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吉瑞[55]是一位著作颇丰的加拿大汉学家，其《随园：袁枚的生平、文学批评与诗歌》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传记，第二部分论述其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第三部分探讨袁枚的主要文学风格与主题，最后则属篇幅较大的袁著英译。总起来看，该书对袁枚的研究堪称完备。美中不足的是该书注释偶有讹误，搞混了某些原文出处。除了《随园诗话》之外，施吉瑞对《尺牍》《文集》及某些书信中的相关内容也都进行了广泛研究。
诗话的形式自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起始有兴盛，虽然袁枚的《随园诗话》独具一格，但施吉瑞认为其写作仍承传统而来，除了以“诗话”为名的那些著作之外，司空图之《二十四诗品》、元好问之论诗诗都是其模仿的对象。虽然袁枚一再强调自己的著作与传统诗话不同：“西崖先生云：‘诗话作而诗亡。’余尝不解其说，后读《渔隐丛话》，而叹宋人之诗可存，宋人之话可废也”[56]，并批评诗话始祖欧阳修对“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评论，认为“如此论诗，使人夭于性灵，塞断机秳，岂非‘诗话作而诗亡’哉？”因此，“在袁枚看来，对微不足道的细节的过度关注只是宋诗话的众多缺陷之一”[57]。他认为，诗话应该注重诗歌内在的东西，而并非这些外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