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学历史观
袁宏道的文学史观受益于李贽甚多。除“童心”说之外，李贽关于诗歌的发展史观点也影响到了袁氏。袁宏道对模仿的尖锐批评，即从李氏的文学发展观而来。李贽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46]这使袁宏道认为，文学的发展是不可逆的，所谓的“古文”只是相对的，没有任何模式能成为永久的或绝对的标准。古或今无关于文学之优劣，模仿也不能提高文学的品质。作家无论可以多么接近地模仿古人，他的世界也只是一个伪造的古代。[47]复古派把文学发展看作逐渐衰败的过程，袁氏则强调每一时代文学的伟大就在于差异。袁宏道重新评价宋诗，并赞扬苏轼的伟大成就，以此纠正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偏。唐诗不必高于宋，杜甫不必高于苏轼。
2.袁宏道的文学基本概念
（1）个性与自由
周质平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前半部分指内容，强调个性与真实；后半部分指形式，强调风格的自由”[48]。他对“性灵”概念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刘勰《文心雕龙》即有“性灵”之说，六朝时已颇为常见。到7世纪，“性灵”发展为“personal nature”，失去了形而上学意味。再至宋，它经常与“性情”或“心灵”互换使用，具有伦理道德的意味。但是袁宏道却完全摒弃了这些意思，他所谓的“性灵”，指的是存在于人内心的个性。这种品质是自然流露而非通过有意深思而爆发出来的。它既是个性和精神的结合，也是感觉和感情的结合。周质平说：“性灵的真正意义是使（创作者）决定成为自己并且意识到其个性。”[49]因此，好诗必然表达诗人的个性和内在感觉。
（2）质与文
袁宏道常常将“文”贬义地称为造作或感伤，“质”则被认为是未经修饰的品质，是“文”的反面。因此，评论文学作品的价值当以“质”为主。周质平解释说，“质”与“文以载道”的“道”不同。“道”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孔夫子的道德教诲，而袁宏道的“质”则是指个体的真实情感和洞见，与圣人的教诲关系不大。[50]袁宏道可能是受到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影响，认为文与质不可兼容。
因袁宏道崇尚“真人”，要写“真诗”，“质”与“真”就会紧密相关。写诗要“情真而语直”，这是判断文学作品的根本标准。“质”既要反映人的真实情感，也要反映知识水平。通过读书学习而不断积累的知识，虽对写作没有直接帮助，却可成为灵感储备；仅仅表达人的情感并不能写出好作品，一个伟大的诗人必定既是情感的又是知识的，是个性、情感和学识的综合。[51]
（3）趣与韵
周质平认为，袁氏所言的“趣”，指的是孩子所拥有的一种品质，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少。因此，对“理”的追求于“趣”无补，反而会妨碍它。这好像与他强调学识的观点不一致。周质平说，要搞清这个问题，一定要区分“学”与“理”的差异，前者指常识和知识，后者专指新儒家[52]的“理”。袁宏道并非反知识，而是反对新儒家将学习当作提高写作品质的方法。如果“质”是文学的品质，那“趣”就是文学的“韵味”，无法通过学习而获得。而“韵”则与“趣”同义，趣韵说深受道家理论影响。既然“趣”和“韵”都是不可捉摸的，那又如何察觉？袁氏用“淡”作为觉察它们的主要途径。如果“趣”和“韵”是“味外味”，那么“淡”就是无味，价值在于有特殊的“无味”品质。[53]周质平总结说：“在袁宏道的文学理论中，趣与‘韵’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他强调‘质’与‘真’进行平衡的一种结果。正是这种平衡，使他避免文学创作的枯燥，给他的作品注入了某种魅力。”[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