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虽好也薄命(1/3)
有个成语叫作：“红颜薄命”。还有个俗话叫“好人不长命”。这类言词貌似有理，实际却未必经得住推敲，原因就在它说得过于绝对。就如同“好人有好报”之类说法难以让人信服一样（相反的例证太多了），这个世界上红颜而长命，好人而寿终正寝的例子，也决不在少数。何况，何谓好人，何谓红颜，其标准就很难统一，度量起来就更没法一统了。
扯远了。其实我想说的是，相对而言，这世上红颜薄命者和不长命的好人，确乎也都不少，哪个朝代都能举出一大把来。而且，岂止是普通的红颜和好人，哪怕你贵为公认的好皇帝，照样也难逃“薄命”之厄运——譬如大明天子、庙号中就有个“仁”字的朱高炽，他可算得上是有明一代首屈一指的守成令主，公认的宅心仁厚好皇帝。然却天不假年，只坐了十个月龙椅就呜呼哀哉了。享年只得47岁。你说他能算长命么？况且，为了坐上这龙椅，他还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历经坎坷地苦熬了20多年，你说他能不算“薄命”么？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朱高炽都是理所当然的“红颜”：他是明成祖朱棣的嫡长子，朱棣当燕王时朱高炽就被立为世子。其母亲徐皇后是大明朝开国功勋徐达的女儿，与夫皇的关系也颇融洽。按理说，朱高炽在父亲朱棣成功“靖难”当上皇帝后，被立为太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更何况，他还曾立下赫赫战功——当朱棣起事杀向南京之际，留守北京的朱高炽仅凭万把人的留守部队，出色地指挥将士们英勇抗击了李景隆偷袭后方的50万大兵。保住了朱棣的老巢。然而，当公元1402年，朱棣成功称帝后，却迟迟不立太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朱高炽还有两个弟弟，汉王朱高熙和赵王朱高燧（两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从小就不服朱高炽而始终存有夺嫡即取而代之的梦想）。而由于朱高炽受命留守，加之他身体肥壮而又有足疾，走路都需要太监搀扶，所以没能随父亲参加靖难战役，两个弟弟尤其是朱高熙则跟随朱棣南征北战，立下了累累战功。而且，由于朱高熙在战斗中英勇无畏且特别善于冲锋陷阵，还多次于乱军中救朱棣出危难，加上他的长相、性格都颇类朱棣，使得朱棣一向对这个二儿子特别偏爱。有一次甚至在战场上对朱高熙说过：“勉之，世子多疾”（你要努力，因为世子朱高炽身体不好）。明显不过地暗示了自己成功后，有可能将皇位传给朱高熙的意思。听了这话，朱高煦的热情更加高涨，在整个靖难过程中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所以，当一朝功成，真正登上了皇位，并需要确立太子的时候，朱棣很久都迟疑不决。有心立朱高熙，却深知这有违法统和祖制，大臣们必不赞成；欲立朱高炽吧，却又觉得他过于仁厚，将来恐难以称职，所以总不太情愿。
朱高熙则抓住一切机会进谗哥哥，利用身边的官员构陷朱高炽。如在靖难战役过程中，建文帝曾想反间朱棣父子，给留守北京的朱高炽去信，许以封王以争取他。朱高熙在京城的心腹、宦官黄严得知此消息后，立即报知朱棣。朱高熙又趁机煽风点火，诬称哥哥与建文帝早就私通，欲图谋反。朱棣大怒，决定处死朱高炽。幸亏朱高炽接到建文帝的策反信后拆都没拆，就将信与送信人一起，连夜解送至前线朱棣处，才打消了朱棣的疑虑，险过一劫。
类似的危机还有很多，根源就在于父皇的不信任和两个弟弟的步步紧逼。幸而朱棣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而朝中大臣们尤其是翰林学士解缙大力救护，方使朱高炽转危为安。解缙多次赞颂朱高炽“世子仁孝，天下归心”；并提醒朱棣，其父皇明太祖从小赏识朱高炽，尤其喜爱他的儿子朱瞻基（后为明宣宗），将来朱瞻基必然是个“好圣孙”等等，令朱棣的心思逐渐地倾向了朱高炽。
有一次，朱棣命众大臣画《虎彪图》，画中有一老虎，领着众彪（虎子），呈父子相亲状。解缙当场借题发挥，作了一首四绝诗：
“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首。”
朱棣看了画和诗，深心触动，随即便宣布立朱高炽为太子。并封朱高熙为汉王，封国在云南。
然而，朱高炽虽然被立为了太子，其命运却远未根本改善。因为其弟朱高熙并没有放弃野心，继续寻找一切机会，企图夺嫡。他以封国太远为理由，一天也不肯就国（前往封地生活）。
后来，成祖朱棣北征，朱高熙获准随同。凯旋后，又以种种理由留在北京，还自开幕府，并且请求增加两护卫。暗中还对左右放言道：“如我英武，难道不配做秦王李世民么？”其自比李世民，暗喻的是要学李世民杀兄弟上位，反迹可谓昭彰。他还曾在诗作中流露出怨恨乃父、企图夺嫡的意思。其中两句便道：“申生徒受死，王详枉受冻”。而成祖朱棣虽已立储，心中却常常记着朱高熙的功绩，多次流露偏袒之意。幸亏众大臣和太子妃张氏种种回护，朱高炽才勉强保住储君位置，却也惊心动魄，20年太子生涯，几乎没过上一天太平日子。
朱高熙事不果行，遂也怀恨于拥护太子的大臣，屡屡伺机加害。如他利用齐王等纵欲骄恣被削夺藩封的机会，趁间进言，诬告谗陷力主立朱高炽为太子的解缙，触怒成祖，将解缙谪贬广西等地，后又将其逮回京城，关入诏狱。而朱高熙项庄舞剑，意在太子。幸亏解缙只肯自认罪状，一语不曾牵连太子，朱高炽才又躲过一关。可怜解缙最后难逃朱高熙的毒手，他密嘱锦衣卫亲信纪纲，唆使狱卒假意请解缙喝酒，灌得他大醉，然后趁夜抬至雪地上，使其活活冻死。
解缙诬死后，永乐11年，成祖朱棣再度北巡，命太子在京监国。留辅的几位大臣是褰义、杨士奇、杨溥和黄淮。次年成祖还京时，太子遣使节往迎，稍迟了一步，朱高熙又趁机构造蜚语，中伤太子。朱棣又起疑心，竟将太子亲信翰林学士黄淮、太子洗马杨溥等逮捕，且欲加诛。而且还密令兵部尚书金忠暗中查考太子，以索罪状。亏得金忠守正不阿，极力挽救，并愿以全家百口保太子忠诚，太子方又一次免祸……
朱高熙却从不死心，夺嫡无望，索性私选兵丁，暗储兵器，竟妄图篡逆。成祖朱棣至此渐渐有所察觉，于是把他改封到青州，并饬令就国。朱高熙仍以种种理由不肯听命，并且僭用乘舆车服，私自招募3千多人军队，终日在京城耀武扬威。其手下犯法被兵马指挥使逮住两人，准备惩治。朱高熙亲自冲进兵马指挥府，索人不成，竟从袖中取出铁爪，当场将指挥使挝杀！
朱棣闻讯很为生气，招问杨士奇该如何处置，杨士奇顿首谏曰：“汉王初封云南，不肯行，复改青州又仍不行，心迹可知，无待臣言。惟愿陛下早善处置，使有定所，促使父子恩亲，得以永世乐利”。朱棣至此还是有所犹豫，后又听说朱高熙私造兵器还漆皮为船，演习水战等，这才勃然大怒，立命召来朱高熙，大加训斥，且命将其囚禁，打算废为庶人。而在这关键时刻，恰又看出太子朱高炽的仁慈心肠。屡受弟弟构陷的他，非但不计前嫌，落井下石，闻讯后反而去见父皇，苦苦为朱高熙开脱、求情！
朱棣厉声道：“我为你计，不得不割除私爱，你反欲养虎自害么？”
太子却仍然流着眼泪，苦苦请求父皇开恩，饶恕弟弟。朱棣这才收回成命，只削去朱高熙两护卫，诛杀他几名手下，徙封山东乐安州，勒令其立刻就国。朱高熙再无法延宕，只好离京就国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刚愎的朱高熙终究还是改不了本性，至朱高炽儿子宣宗朝时，还是公然起兵造反，但很快就被宣宗亲征镇压。念其是叔父，故只将其押回京城软禁起来。后来宣宗还亲自到他居所去看望这个叔父，朱高熙踞坐在地，对皇上并不恭敬。宣宗少不了要斥责几句，不料当他转身打算回去的时候，朱高熙竟突然伸出一脚，把宣宗勾倒在地。此举自然惹动帝怒，他命令力士抬来一口三百多斤的大铜缸，将朱高熙盖于缸中。可这朱高熙也还真算条汉子，竟然在缸中奋力负缸，甚至将缸移动。宣宗索性命人堆上柴炭，点火熏缸。可恨复可悲的朱高熙，活活被烤成了乌焦巴弓的人干！
公元1424年，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北征途中，历经夺位风波的朱高炽终于如愿登上了皇位。
朱高炽甫一登基，便充分显示出其“仁”宗的本质。他下令为那些在其父皇靖难时因忠于建文帝而受罚的大臣平反，放还他们被株连、流放的家人，并复还魏国公徐钦原爵。他还屡次命令司法部门重新审决先朝重囚，有空还亲往同谳，发现冤抑，立即平反。
在他死前不久，仁宗还颁布了一份特殊诏令，进一步告诫司法当局要根据法律判决，并在宣判前，特别在宣判死刑前要复查对犯人的指控。此外，他禁止对犯人滥用肉刑，以及在惩处犯人时株连其亲属（叛逆等重罪除外）。他指责这些做法严重违背了儒家的仁爱原则和孝道伦理。
仁宗还大刀阔斧地改革了他父亲在位时耗费巨大的种种不当活动和工程等，比如停止郑和劳民伤财的屡下西洋活动，取消皇室征用木材和金银等商品的做法，代之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他还免除受自然灾害之人的田赋，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他还专门颁布一份诏令，要逃亡者重返故里，并免除他们所欠的赋税，在他们所在地登记后还免除两年同样的税和劳役。
此外，仁宗还派了一个以广西布政使周干为首的专门小组去调查某些地方的纳税情况以改革税制。他还非常强调对受灾地方要提供直接的救济，因此几次对大臣们反应迟缓或不直接减免民众税赋而是借给等，大发雷霆。
仁宗认为，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因此他任用贤臣的同时，还十分注意纳谏，要求大臣凡事应当尽言，“以正朕之不逮”。由于仁宗的积极倡导，当时廷臣上书直言政事者多而阿谀奉承者少，而仁宗也的确能做到倾听接受大臣们的正确意见。为了取得直率的评价和揭露贪污腐化，他还给予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还有夏元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
“绳愆纠缪”的格言。他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一些监察御史则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政绩，为官僚机构寻求合适的人才。
仁宗还经常对司法官员强调，国家要真正体恤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就必须清除赃官污吏。因而其在位期间，一旦发现官吏贪污害民，一律严惩不贷。这使得吏治明显清明起来。
仁宗即位后曾经对左右说过，今后他只知尽自己职责，别的什么都不想，一心励精图治，干一番利国利民的事业。然而天不遂人愿，公元1425年5月，从当世子开始，苦苦煎熬了30年才修成正果的朱高炽，登基仅仅10个月便突然暴崩。
因为死得突然，仁宗从身体不豫到“崩于钦安殿”，前后仅仅两天时间。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便“无疾骤崩”，而《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都只字未提其死因，时人乃至后人因此对仁宗之死猜疑不断。有说是暴病而亡的，有说是中雷击而亡的；还有中毒说和纵欲说，甚至是太子朱瞻基为早上位而密谋弑父说——我觉得，从太子当时和后来的表现来看，此说最不足取。而其它诸说也臆测为多。最合理的应该还是暴病而亡说。明仁宗向来肥胖，古代没有心电图、彩超和血压计之类，其潜伏的心脏病或高血压之类，突然发作致死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难能可贵的是，仁宗在临终遗诏中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仁厚之心：“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意思就是说，我这皇帝没干几天，也没有为人民带来多大的福祉，所以你们也不要劳神伤财了，陵墓等制度就都从俭吧。
同样值得肯定的是，其太子朱瞻基（宣宗）即位后，也能够理解并忠实遵照父皇遗诏营建了仁宗的献陵。他召来尚书褰义、夏元吉，对他们说：国家以四海之富葬其亲，岂惜劳费？然古之圣帝明王皆从俭制。何况皇考遗诏从俭建陵，天下共知，今建山陵，我认为应遵皇考先志，卿等以为如何？
蹇义等回答说：圣见高远，发于孝诚，这是对千秋后世都有益处的事。
于是，宣宗钦定陵园规制，并委派成山侯王通、工部尚书黄福总理修陵事宜。从洪熙元年七月兴工，到埋葬仁宗，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地面建筑也陆续于次年三月全部完工。
仅从建陵时间即可推知，仁宗的献陵确实应是相当俭朴的。故史上向有“献陵最朴，景陵最小”的说法。
古语云：盖棺论定。而史家对仁宗的定论是什么呢？
《明史》是这样说的：“当靖难师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济师。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然中遘媒孽，濒于危疑者屡矣，而终以诚敬获全。善乎其告人曰‘吾知尽子职而已，不知有谗人也’，是可为万世子臣之法矣。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汉代著名的文景之治）比隆哉。”
意思很明白，可谓相当推崇了。而民间对仁宗的看法也大抵如是。如当年明月在其《明朝那些事儿》中也有这样的评语：
“如果让这位明仁宗接着干下去，相信大明帝国一定能够繁荣兴盛，欣欣向荣，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命“这位厚道的皇帝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但他的义举将始终为人所牢记”。
信哉斯言。
但我仍有些保留。即上述评价对则对矣，多少都有些绝对。世间事多难预料，人性更是深不可测而变化无常。设若上天真的多给朱高炽一些寿命，也不必像其父成祖（65岁），或其祖父太祖（71岁），就让他多活个10年8年吧，在那君主专制的时代背景之下，当仁宗的地位日益稳固，权势日渐独大而种种内在和外在矛盾也必然日趋尖锐之后，他的性格会不会发生某种异化而不保晚节，即能不能一直“仁”下去，实在是很难说的事情。
史上的此类人物，可以说比比皆是。远的就不说了，还是比较一下其父亲和祖父吧，俩人都有在位时间较长的特点——
其祖父明太祖朱元璋（在位31年），起自布衣却灭亡元朝、统一中国，创下了不世之功。其功成名就后也曾整顿吏治，与民休息，轻瑶薄赋，兴修水利等，做了大量利国利民的好事。故史家称其“乘时应运、戡乱摧强，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然再观其执政后期，则“阴郁忮刻，屡兴大狱，滥杀功臣；创建特务机构……”大好功名，几乎毁于一旦。
仁宗父明成祖朱棣（在位23年），则号称永乐大帝，史家称其“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然其当权日久、皇位稳固之后，则日渐多疑好杀并设特务机构东厂，埋下了明亡的祸根。而且他好大喜功，一而再再而至五次远征漠北，也劳民伤财，大大耗竭了国力……
那么仁宗呢？多年之后，他会不会也蜕变、异化至乃父乃祖后来的状态，恐怕也还得两说吧？
从这个意义上看，仁宗的“薄命”，未尝不是件好事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