞**正变，读之而令人不能兴者，非佳诗也。’”[59]
在施吉瑞眼中，袁枚并非拒绝对诗歌进行传统解读，而是认为对诗的解读与作者的道德品质无关，“六经”之所以传世也与其是否“载道”无关。“袁枚不是要推翻儒家的伦理道德，而是强调‘六经’之风格。”[60]“对袁枚而言，诗最主要的功能在于能被欣赏及其与其他感情方面的联系。‘余常谓：美人之光，可以养目；诗人之诗，可以养心。自格律严而境界狭矣；议论多而性情漓矣。’”[61]施吉瑞评论说：“袁枚把诗看作不朽的情感，这已足具创造性；他对儒家伦理的拒绝，使他对‘诗言志’这一批评传统进行了根本性修正。”[62]他把“诗言志”传统带入“诗言性灵”之中，由此可见，性灵虽然具有伦理道德的内涵，但袁枚是第一个否认性灵仅带有伦理道德意涵的人。袁枚所谓的“诗言志”，可能会与理学的理解有相通之处，但却从伦理道德的狭小范围走了出来。也许诗具有政治或社会用途，但诗更主要是为了愉悦情感、表达内心自我而被创作的。[63]相似地，袁枚虽不认同儒家的说法，认为诗人创作的主要目的是教化或政治，但却认同儒家的另一种说法，即理想的诗人不可妄自尊大，要有内心的平静和对他人的热情。同时，施吉瑞也提醒我们不要夸大理学对袁枚的影响，袁枚并不认为好人就能写出好诗。[64]“对袁枚而言，诗歌创作不仅是道德培养或对政府进行讽喻的形式，而且是像春蚕吐丝一样，有利于自身健康，是诗人生命中的全部目的和最大快乐。”[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