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第四军医大学王锦玲教授
王锦玲教授是国内著名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她长期致力于临床聋病、眩晕的诊治及耳聋机理和防治的基础研究，并将科研与临床相结合，形成专长和特色。她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医风严谨、细致、亲切、耐心，以解除病人疾苦为己任，深受患者信赖和赞誉。她为人师表，甘当人梯，因材施教，教学相长，重视思想品德和科学作风培养，充分发挥研究生潜能，全力促进研究生成材，被陕西省学位委员会评为省优秀博士生导师。任科主任期间，励精图治，艰苦奋斗，锐意进取，推进学科建设全面发展，以医疗为基础，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先导，以人才培养为重点，形成以耳聋诊治及基础研究、耳显微外科头颈外科为专长的科室特色，为学科全面建设较快发展打下较坚实基础。1995年科室被总后评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并荣立集体二等功，个人荣立三等功三次。1989年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90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退休后接受科室返聘继续参加门诊服务患者至今。2013年获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授予的“突出贡献奖”。2015年获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授予的“树人奖”。2019年被陕西省医师协会授予“德艺双馨医师”称号。
一
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即将进入九秩的王锦玲教授，虽然华发压鬓，眼角有了皱纹，但那种由内而外的优雅气质和溢于言表的慈祥神态，让她在从容淡定中散发出高龄知识女性特有的魅力。
65年的从医生涯，使王锦玲活出了风采，活出了诗意，活出了价值一数以十万计的生命在她的关爱下解除或减轻了病痛。
我是因病认识王锦玲教授的。一晃32年过去了，王锦玲依然出现在接诊医生的行列里，或在门诊或在病房，即使对登门询诊的病人也热情如故。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们口口相传，都知道王锦玲教授是个为病人活着的医生！
32年前，我作为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正在驻平凉某师准备全军两用人才现场会。听说总政余秋里主任和全军各大单位派人参加这个会议，兰州军区首长十分重视，司令赵先顺、政委李宣化亲自开会部署，副司令马伟志牵头抓落实。同时指定政治部副主任李月润和司令部副参谋长为组长，军训部部长宋步先和我为副组长，带司政后机关干部蹲在平凉驻军，保证各项具体工作一一落实。
连续两个多月加班加点，分配给我的会议文件全部就绪，十多年来经常发作的上颌窦炎却日趋严重，我被折腾得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后来见现场会的日期一时定不下来，我从平凉坐汽车去西京医院，想在那里作几天对症治疗，待病情好转后返回平凉参加会议。
1987年8月15日我到达西安。第二天陕西省军区宣传处处长王宗义、干事魏季棉和兰州军区宣传部理论研究室主任牛俊民、干事于建文陪我到西京医院耳鼻喉科看病，科主任王锦玲教授亲自接诊。王锦玲温文尔雅，轻声细语地问了我的病程和症状的每个细节，当即写了申请报告，让我去放射科拍X光片。
我们一行登上放射科四楼，我进去拍片子，其他同志在外边等候。我出来不到半个小时，一位男医生拿着诊断报告说：“可能是恶性肿瘤，已经浸蚀到眶底外延了。”我们四个人并排坐着，刚才还在说说笑笑，听医生说完像挨了一闷棍，其他人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的心顿时缩紧了。医生看我脸色不好，换了口气说：“病人是你吧？不要紧张！我们这是一家之言，你还得做别的检查。就算是癌症，早期手术也能根治！”
说得轻不要紧张，能不紧张吗？癌症！又不是长了个疖子！我听完脑子像抽了真空，思维瞬间凝固了。15年前在昆仑山麻扎达坂翻车，我有死过一回的经历。医生还在叮嘱，我已经恢复了平静。
电梯一直上不来，我谢过医生，咚咚咚地同大家从楼梯上下去，直奔王锦玲教授的诊断室。
王教授仔细看过放射科的X光片和报告，略微思考了一下说：“你先住进来，我们再安排进一步检查。”她说话时依然轻声细语，而且嘴角还挂着一丝安慰我的笑纹，只是眼神比接诊时有了不易察觉的变化。
8月18日，西京医院耳鼻喉科门诊给我做鼻窦CT检查，显示右侧上颌窦被软组织影填塞，眶下及鼻窦前内壁骨质吸收破坏。初步诊断：右侧上颌窦肿物待查。
8月19日我住进耳鼻喉科病房。经治医生郭梦和同护士长把我安排到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医院，开始经受可能是癌症甚至是死亡的考验。
环境能改变心境。住进病房，穿上病号服，看到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和病人，我觉得自己真的病了。中午胃口不好，本来可以吃8个包子，只吃了4个再咽不下去。天气闷热，心情烦躁，毫无睡意。尽管还没有确诊，但放射科的报告、CT的结论白纸黑字，恐怕不是误诊误判。一时间“癌细胞”像无数条蛆虫，钻进我脑子反复纠缠，逼着我不得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假如真是癌症，是早期还是晚期？如果扩散了，我是治疗还是放弃？老婆、孩子的生活靠什么维持？是继续留在兰州，还是回西安老家？我边想后事边估摸能活多久。若能再活5年，女儿大学毕业，大儿子考上大学，小儿子也该上高中了，到时我就是一伸腿眼睛也能闭上。如果癌症是晚期又该怎样安排？我父母过世早，弟弟日子紧紧巴巴，我撇下的孤儿寡母是靠组织还是靠战友？……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要给组织添麻烦，托付给牢靠战友可能是上上策……
命运如船，思绪如潮，到底靠哪个码头，一时间飘忽不定。这时候我才省悟，对于组织，你是之一，你倒下了，革命自有后来人；对于家庭，你是唯一，你倒下了，家就塌了。我在心里向命运抗争，为了老婆、孩子，老子也要多活几年！胡思乱想理不出头绪，翁同龢那副名联却从记忆深处冒出来了：“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我躺在病**，反复琢磨这副对联，仔细回忆我的病程，忐忑不安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我问自己，这个“上颌窦癌”的根子与15前的车
祸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在车祸中受伤的后遗症？我在肯定与否定中徘徊，思绪不知不觉回到1972年的中秋节。
那个中秋节的前的9月15日，我被从高原肺水肿的濒死状态中拯救出来。9月21日由阿里边境守防部队紧急下送到三十里营房医疗站，在那里继续接受治疗。9月22日，护送车在麻扎达坂发生车祸，北京吉普从海拔4200多米高的公路上翻滚下去，连续在下面两层盘旋路面上弹起来，最后在第四层盘旋路面的一堆大石头中间卡死了。石头堆离路沿2米左右，下面是70多米深的峡谷，从公路边探身看下去，真有点毛骨悚然、命悬一线的感觉！
我们一行四人被张昌奎副师长连夜救下山。六师医院拍摄的X光片显示，我左肩胛骨骨裂，右侧脸颊骨裂，左侧五颗牙齿松动，脸肿得像鼓起的热水袋。医生先给我消炎消肿，其他伤病回乌鲁木齐，让军区总医院治疗。
那一年我28岁，压根没把伤痛放在心上。半个多月后回到乌鲁木齐，脸不肿了，肩部疼痛缓解，在阿里高原同死神两次擦肩而过的经历成为往事，后来压根没再想过。我继续上边防，下部队，造文件，写文章，得空还钻到地下室，掏几本封存小说找个地方偷偷看。
1975年冬季，一场感冒让我患了严重的上颌窦炎，感冒痊愈后左侧上颌窦炎症消失，右侧炎症却日趋严重，昼夜通气不畅，只能用左鼻孔呼吸，面向左侧睡觉。医生看了多次，每次或滴几滴麻黄素，或吸一会儿鼻通药，再无良策可施。
1976年春季，右侧还是鼻塞，军区总医院耳鼻喉科张清波主任安排我作X光检查，片子显示右上颌窦有炎症分泌物。张主任是协和医院加强到军区总医院的权威，他建议我接受上颌窦穿刺治疗，抽出里面的脓液，把抗菌药注射进去，我当即同意。张主任亲自操作，第一次穿刺之后，症状明显减轻，通气也比以前顺畅，我以为病根挖掉了，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1976年11月，右侧上颌窦炎复发，浓涕不断，非常痛苦，接着右眼视力明显下降。李浩副主任给我做了中鼻甲部分切除手术，同时做了穿刺清洗，我的病情再次得到缓解。自此以后，我的病灶一直在穿刺一缓解一再穿刺中循环。十多年时间做了四五十次穿刺治疗，感觉时好时坏。到后来，一副假斯文的眼镜也迫不得已被架到我的鼻梁上。
1985年乌鲁木齐军区与兰州军区合并，我被调入兰州军区宣传部任部长。考虑到兰州医生不了解病情，我两次上颌窦穿刺，都是回乌鲁木齐总医院请张清波主任做的。最后一次做完还拍了X光片，返回兰州后忙于工作，没再同张主任联系过。
三个小时的胡思乱想，我终于从一团乱麻中找到头绪一一打电话给乌鲁木齐总医院张清波主任，请他同放射科商量，把我过去拍的上颌窦X光片寄过来，和西京医院的X光片进行对比。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301医院陪护过两位首长，掌握一些临床常识，知道恶性肿瘤病程短，良性肿瘤发展慢。两年多过去了，如果乌鲁木齐总医院拍的片子和西京医院拍的片子差异不大，那说明右侧上颌窦内的肿物可能不是致命的癌，而是别的什么东西。这么一想，我像溺水人抓住了一根稻草，马上就想找王教授报告。
我刚穿好衣服，听到有人敲门。门一拉开，王教授带着两位医生进来了。
二
王教授问我中午休息了没有，我如实回答，之后迫不及待地报告中午回顾脸部受伤和后来治疗鼻窦炎的详细过程。王教授和两位医生不肯坐，一直站着听我讲完才说，如果有几年前的片子比照，对现在诊断肯定会有参考价值。上颌窦穿刺还得再做一次，从窦腔内取出一些组织进行病理检查，病理报告是诊断的基本依据。接着，她详细询问了我的生活习惯和家族病史，嘱咐我要少吸烟，最好把烟戒掉，吸烟会影响治疗效果。
说到这里，我真的感谢王教授在我戒烟上花费的心血。那天我虽当着王教授的面答应戒烟，实际上并没有下定决心。那几天正在为病受煎熬，香烟成为我减轻精神压力的依赖，有时候每天要吸一包多，晚上睡不着也是靠吸烟打发时间的。后来王教授查房闻到烟味，又提醒过两次，我表示把随身带的烟吸完，就下决心改掉这个恶习。
王教授哪里知道，对我这个有18年烟龄的人来说，烟可不是说戒就能戒掉的。有道是“跟着先生上学堂，跟着秃子当和尚”，我本来不吸烟，是在新疆军区战胜报社一位副科长的“教唆”下上瘾的。
那是1969年10月，军委战备命令下达后，军区前指进入指挥坑道，报社那位副科长同我谈得来，对国家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他有空就到我办公室吹牛，这位老兄烟瘾特大，一上午吸十多支烟只用一根火柴，临走时烟灰缸只有一个烟屁股，他是一根套着一根吸的。坑道的房间只有10平方米左右，我每周累计有两天是在他的烟雾笼罩中度过的。开始他给我吸“中华”，这是中国最好的烟，我连想都没想接过来就吸。说来奇怪，从吸第一口烟开始，我从来没被烟呛过，不知不觉中上了瘾。那老兄见我有了烟瘾，开始玩起心眼一左边口袋装“中华”，右边口袋装“牡丹”。每次到我房间先给我递支“牡丹”，趁我不注意时把手伸进口袋拿“中华”吸。再后来他还是从口袋摸“中华”吸，给我的烟却换成了“大前门”。把戏被我识破后，他见我烟瘾大了，索性耍赖不给我烟吸了。“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有了烟瘾，老向别人伸手不好意思，我只得自己买烟吸。纳赛尔说过，戒烟像和情人诀别一样艰难。
我没有纳赛尔的体验，但想到王教授苦口婆心地劝导，我终于下了烟戒的决心。当时也琢磨过，如果真是癌症，我就多买几包大“中华”，好好过过烟瘾，死了也值；如果不是癌症，就坚决戒掉，至少能省一副棺材钱。
一天上午，王教授领我去耳鼻喉科检查室复查，已经退休三年多的刘乾初教授在仪器前等着。刘教授是科室的前任主任，王教授等刘教授检查完我的鼻腔、喉咙和两侧耳膜后说：“各项检查结果出来后，科里要组织讨论，医院可能安排大会诊。要不要手术，根据会诊的情况再作决定。”
刘教授只问了我一句：“你还在吸烟？”我点点头红着脸出了。
我的上颌窦穿刺是王教授亲自做的，因为在乌鲁木齐已经做过多次，我几乎没有疼痛的感觉。做完穿刺，王教授把从窦腔内取出的组织送到病理科做活检。我清楚这是确定腔内肿物性质的关键环节，连续两天坐卧不宁，等待病理检查结果。这时候我已作了最坏的打算，王主任每天都会安慰我，但我烟没少吸。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熟人来医院探视时，我常说些大话给自己壮胆，诸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杜_半夜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等等，尽量装出天命难逆、顺其自然的样子。
病理报告出来了，具体怎么写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王锦玲教授一脸喜色地告诉我，可能是个良性包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拿过病理报告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上面没见一个“癌”字，我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连续说了几个“太好了，太好了！”
此后几天，王教授亲自领着我到有关科室做检查。颌面外科周教授很直爽，他在一个人脸模型前比划着说：“现在科技发展了，硅胶材料可以恢复人脸的原型。如果脸部术后需要修复，可以用硅胶材料填充。你看，这个模型与真人脸有啥差别？”周教授的开朗和乐观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眼科主任蔡教授年纪偏大，文质彬彬，先让护士检测了我的视力，而后用仪器仔细看了我的双眼，又问我为什么要戴眼镜。我告诉蔡教授，我两只眼睛原来的视力都是1.5，1976年右眼视力越来越差才配的眼镜。蔡教授对王教授说，可能是上颌窦的肿块顶到眶底了，估计手术后视力会好转。
几个科室的检查都没有确定是恶性肿瘤，也没有确定是良性肿瘤，这时候我就特别注意观察王教授说话的语气和神态，从中作出对病情的判断。就在我综合各项检查结果，感觉越来越好的时候，来医院探视我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时候我才知道，兰州军区机关和一些部队领导都听到了我患癌症的消息。来探视的同志除了军区领导、机关干部，还有总部机关、新疆军区、二十一军、四十七军和陕西省军区的领导。来探视的同志中，有的说话委婉，有的说话坦率，但意思基本一致：作最坏的打算，盼最好的结果。人多嘴杂，使我心乱如麻。这些看似安慰又近似诀别的话，使我的精神处于“善意叮嘱又蕴含无奈”的刺激之中。我进一步作了最坏的打算，同妻子孙兰开始商量身后需要安排的事情。
一个星期后，乌鲁木齐总医院把我1985年拍摄的上颌窦X光片寄过来了。王主任看过片子，露出笑容对我说：“两年多变化不大，看样子很可能是囊性增生，我们还要让放射科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王尔贵副教授同郭梦和医生把过去的片子和西京医院的片子作了对比，也认为变化不大。
虽然对右侧上颌窦的肿块性质尚无定论，但王教授查房时的神情变化我能捕捉到。有一天陕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蒋金锵来病房探视，王教授正好在现场。她把蒋主任叫出去说：“从病程发展的时间看，不像是恶性肿瘤，也没有发现转移病灶。我们准备了两种方案，病人的预后不会有多大问题。”
王教授离开后，蒋主任对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昆仑山车祸中能死里逃生，这次能把病根挖掉，也算是因祸得福！”
蒋主任的话让我感动。哀莫大于心死，我的心还活着，又何必自寻烦恼呢！蒋主任离开后，我口占五绝以明心志：
秋云报岁寒，雁阵向江南。
百岁梧桐树，春来绽秀颜。
这一夜，我睡得很踏实。
三
王教授请示医院为我会诊的报告得到及时回复，我在十分焦虑又不得不耐心等待中听候通知。王教授告诉我，组织相关科室给病人会诊，是集思广益、攻克疑难病症的重要举措。这种会诊通常由院机关协调，院领导主持，参与会诊科室的专家事前必须详细向我了解病情，以便提出意见，让我有个思想。
会诊之前，我差不多每天都要接受相关科室教授的询问和检查，王教授则有条不紊地进行会诊准备，等待医院通知。
这期间我在与科内医生交谈中陆续知道了一些王教授的家庭背景和从业经历。
王锦玲祖籍广东南海。1922年父亲调到上海一家商业银行分行工作后，举家迁沪定居。由于敬业勤奋、家风清正，王家9个子女全部考上大学，成为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在家乡被传为佳话。王锦玲在上海出生成长，1950年考入南京大学医学院。1951年该院改制为第五军医大学，王锦玲于当年9月参军，因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工作。1954年第五军医大学与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合并，王锦玲被分配到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工作。
一个文静素雅的江南女子，告别十里洋场和六朝古都，开始了她在大西北的戎装生涯，担当起救死扶伤的重任，用青春年华铺成台阶，一步步地攀登医学高峰。从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来到关中平原的黄土沃野，王锦玲经历了环境气候的洗礼，也经历了信念意志的考验。当年一起入学的一些同学调回宁沪工作时，意气风发的王锦玲已经在眺望西京医院耳鼻喉科的未来，在四医大的一片沃土和一代宗师姜泗长教授及刘乾初教授等老师的雨露哺育滋养下，在追求、实现她人生最大的心愿一做一名能解除病人疾苦的好医生！
这些不仅增加了我对王锦玲教授的敬佩，也增加了我对她父母的敬重。我不禁心生感慨：“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若望子女成龙成凤，不教子女读书用功，到头来只怕是一场黄粱梦。
那段时间也是我观察王教授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的日子。在我眼里她上班早下班晚，有时候我晚饭后从外面转悠回到病房，她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后来我才知道，她撰写了300多篇论文（其中作为第一作者创作的有98篇），担任20多部专著的主编、副主编，参与9份专业杂志的编稿审稿工作，为4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修改毕业论文，这些大都是在临床工作以外挤时间完成的。有几次看到她晚上抢救病人，白天仍然照常上班，我不由自主地想，假如我真的得了癌症，我在遗嘱里一定要子女将来当医生，王锦玲教授就是他们的楷模。
当然，感慨毕竟代替不了治疗，但耳闻目染、观察思考强化了我对王教授做手术的信心，我期盼早日会诊，早日手术，早日解脱。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87年8月30日，李开宗副院长主持有耳鼻喉科、眼科、颌面外科、放射线科等科室专家参加的校院内大会诊。我认为自己是唯物论者，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无论会诊是什么结果都能坦然接受，希望王教授批准我旁听会诊。王教授婉拒了我的要求，同意陪我的干事黄富强旁听。两个多小时后黄富强回来告诉我，专家会诊确定，先行右侧上颌窦探查术，如系良性，由耳鼻喉科做根治术；如系恶性，眼科、颌面外科参与手术。下班前王教授又对我讲了会诊的结果，大意是专家们不排除右侧上颌窦处是恶性包块，但病程时间长，眶底浸蚀范围没有明显变化，认为良性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王教授离开后我反复琢磨，看来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只不过良性的可能性要大于恶性的可能性。可能来可能去，还是模棱两可！我有些泄气。
黄富强要返回平凉参加两用人才现场会，军区宣传部南远景干事到医院照顾我。小黄离开时，我给赵先顺司令和李宣化政委写了一页纸的信托他呈上。信的主要内容就两句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谢谢军区首长关心，后事听从组织安排，保证不添任何麻烦。
四
还是大仲马说得对：“命运的转机总是在最绝望的逆境中突然到来的。”1987年9月1日这天，可能就是我命运逆转的一天。
上午王教授来病房对我说：“手术定在9月3日。你放心，手术由我和王（尔贵）副教授做，老主任（刘乾初）在台前坐镇。”之后她还说了一些安慰话，笑眯眯地出了病房。王教授离开后，我和孙兰都很高兴，不管结果是好是坏，压在心上的石头快落地了，我有迷途中看到一缕晨曦的感觉。
女儿、大儿子远在新疆，小儿子因为开学返回兰州，只有孙兰在病房陪我。我俩商量明天把黄富强、南远景叫上下馆子，吃饱喝足再上手术台，话刚落音，黄富强、南远景来了。他俩住在陕西省军区招待所，离西京医院挺远，来回坐公交车。好在那时路上不堵，有一路车直达西京医院，单程20分钟左右。我让小南给军区宣传部理论研究室牛俊民主任打电话，告诉他我手术的时间。我是被牛俊民、于建文送进病房的，他们对我的病一直很关心，不告诉他们我过意不去。
9月2日下午，陕西省军区政治部蒋主任在宣传处处长王宗义陪同下来病房看望我，说他们已经知道我的手术时间，晚上省军区政治部为我置酒壮胆，祝愿手术顺利成功，我欣然接受。
当天的晚饭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特别忘不了那只一尺长的甲鱼。甲鱼是延安军分区王德甫参谋长带来的，除了一只大的，还有十多只小的，最小的也有一个巴掌大。常言道，酒不醉人人自醉。那天晚上我在脚踩生死门槛的感觉中放胆举杯，差不多喝了半斤多茅台，到了墙走人不走的境界，最后，被南远景、黄富强和省军区宣传处的魏季棉干事架上汽车。
南远景把剩余的甲鱼养在大水桶里，每天在招待所炖一只带到医院。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这些甲鱼为我康复补充了元气，注入了活力。而今忆及当时，蒋金锵主任、王德甫参谋长、王宗义处长仍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常想起古人的两句话“施恩图报非君子，知恩不报是小人。”
人，没必要记住你帮过别人，但要牢记别人帮过你。不忘人之恩是有良心，忘记人之恩是白眼狼。何况像王锦玲这样给予我第二次生命的医生们，像在生死未定之际帮我提振信心的战友，他们的高尚情操让我永远难以忘怀。
9月3日上午，王宗义处长和南远景、黄富强、魏季棉等几位干事，是在手术室门外陪着孙兰度过的。在等待命运宣判的两个多小时里，他们都相信善有善报，都相信我会逃过一劫。
上午9点钟，我的手术由王锦玲教授和王尔贵副教授亲自主刀，刘乾初老教授参与指导。虽然术前检查右眼眶下缘及上颌窦腔顶外上壁有骨质缺损，诊断为可疑肿瘤，但两位教授还是选择微创手术，未从鼻右侧面部切口，也未从眼部开径，而是从上唇内右侧切口，细心彻底清除窦内病变组织，未伤及眼部组织。
这种手术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空间狭小，视野狭窄，难度很大，但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术中发现右侧上颌窦腔填满软组织，呈息肉样、囊肿样组织，分离时流出大量棕色似油脂样闪亮**，部分呈干酪样，囊壁主要附于上颌窦外上顶壁，摘除后可见眶下缘骨壁大部缺损，边缘不整齐，上颌窦顶外上壁亦有骨质缺损，显露眶内容物表面光滑。术中冰冻病理检查，右侧上颌窦豆渣样物，大量血细胞中可见胆固醇结晶及炎性囊性坏死组织，未见瘤细胞。术后病理报告显示此为黏膜组织慢性炎症，并肉芽组织伴坏死、出血囊性病变、胆固醇结晶。报告结果排除恶性肿瘤可能，与临床所见相符，考虑可能为以前外伤骨折后形成的出血性坏死性炎性假瘤。手术后诊断为：右侧上颌窦囊肿及慢性上颌窦炎（出血性坏死性）。
当我被人从手术台上唤醒后，看到几位教授眉开眼笑，心里明白了八成，但术后出现的复视让我看不清大家的真切笑容。王锦玲教授高兴地说：“是囊性增生，不是恶性肿瘤。”我听完一骨碌爬起来想下手术合，被王尔贵副教授摁住了。我努力控制自己，没有流露出失态的表情，但流进心里的泪水是滚烫的，那一刻我记得自己只会说“谢谢”两个字，其余的话都被哽在喉头的热流堵住了。
手术室门外，孙兰和守候的同志早已从冰冻病理报告中知道了结果。看到我被推出手术室，争着同我握手，祝贺我让死神的希望落空！祝贺我没有让癌症的企图得逞！
中午给我的病号饭是流食，我听说其他病人吃包子，坚持不吃流食吃包子。护士长先给我拿了3个，我一眨眼吃完了，后来又拿了6个包子，总算满足了我的食欲。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活着真好！包子真香！
当天晚上，先是李宣化政委的秘书杨信宏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后来李政委又亲自给我打电话表示慰问，嘱我安心治疗，不要急于出院。平凉现场会结束后，军区领导先后来医院探望我。参加现场会的总政郭林祥副主任是我在新疆军区工作时的老政委，因为回京参加会议来不了医院，特意委托总政宣传部邵华泽部长代表他到病房探望我。我向他们一一介绍了王锦玲教授的医术医德，大家都为之感动。
自此以后，王教授安排我在病房里接受长达一个多月的恢复治疗。其间左下肢曾发生过静脉炎，走路不方便，南远景每天推着轮椅送我去做治疗，有几次还把我推到兴庆公园散心。为了节约开支，黄富强离开后，南远景从住两人间改为只住一张床，每天穿梭于招待所和西京医院，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看到招待所有我喜欢吃的菜，总要给我打一些拿到病房里来，自己常常因赶不上吃饭时间而饥一顿饱一顿，给我留下了宅心仁厚的深刻印象。
王教授对我手术后的治疗更是关心备至。她见我右侧下鼻甲骨形增大，恐影响鼻窦内下方的对孔处引流，于10月6日同王尔贵副教授又对我做了右下鼻甲前端部分切除术。手术中经纤维鼻内镜观察，鼻窦腔内黏膜光滑。第二次手术对孔保证了上颌窦术后引流通畅，从此再未发生过病情反复。
有一天，四医大陈景藻副校长邀我一起观摩气功表演，我顺便谈了对王锦玲教授的印象。陈副校长说：“她是我们的一面旗帜！”陈副校长是留苏博士，又是理疗专家，他这句话是对王锦玲教授医术医德的高度概括，我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几年，王教授每年都要我做术后复查。1991年，我调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前，最后一次去西京医院请王教授复查。她开玩笑说，新疆山高路远，再也不能翻车了！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王教授敬畏生命，关心病人，对业务一丝不苟，几十年忘我工作，这使她的身体一度处于透支状态。
2002年，年逾古稀的王锦玲教授因汇编全军会议材料，连续多日伏案工作，以致出现股静脉血栓进而形成双侧肺栓塞，这是一种极为凶险的疾病。王教授呼吸困难，生命垂危，住院后经溶栓治疗和自我调理终获重生。她将自己的感悟告诉人们，病人也可以是自己最好的医生，只要积极配合医生，像战士一样主动参与治疗疾病的战斗，就能多一份治愈的可能。
人一辈子生不由己，死不由己，生与死之间的岁月长短因人而异，但总要经历这样那样的事，总要结识这样那样的人。有的人将被岁月湮没而远逝，有的人将被镌刻在心头而永存。
32年过去了，岁月模糊了我对许多往事的记忆，“王锦玲”三个字却被年华打磨得光鲜锃亮，深深嵌入我的心底。王锦玲教授不愧是军队的功臣，不愧是国家、军队科技进步奖的多次获得者，不愧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不愧是陕西省“德艺双馨医师”的获得者。在庆祝共和国70周年华诞之际，祝福王锦玲教授及其丈夫芦瑶先生瑶草不谢，翠柏常青！
2019年9月26日
（2019年10月7日发表于“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