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小红死于车祸。
小红她那美丽的面庞到了最后一刻被弄得惨不忍睹，据说在追悼会之前曾十二分地为难了整容师。
那汽车不仅撞倒了小红，而且用轮子压向她的头部。一个柔弱女子的脑袋在一般情况下是无法与重型汽车的前轮相抗衡的，小红就只好死于非命。
小红像无数死于车祸的人们一样，死了也就死了。那置她于死地的司机据说是一个比她还要年轻的男孩，技术不行，而且疲劳驾驶。他的驾驶技术太差和在没睡醒的情况下行车成了小红直接的死因。小红本和他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死得实在是冤枉。那小司机也许吓出了一头虚汗，也许并不十分在意，反正他也并没有因为轧死小红而去坐牢，据说是他爸花了钱的缘故。问题在于即使他坐了牢小红也并不能复活，所以小红的亲人也就并没有十二分的坚持要那小司机去坐牢，况小司机的爸爸十分有钱，并且十分会“来事”。
倒是小红的丈夫痛苦得死去活来。这个名叫志坤的小伙子不仅在小红遇难之后抚尸痛哭，捶胸顿足，恨不能陪他心爱的妻一起走进焚尸炉，而且在小红火化之后半年时间里神情恍惚，动辄下泪。对丧妻做出如此这般反应的年轻丈夫如今已经不多见。故而他就感动了小红的母亲也感动了小红同父异母的妹妹小丹。后来小红的妈妈就决定让小丹续嫁给志坤。据说志坤是因为有了一个比他小十几岁、容貌酷似小红而且善解人意的新娘子才逐渐地走出了恍惚，这个过程竟然还长达两年。可见志坤与小红感情之深之真。
（1）
第一次见到小红的时候我才七岁多。
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对自己七、八岁时所经历的事情能记起的已经不多了，但我对小红第一次的印象却是历经岁月的磨蚀而不灭。也许岁月会对某些细枝末节做一点儿修改，但大的方面却不会有什么改变。
那时候的我是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跟妈妈来到她的姥爷我的“老姥爷”家，我经常会钻到他们家的“楼上”。所谓的“楼”，是指“老姥爷”家宅院最深处的大瓦房的半空中所隔的一层木板。木板上面是堆放杂物的，也可以称作阁楼，大房正门侧后有一梯子可供我上下之用。这个虽显低矮但面积却很大的阁楼对于七岁半的我来讲，也就算得是一个新奇的小世界。那时候我家作为三门峡库区移民，因为经历了往返陕西、宁夏的大迁徙，已经弄得家徒四壁，仅“老姥爷”家阁楼上堆积的杂物就已经让我觉得他们家很富有。起先，我对“楼上”的一切都感兴趣，这里看看，那里摸摸，将旧衣物旧棉絮拍打一下弄得灰尘飞舞呛得自己直咳嗽，翻进高大的木板粮囤里脱成光屁股而且将干瘦的屁股蛋儿拍得“吧叽吧叽”响，表现出一种幼稚的潇洒和潇洒的幼稚。后来我对“楼上”的兴趣就都集中到了两个油漆早已斑驳脱落的木箱子里了，因为这两个木头箱子里全是书。我妈的姥爷家也算是书香门第，我那位很老很老的“老姥爷”在他的盛年里不是举人至少也是秀才。
那木箱子里的书自然是没有多少我能看得懂的。但也许是命里注定将来长大了也要舞文弄墨的缘故吧，幼时的我就对书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就像我六、七岁时就会下象棋而且可以和大人们较量一番那样，在啃书本这件事上我也有良好的天分。翻检那书箱的结果，是我终于找出了几本深浅程度大致如《水浒》、《西游记》一类古典白话小说之类的书，虽然还有许多不认识的字需要跳过去，但逐渐就能读得津津有味了。那里面有“三言二拍”之类，有些章节也能把我这样的七岁男童看得心惊肉跳，甚至有时也能让我那一寸长的小鸡鸡变得硬梆梆的，大脑里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
“春，春哎——”我妈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一会儿看不见我她就会到处找，并且扯着嗓子叫。有时候我在“楼上”借着房顶的一块玻璃“明瓦”透进来的亮光看书看得入迷，我妈挣破了喉咙我也不吭声，常常就会把我妈急得出一头汗。
“春，春哎——”这一天我也正看到要紧处，妈又在院子里扯开嗓门吼我，“春，春哎，你看谁回来啦！”妈的声音很兴奋。她兴奋的声调对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如此的声调有时就伴随着好吃的、好玩的、让你感兴趣的或者是你曾经久久企盼的。
“哎——”我在“楼上”赶忙答应。
“你在哪达？”
“我在‘楼上’！”
“你快下来！”
“下来做啥？”
“你二老舅回来啦！”
“我来啦！”
刹那间，“老姥爷”家的阁楼上和院子里就充斥了我们母子的高叫声。
我急忙从“楼上”连滚带爬地下来，弄了满身满脸的黑灰，像舞台上的花花脸尉迟敬德。
“叫，叫你老舅。这是你二老妗子。”我妈一手扯过我的胳膊，一手就急着给我擦脸上的黑灰，一边还向我介绍站在我面前的一对衣着整洁的人。
我的“老舅”就是我妈的舅父，按照别的地方的叫法，也就是我的“舅爷”。这位我的二老舅以及他的妻子我的二老妗子都是在外头工作的人，平常不在家。我打量了一下他们，发现被我叫做“老”什么“老”什么的这俩人都不“老”，二老舅顶多比我妈也就大上个三、五岁，二老妗子跟我妈的年岁也差不多。二老舅是我外祖母同父异母的弟弟，确也比我妈大不了多少。他清瘦，高挑个儿，戴一副白色镜框的近视眼镜，衣服是一种干净的颜色（白的？灰的？浅蓝的？我都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很干净很干净，而且比较浅，比较亮）。我那位二老妗子也正经显得年轻漂亮，脸是鹅蛋形的，白净，柔嫩，眼睛特别特别大，双眼皮，眼珠子乌黑。或者换一种说法，她漂亮得让我都不敢正眼看她（这是一种小小男人的感觉，我后来长大了回想起这种感觉曾经怀疑自己是不是从小就挺流氓）。
“咋弄得这么脏？”二老妗子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无地自容。七岁半的小男子汉已经懂得什么叫做自尊了。我当时差点儿就要仇恨这个不过因为自己漂亮一些干净一些就自以为是的女人了，幸好她及时地给了我必要的亲昵并且亲手给我把脸上手上的污垢洗干净，从而奠定了我对她一辈子的好印象的基础。
“长高了一截子。”二老舅评价我说。我以为他的话比二老妗子的话要让人好接受一些，因而他也就比二老妗子高明一些。
“这是小红。”妈介绍说。
我这才注意到二老舅、二老妗子身后不远处厦房的檐台上面，还站着一个怯生生的小女孩子。这小女孩三、四岁的样子，像二老妗子一样的大眼睛、双眼皮，像二老舅一样的鼻梁笔挺、眉清目秀。这是当时他们唯一的孩子。说实话，对于只有七岁的我来说，见到如此漂亮的小女孩还是第一次！她脑后的两根小辫让二老妗子给扎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好看，还装饰了一对红绸子的蝴蝶结，衣服也得体美丽，但不艳乍。这样的小女孩在农村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当时仅有七岁半的小男子汉春（也就是我）的小眼睛绝对是闪了一次光，原因就是他看到了漂亮的小女孩小红。第一次看见小红的深刻印象也许要伴随春（也就是我）的记忆一辈子。这也是一件毫无办法的事情。
其实，我在见到小红这位漂亮的小女孩之前，也曾经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六岁的我在黄河北岸、毛乌素沙漠西部边缘宁夏自治区陶乐县那个荒芜的地方读小学一年级时，就有两个三年级的大姐姐把我诱哄到屋里，关上门，让我和她们一起玩一种很原始也很刺激的游戏。那时候我就象征性地当了一回男人，而且当得有几分流氓样。两位姐姐先是夸奖我的那东西大，好玩，然后在她们玩腻了时候又毫不客气地开除了我。我不知道离开我以后她们还会怎样玩，因此很有几分遗憾和不满。特别是当我从那间玩游戏的房间里出来时，有一个邻居的老女人很恶毒地看了我一眼，并且说：“人家不要你啦！”朝我很轻蔑地嗤了一下鼻子，让我觉得很屈辱。
“甭看你比她大，你把她叫姨呢。”我妈说。
小红是我的一个小姨姨。这件事情也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2）
小红的爸爸，我的二老舅名叫魏作臣，他上过战场，参加过抗美援朝，但他实际上是一介书生，他是部队的文职人员，并没有亲手和美国鬼子枪对枪刀对刀地干。据他自己说，别人去打仗时，他就在前方的掩体里甚至在远离枪炮的后方的军营里蒙头睡觉，有时还给耳朵里塞上棉花。他只是在战斗的间隙里为志愿军官兵上文化课。不过他毕竟也算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他也拥有一、两枚级别比较低的军功章。从部队转业以后，他被分配到地方上的民政部门，在以奇险称雄天下的西岳华山脚下从事对盲流人员的收容工作。他工作的单位小小的，名称叫做“收容站”，位置就在华山火车站的附近。
我妈隔三岔五就要带着我去那个收容站拜访二老舅。
我妈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去拜访这位二老舅，是出于一种感恩的心情。那个时候，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在曾经经历过的关乎生死的关头，这位二老舅曾经倾尽全力接济过他的外甥女。我妈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如下的故事：一九六〇年，迁移到宁夏陶乐县的三门峡库区移民无法忍受饥饿，自发地然而也是不屈不挠地从宁夏往陕西故土逃亡。妈背一阵抱一阵带着不足六岁的瘦弱不堪的我也加入了逃亡的人流，在兰州火车站与我们村里一个名叫“冬儿”的妇女相遇。妈看见冬儿只带了四岁的儿子而没有抱正在吃奶的女儿，就问了一句：“冬儿你把那个碎的（小的）呢？”冬儿放声大哭，说是：“我养不活两个就把碎的撂啦！”妈当时除了陪着冬儿流泪之外还掏出二斤粮票给了她。这件事过去十几年几十年之后，那位冬儿婶子还一直念念不忘妈给她的那二斤粮票，说是妈对她有救命之恩。而那二斤粮票只不过是二老舅接济我妈钱和粮票的组成部分。
每次妈要带我去华山脚下的收容站，我都十分雀跃。这不仅仅是因为在二老舅家可以吃到可口的饭食，还因为他们家有个漂亮的女孩魏小红。不知为什么，自从在“老姥爷”家第一次见到小红之后，我就无法忘掉她。
这是一个桃红柳绿的季节。华山在每年春季有一次庙会，华阴的老百姓都爱在这一天去“朝山”。妈也特意带着我去玉泉院给陈抟老祖烧香，到挤得水泄不通的陈抟庙里去摸一摸这位石头雕就的沉睡千年不起的老祖的肚子。原因是我打小因为营养不良造成肠胃不好经常肚子疼，人们都说自己身上哪儿疼就摸一摸陈抟老祖的哪儿，这法子能包治百病。摸完了神仙的肚子，自然要去收容站，我妈主要是去看她的舅父舅母，而我的心里主要是想去看小红。
在我的印象中，这个时期的二老妗子对我们母子的频频光顾并不是十分欢迎。
“你去给咱做饭。”这个名字叫做梅琴的漂亮女人每每用懒洋洋的声调吩咐我妈。她脸上的笑容像是硬挤出来的，比较勉强。她这时候已经怀孕了，肚子一天大似一天，行动不便。
“对。”妈总是答应得很痛快，丝毫没有受人冷落或寄人篱下的不快，而每当在饭桌上二老舅极力地夸奖妈的面条擀得薄切得细时，妈总还能露出一些略带羞涩的笑容。
那时候的我其实也是相当胆小、相当腼腆的。每每见了比我小四岁的小姨姨魏小红，我只敢怯生生地望着她，陷入一种既想接近又不知道该如何接近的尴尬。在这个问题上倒经常是二老妗子给我解围。她总是及时地指使小红：“去，跟春耍去。谁都不要欺负谁。”然后就是小红主动地牵着我的手走向院子，走向欢乐。
“哎！”这是小红在呼唤我。她大概是看我年龄比她大，不好意思叫我的名字。
“哎！”我也这样称呼小红。因为我知道人家年龄虽小，但却是姨姨，我也不便直呼其名。
我们就在相互“哎”来“哎”去的过程中玩捉迷藏、玩跳房子、玩打沙包，玩一切我们喜欢玩的游戏。我们从来不闹别扭。每次我的到来，对小红来说也是节日，收容站里再没有与她年龄相仿的小孩，能跟我一起玩个痛快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在我们所玩的游戏当中，我比较擅长的是捉迷藏，除了敢与攀高之外，任什么脏的臭的地方我都敢去，这一点爱干净又胆小的小红望尘莫及。而跳房子打沙包之类却是小红的强项，她每每发挥女孩子灵巧、柔韧的特长，让我输得一塌糊涂。一切较胜负的游戏都能使人乐而忘返，我和小红总是在大人喊吃饭的时候才结束游戏。
“看你弄的多脏！”二老妗子说我。
“洗一洗。”她又说。她递给我的毛巾上有一股好闻的香皂味。
这天，我们正在二老舅家吃午饭，突然闯进来一个黑脸大汉，扑通一下跪倒在二老舅面前，痛哭流涕。大汉操着河南口音说：“魏老师，您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快起来，快起来。”二老舅放下饭碗，搀扶起这个黑脸大汉，“不敢这样，我担待不起。”
“你坐下，吃点儿饭。”二老妗子移动着笨重的肚子，递给黑脸大汉湿毛巾，让他擦去泪水，招呼他坐下。我妈也及时地舀来一碗饭放在桌上。
黑脸大汉并没有吃饭，他还是止不住流泪，嘴里继续表达着对二老舅的感激之情。
后来那黑脸大汉走了，我妈问二老舅是怎么回事，二老舅说：“他是个盲流，家里有八十岁的老妈，三个娃娃，媳妇嫌日子穷得没法过，跑了。他出来寻媳妇儿，没吃没喝的，就小偷小摸，扒火车。我看这熊可怜，就给了点儿粮票、钱，打发他回去呢。”
“你这人就是这，看你有多少粮票跟钱能填满这些无底坑。”二老妗子抱怨说。
二老舅咧嘴一笑。
“你二老舅是好人。”回家的路上，妈对我说。
从此，二老舅在我的心目中就成了好人的标准和标准的好人。
“二老妗子要是再有个女子娃，你就给咱家要下。”我对妈妈说。妈生了我之后就再没有小孩了，她总是说要给我再要个妹子，而我也殷切希望能有一个像小红那样漂亮的妹妹。二老妗子显然就要生孩子了。
“你二老妗子舍不得呢。”妈说。
后来，二老妗子生了个儿子，一个比小红难看得多的儿子。同样的父母，生出来的孩子美丑的区别是那样大，我始终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3）
“文革”风潮乍起的第二年（1967年），我们家自华阴迁移到了渭北的白水县。迁移的原因一是我的爷爷奶奶自宁夏返回陕西之后被安置到了白水，我爹极力主张要去和他的父母住在一起；二是华阴闹派性闹得厉害，我爹那人也不很安分，我妈和我外祖母都怕他卷进漩涡里去——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爹如果还在华阴就极有可能卷进武斗潮，丢掉性命也不是没有可能。
“文革”之前，我那位二老舅也从华山附近的收容站调到县民政局去了，据说，还要提拔他当局长。可惜因为“文革”开始了，他不仅没有当成局长，而且很快就丢掉了性命。
二老舅死得十分悲惨。
在我的心灵里，好人是至高无上的，好人也是不可战胜的。我觉得就像二老舅这样的好人，绝对应该活得好，生活得幸福，而且应该长命百岁，万寿无疆。那时候我的爷爷奶奶也都健在，我没有亲历亲见过死亡的情景和过程，所以我基本上不明白死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突然就听说二老舅死了，是被人用乱棍打死的。
二老舅在我的印象中是文质彬彬的，慢声细语的，瘦高挑身材和白色镜框的近视眼镜，都让人觉得他是一介书生。但不知为什么他也就卷进了派性，卷进了武斗。据说他在他们那一派里也不是头头，但却是军师一类的人物，是属于特别有心计有办法、因而让对立一派特别仇恨的人物。在两派你来我往的相持阶段，有一次，二老舅他们一派从县城里仓皇撤退，他由于连日熬夜，睡得过死，而同一营垒的人也没有来得及叫醒他，他就成了另外一派的俘虏。
从古到今两军交战，凡仁义之师都不虐待俘虏。“文革”中的两派交战是不讲规则的，是混战。何况二老舅落入敌手正好遇到了两个他真正的死对头。这两个人一个姓蒋，一个姓况。姓蒋的在二老舅工作过的那个收容站当过站长，曾让正直为人、踏实做事的二老舅衬托得黯然无光，并且最终丢掉了站长那个芝麻大的官；姓况的是后来在民政局和二老舅竞争局长位子的对手，二老舅虽然没有当上局长，但也妨碍了姓况的晋升，所以此人也对他有仇。
“魏作臣，你也有犯到老子手里的这一天？老子要叫你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姓蒋的恶狠狠地说。
“魏作臣，你等着！”姓况的不说多余的话，他阴冷地狞笑。
二老舅面对着这两个人的威胁不动声色，不知道是出于一种英雄气概还是出于书生气的迂阔。这一天晚上月黑风高，二老舅就成了被关在笼子里的一头困兽。以姓蒋的和姓况的为首的一伙人，拿一条破麻袋蒙上二老舅的头，把他围在中间，就乱棍齐下。
姓蒋的和姓况的本意也不是要置二老舅于死地。他们在将二老舅打得奄奄一息，但是又确信他不会死去的情况下扬长而去。二老舅在昏迷了几个小时之后就醒了过来，他感到全身疼痛难忍，又感到心里火烧火燎。他爬出那间黑屋子之后发现院子里的井台上有一个铁桶，他渴望那个铁桶里能有一桶凉水，他估计他心里烧的程度能让他喝光一桶水。大约是老天爷要二老舅死，那桶里果然就有满满的一桶凉水。二老舅挣扎着爬到井台上，就大口大口地喝凉水。
二老舅就死了。凉水把他“激”死了。
后来，“文革”后期清查积案，那姓蒋的姓况的都没有逃脱法律的惩罚。由于责任上分不出主次，所以这俩人半斤八两，一样地都判了无期徒刑。他们要为打死二老舅付出终生失去自由的代价。
在二老舅死后，与他所在的派系相对立的另一派日益得势。二老妗子和她的两个孩子就变得无依无靠了，而且还受到了来自得势的、大权在握的、曾是二老舅对立面的那一派的种种刁难。二老妗子在精神上不仅遭受了失去亲人的重大打击，而且还要承受持续不断的刁难所带来的压力。她和孩子的物质生活也一下子变得艰难多了。
“走，咱去看一下你二老妗儿。”妈对我说。
这一次，我爹也和我们一起去了。在我的印象中，我妈带着我走她的亲戚，我爹一般是不去的，我爹对我妈的亲戚一以贯之地表现出淡漠，唯有这一次例外。
“梅琴妗子，”妈称呼二老妗子时往往要带上她的名字，大约是表示自己与这位长辈年龄相差无几的意思（有时候她也用“哎”来称呼二老妗子——就像我和小红之间的称谓一样。我至今弄不清楚妈和二老妗子的实际年龄谁更大一些），“你，你要挺住呢。哇——”
一句话没说完，妈她自己先挺不住了，放声大哭。妈对二老舅感恩戴德，十分尊敬和热爱，我对她这一点非常了解。
“竹呀，哇……”二老妗子于是和妈一起抱头痛哭。竹是妈的小名。
“妈——”已经快满十岁了的小红个头比过去高了许多，但仍然十分纤弱。她也陪着两个大人哭起来了。
小红一哭，我也鼻子发酸，眼泪也就不知不觉地流。
“爸——呜呜呜……”二老舅那个丑儿子也加入了哭的四重奏。他哭喊一声“爸”更加强了现场的悲痛气氛。二老舅的这个儿子被他们命名为小彤。后来二老妗子改嫁后还生了个女儿叫小丹，她的三个孩子的名字基本上是一种颜色。
两个大人再加上两个孩子一起放声大哭，惹得我眼泪无法遏止，嘴也咧了好几咧。经过极为努力的克制我才没有哭出声来。我偶然望了一眼爹的脸，他也是一种几乎要哭了的表情，但是没有眼泪。
“不哭了。”先是二老妗子努力地止住抽泣，反过来劝我妈。妈也就停止了哭泣。小红和小彤止住哭更艰难一些，孩子的感情转弯比大人要来得慢。我由于哭得不够投入，所以画哭的休止符还能够做到和两个大人基本同步。
“就是的，哭也没有用。人死了不能复活，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呢。”我爹说。
爹在幼时的我的心目中也是一个高大的偶像，但他说的这话也太一般化了。而我妈对他说的这两句话似乎很满意，向他投去感激加赞赏的目光。
接着，妈还说了许多安慰二老妗子的话。那些话仔细听起来大半是废话，但安慰一个失去丈夫的妻子，大约也就只能说废话，要么除非你能让她的丈夫活过来。我比较关注魏小红的一举一动。她陪着大人哭完，就自觉地擦干眼泪，并且给她妈和我妈拿来湿毛巾，让她们擦一擦泪痕斑驳的脸。接着，她还干了一些诸如倒水、搬凳子一类的活儿。我当时一边默默地看着她做事，一边在心里比照着她寻找自己的差距。女孩魏小红是我小时候的一面镜子。
“叫小红到我家里去住几天吧。”妈对二老妗子说。我心里对妈的这一提议十二万分地赞成。
“算了，她还正上学呢。”二老妗子不紧不慢的话给我泼了一瓢凉水。
小红朝我投来一瞥。她的眼神里似乎也有几分遗憾。
“你二老妗子管两个娃，咋个过呢！”妈对我说。我们一家三口正在陇海线华阴到渭南的路段上乘坐慢车。那时候，从华阴到白水我的家，尽管直线距离仅一百来里路，却因为渭河的阻隔，要绕道渭南，既坐火车，又坐汽车，有时甚至还要走两天。
“看你操心的那事！”爹说妈。他有时候对妈恶声恶气的。
（4）
大约半年以后，小红就真的到我家来了，而且要住一段时间。
听说是小红的妈我的二老妗子梅琴遇到了麻烦。我从我妈断断续续、躲躲闪闪的话里听出了一点儿端倪。
梅琴老妗子并不老，况且她是一位颇具风韵的容易使男人眼热的女人。先是一个不怀好意的人打她的主意，想凭借很不光彩的手段达到目的，让二老妗子又生气又惧怕。紧接着她的身边又有了一位骑士，处处以她的保护人自居，而这个人又十二分地招她烦。正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我的这位二老妗子想不招惹麻烦也由不得她自己了。这样，一些好心的人就劝她改嫁，而她对我的二老舅魏作臣又是一往情深，觉得这么快就改嫁不但对不起老魏而且也是和自己过不去。于是二老妗子就陷入了深深地烦恼。
“竹哇，你说我该咋办呢？”梅琴老妗子像亲姐妹那样对前来看望她的我妈说。自从二老舅惨死之后，我妈是加倍地对她好——妈把对二老舅的那份感恩戴德也都加在了二老妗子身上——二老妗子于是也就越来越把我妈当成了她的一个亲人。
“等再过些日子，你就再‘走’一个人家吧。”我妈说。“走”就是改嫁的意思。
“我二舅反正是没了，你也不能为他守一辈子。”妈又推心置腹地说。
“唉……”二老妗子长长地叹气。
“嘘……”我妈也陪着她叹息。
“人活一辈子真难！”
“就是的，就是的。”
“你把小红领到你屋里去，叫我轻松几天。”临到我妈要告辞的时候，二老妗子说。当时学校正放暑假，正上小学的小红呆在家里也无事可干。
“春哎，你看谁来啦？”我妈领着小红一进我家的门就大声喊。我当时正和几个邻居的孩子在我家院子里的树荫下玩扑克牌。
我看见妈妈用手牵着的魏小红，不觉脸一红。我因为打牌时坐在地上，一屁股的土也顾不上拍了，往前迈了几步，也不知道该怎样欢迎小红的到来。
“不耍了，不耍了！”我对小伙伴们说。那几个和我一样土不拉叽的邻居小孩痴呆呆地看着小红，我一下子觉得他们很多余。
小红冲着我，嘴唇张了张，却没说出什么来。我想她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该怎样称呼我，过去我们之间相互称呼对方为“哎”似乎已经不大合适了。但她还是冲着我笑了一笑。我于是也笑了。
看得出来，失去父爱的小红眼睛里多了几丝忧郁，她比我上次见到她时又长高了一些，跟我妈肩膀一般高了。她依然纤弱，但不知道从哪里透出一点儿大女孩的气息，让我觉得我与她之间已经隔了一些什么。
“小红这个暑假就在咱家过。”妈向我爹宣布说。我听了心里特别舒服，但是因为我比较内向，所以才没有跳起来。
时值1969年，我爹不久前才弄了个生产大队的革委会副主任，正在负责本村的“清理阶级队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较紧，所以常常早出晚归，对家里的事不大关心。关于小红的来与不来，在我家住与不住，我爹也一概不关心。但他看见了小红，还能够露出一丝微笑。我爹不碍我们的事。
“春，你给咱下窖里去，拾一笼（篮子）红薯。”就要做饭了，我妈吩咐我说。
“对。”我答应一声就去具体落实。我们家的红薯是旱地长的，又香又甜又沙，小红吃了一定会满意。我想。
我拿一根长长的绳，先把笼系好，放到红薯窖底下，然后人再下去。
“窖有多深？”小红问。
“不深。”我说，“你把这绳头逮住。”
我踩着窖筒子上的脚窝，小心翼翼地往下下。
红薯放在窖下面的窑里。刚下到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我已经能摸得着红薯了。突然一道亮光从窖筒子里射了下来，是我妈用一面镜子把太阳光反射了进来。
“春，能看着不能？”妈问。
“能。明得太。”我回答说。我很快就装满了一笼子红薯。
“满了。”我说。
“你钻到窑里去，我把红薯吊上来。”我妈说。她让我钻进窑里是怕红薯从笼子里掉出来砸着我。
“你不吊。我上来了再吊。”我说。
我沿着脚窝又攀回到地面，从小红手里接过绳子，跨开双腿，一下一下往上拔，将一笼子红薯吊了上来。窖有近两丈深，一笼子红薯挣得我想放屁，因为小红在场，我努力憋住劲终于没让那屁放出来。
“你劲真大！”小红由衷地夸我。
“这红薯真好吃。”小红吃饭的时候又夸我家的红薯，我听了很高兴，就像是夸我一样。
“就是好吃，跟毛栗子一样。”妈说。
我想我妈也太夸张了，红薯再好吃比起毛栗子来还是差远了。
“春，妈还要上工呢。你就在屋里好好跟你小红姨耍。”生产队里的工分根本就不值钱，妈还是一天三晌到地里去背日头。那时候农民都是这样。
“对。”我说。
当家里就剩下我跟小红时，我还是觉得有些尴尬。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些什么好。
“哎！”小红“哎”了一声就脸红了，她大约是觉得我们都长大了，还像过去一样“哎”来“哎”去的不好。
“……春，”她吞吞吐吐地喊出了我的名字，马上脸就红了，“哎呀，你比我大。”她马上纠正自己说。
看来，我们之间的称呼成了一个问题。让我叫她做“姨”，我也喊不出，她毕竟是一个比我矮了半头的小丫头。
“咱玩扑克牌吧？”我征求小红的意见。
她轻轻的摇摇头。
“你会下象棋不？”
“不会。”
“你会‘狼吃娃’不？”“狼吃娃”是一种用草棍儿、石子儿、土块儿，任什么都可以玩起来的棋类游戏，村里人在田间地头经常以此为乐。
她又摇摇头，而且眼睛里有了些许疑惑和不解。
“那，‘接方’呢？”“接方”也是一种类似“狼吃娃”的游戏。
小红的脑袋摇得更厉害了。
“那该做啥呢？”我也一筹莫展了。
“我有点儿想我妈。”小红说。她竟然一脸的忧愁，漂亮的小嘴巴还噘了噘。
自从没有了我那二老舅，魏小红就成了一个忧郁的小孩。
我望着她，也一脸的无奈。
（5）
“那，咱到地里去，给猪拔草。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家正养着两头憨态可掬的小花猪。给猪拔草，本来是我经常干的营生，但我不愿意让干净、纤弱、又招人喜欢的小红去干这种只有农家小子才干的事情。我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是出于无奈。
“对。”没想到，小红对这件事倒答应得十分痛快。我于是有点儿后悔。
我挎上一个笼子，里头还放了一把镰刀，我让小红也挎了一个小笼，我们就一起到地里去了。
正是盛夏，无数知了不知疲倦地此起彼伏地歌唱了大半天，这会儿已经有些疲倦了。西斜的太阳仍然火辣辣的。精壮的和不精壮的劳力都下地去了，村里只有树荫下坐着几个老弱不堪的人。稍大的孩子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去了，太小的孩子也不知道都钻到哪里去了，村子里静悄悄的。
“这是谁家的娃？”我和小红从村子里穿过时，那个歪嘴的拴娃妈问我。
我没有理她。她问得小红有点儿脸红。
“人就问你话哩，你咋不理人家？”出了村子，小红问我。
“那个歪嘴子老婆‘干话’（废话、讨人嫌的话）太多。”我解释说。
我和小红来到村北边的地里。这里再往北就是深沟，大人们说，沟里树多草深，有狼呢。前几年还有狼跑到村里祸害家畜，咬断了羊脖项，啃掉了半拉猪屁股什么的（大人们说，猪越肥越笨，狼一来它就把头钻到窝里不敢出来，撅着个肥屁股给狼咬，狼把尻子吃完了，就连肠子都掏出来了），这几年却再也见不着了。
玉米已经长得比人都高了，红薯蔓叫日头晒得有些蔫，有的地块正在倒茬，白光光的啥都没种。玉米地、红薯地、白地，以及地边地堰上，都生长着一种草，村里人把它叫做“苦子蔓”，是猪最爱吃的东西。我和小红就专门找这种草拔。
“这花儿好看！”长得老一些的“苦子蔓”开着浅红色的小喇叭花，小红很喜欢。
“这花儿不好，这是‘打碗花’。娃娃家拿这花儿耍，吃饭就要打碗呢。”我说。村里人把这“苦子蔓”花叫做“打碗花”。
小红就吓得不敢再采那“打碗花”了。我们村许多娃娃都不敢采“打碗花”。那时候村里人都穷，打一个碗是家庭的重大损失，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城市的人家丢失了一辆高级自行车。
时间不长，我和小红拔的草就把两个笼都装满了，足够我家的两头小猪吃两天。
“你想吃脆瓜不想？”我说。
“哪达有哩？”小红问。
“我给你寻去。”
把草笼放到地头上，我就领着小红到玉米地当中寻“巴瓜”去了。庄稼地里野生的西瓜脆瓜，都是人吃了瓜屙出来的瓜籽随着粪肥施到地里去，再自己生长出来的，长不大，但如果成熟了，也能吃。村里人把这种瓜叫“巴瓜”。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脆瓜。这个瓜上有禾鼠咬的牙印子，我估计已经能吃了，就摘下来，在我的汗衫上蹭了蹭，就递给小红吃。小红很高兴，拿起来就咬。
“噗，噗噗，噗！”小红她没有经验，一口咬到了瓜把上，那当然是苦的。
小红呲牙咧嘴，把这“巴瓜”又还给了我。我从瓜中间咬了几口，不苦，但是也不好吃。那狗日的禾鼠不知道是咋吃的，叫我上了一当。
“噗，噗噗，噗噗噗！”过了好一阵子，小红嘴里还苦，直吐唾沫。
“我给你斫一根甜秆秆吃。”我看小红苦得那样，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就想弥补一下我刚才的过失。玉米秆儿已经长高了，我认识一种外皮发红（是介乎于大红和粉红之间的一种红，但又不同于铁锈红）的玉米秆儿，甜得能比上甘蔗。我搜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根比较理想的，就用镰刀斫下来，删出最好的一段递给小红。我从剩下的不好的部分尝了一口，因为太嫩，并不十分好吃。
“斫一根甜秆儿就要损失一个玉米穗儿呢。”我告诉小红，“这东西到收玉米的时候才好吃呢。”
“甜得太。”小红说。
“哎！”我又像前几年那样叫小红。
“做啥？”小红有点儿不好意思。
“要么咱到沟边边上去看看酸枣能吃了不能。”我提议。
“走。”小红兴致很高，积极响应我的号召。
“看，沟底下那河！”来到沟边上，我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坎上，兴致勃勃地指点江山。
“看着了。”小红跟着我在燠热的玉米地里钻了半天，脸蛋儿红扑扑的。到了沟边上有一丝风，她把头发往后捋了捋，在我的指点下观赏渭北黄土地的万千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