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说过，曾国藩善于察人，在什么人面前，知道怎么样去应付。在道光皇帝眼中，他是一个笨拙的人，可在咸丰皇帝眼里，他是一只扒了皮还能溜走的老狐狸。事实证明，咸丰皇帝看人也很准，曾国藩就是一只老狐狸。
曾国藩在长沙这么一闹，闹出了一个“曾剃头”的骂名。咸丰皇帝听了，心里倒也解气，你不是理学名士吗？你不是会办事的忠臣吗？
正要下旨严办曾国藩，传来消息说，曾国藩带着那些招募的兵勇，到衡州去了。咸丰皇帝一听坏了，不能严办啊！当下太平贼寇闹得那么凶，不少朝廷命官都投靠了贼寇，有的还带着不少兵力直接投靠的。
这时候要是再下旨严办曾国藩，等于逼狗跳墙，要是把曾国藩逼得投靠了太平贼寇，那朝廷可就丢脸丢大了。一旦曾国藩投靠了太平贼寇，以他的名望和声势，势必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别说江南几个省，就是大清的江山也岌岌可危。得先稳住，找机会再严办。
就是因为咸丰皇帝投鼠忌器，所以几次曾国藩寻找理由抗旨，咸丰皇帝都无法杀他，最多骂几句，逞逞嘴皮子上的威风，不敢过于逼急了。
曾国藩不是不想出兵，他只是觉得条件不成熟。好友的亲家的殉国，他正伤心呢，皇帝下旨又来骂他了。别人可以不理解，你皇帝高高在上，都无法纵观全局，对我不理解，这样的皇帝，本事还不如你爹呢！想要我敬重你，门都没有！
接到咸丰皇帝的严苛之旨后，曾国藩毫不害怕，满肚子的委屈和气愤，全都爆发出来，他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上了一封表面上诚恳、实则强硬非常的回奏。他说: 微臣有数条，不得不逐条陈明: 一、起行之期，必俟解炮到楚。臣所办之战船，新造者九十号，改造者百余号，合之雇载者共四百号，可于正月中旬一律完毕。惟炮位至少亦须八百尊，乃敷分配，计算正月之末，总可陆续解到。
二、黄州以下，节节有贼，水路往援之兵，不能遽达皖境。臣奉命由水路前往，阻隔黄州一带，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
三、三省合力防堵之说，系臣骆秉章与臣函内言之;四省合防之说，系臣江忠源与臣函内言之。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亦不及此，此系吴文镕、骆秉章、江忠源三臣之议论。然舍此办法，则南数省殆不可问矣。
四、饷乏兵单，微臣竭力效命，至于成效，则不敢必。臣以丁忧人员，去年奏明不愿出省办事，仰蒙圣鉴在案。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烂，不敢避谢。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且贼势猖獗如此，岂臣区区所能奏效。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
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 ，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土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人世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
这封奏折很长，这里只是摘录。奏折要点有四。一个是他确实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二是咸丰的指示不符合实际情况，长江沿岸，到处都是太平军，“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三是辩白四省合防论不是我自己的看法，而是这几个省的总督巡抚的一致意见。
最后一条，则是对咸丰表明自己的心迹。曾国藩说，我当初本在家守孝，是你硬让我出山。我出来带兵，本来就没有经验，处处都是困难，所以不得不再三准备。如果你现在非逼着我草率出兵，我肯定会失败。与其失败之后，你治我“大言欺君”之罪，不如现在就被你治罪吧？
这份奏折里，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你别总骂我，我如今是带兵的将，不是你手下的二品文官，任由你捏来捏去的，不懂别瞎指挥。
敢这么跟皇帝说话的，大清的历史上没几个人，即便是有那么一两个，都不得善终，被皇帝给收拾了。
曾国藩能够这么大胆的违抗圣旨，主要是揣摩透了咸丰皇帝的心思，知道皇上的忌惮之处，对他无可奈何。
古语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我是大清忠臣，可是你也别逼人太甚，你以为你是谁呀，当你是圣祖康熙皇帝呢？
曾国藩想得很明白，只要他手下有兵将，有实力，咸丰皇帝就不能把他怎么样。凭他现在的势力，比一个总督都牛逼，要不然的话，以前对他不理不睬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如今对他说话都显得非常客气，为了表示原来在长沙的照顾不周，还特地让人送来白银一万两作为军饷。
这人呐，一旦有了兵权，腰杆子硬了，别人才不敢小看。如今的社会也一样，没钱的人被人瞧不起，有钱了，腰杆子就硬，大把的人围在身边巴结。
人是很势力的，从古到今都一样。
曾国藩算是看明白，也理解透了，他尝到绝对控制的兵权带来的甜头，所以在他的后半生，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肯放弃对湘军的控制权，甚至不惜与慈禧对抗。
所以，如今在公司企业中生存，要想和上级对抗，你得有绝对的资本，否则吃亏的就是你。
经过近一年的训练，湘勇完全可以拿得出手了，而水师也具备了一定的作战力。曾国藩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要好好打一战，这一仗非同小可，他必须打出湘军的威风来，打给皇上看，打给满朝文武大臣们看。
他该怎么打呢？（预知后事，请看下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