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玮觉得自己得“中考恐惧症”了。
恰如高考是戴在高级中学、完全中学校长头上的紧箍咒一样，中考无疑也是压在初级中学校长身上的一座山。任由邵玮保持清醒头脑、为人处事也很洒脱，但每年的中考照样会让他伤透脑筋。尽管他和他的团队年年都为提高中考成绩想尽办法、用足吃奶的劲，但由于生源不佳，中考成为四中和他本人一年一度的滑铁卢，简直要命了。年终教育局对各学校进行检查评估，四中领导班子和教职工团队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业绩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肯定，但先进学校评选的结果仍然明白无误地表明一个铁的事实：如果中考成绩上不去，别的方面所作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效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抹煞、被掩盖，这叫做“一丑遮百俊”，弄得人一点儿脾气也没有。
任何一个团队，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相同事件上遭遇挫折，不仅艰苦努力的汗水付诸东流，而且根本看不到希望的曙光在哪里，这支队伍怎么能永久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一往无前的精神？这支队伍的领头人凭什么维护其权威性和号召力？邵玮觉得他当四中校长像身陷泥沼，或者干脆是坐在火山口上，日子真不好过。
半年之后又将面临本学年度的中考，难道又要让全校老师再次品尝重挫的滋味？难道不能通过种种努力哪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邵玮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前不久由德育处主任改任教务主任的高鸿专门向邵校长汇报他关于应对中考的工作思路：“校长，既然领导信任我，让我负责管理教学工作的部门，我得负起这个责任来。假如下一次中考四中仍然没有起色，那就足以证明我当教务主任不称职，可是，咱学校的生源状况明摆着，真正要把中考成绩搞上去谈何容易？我想，除了管理上苦抓，让初三老师苦干，逼着毕业班学生苦学之外，别的方面咱们也得想想办法。这几年有些兄弟学校考得好，全凭赶撵‘差生’。我认为，咱们学校也应该借鉴别人的做法，采取相应的措施。假如差学生减少一部分，再加上老师们辛勤努力，也许明年中考咱们能摆脱困境，创造一次小小的辉煌。哪怕一次中考取得成功，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提高学校声誉于一时，而且还有利于提振士气，让四中教职工队伍重新焕发活力。这条路我认为可以走通，理想的效果也可以预期，咱何乐而不为呢？”
邵玮听了高鸿的一番话微皱眉头：“小高，你主持教务处工作以来，责任心很强，有干好工作的强烈愿望，也很有吃苦精神，可是，依你刚才的思路，要用老大劲儿赶撵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让他们要么转学，要么留级，要么流落到社会上去，这种事情我们能做吗？”
“校长，我知道您肯定认为这种事不该做，可兄弟学校都这么干，咱学校老师也有类似的呼声。别人都在赶撵‘差生’，咱却按兵不动，导致四中和兄弟学校不在同一个平面上竞争，我们当然会吃大亏，这正是咱学校中考成绩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
“我承认，兄弟学校有这么干的，甚至，我一度也曾想过这么干，但是，这样做违背教师职业道德和教育工作者的良心。我认为，四中工作得不到客观评价，是上级管理机关的评价机制出了毛病，而不是我们自身有问题。客观条件对我们不利，而且这种状况短时间难以改变，这就决定了四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连续出演悲剧并非没有可能，但我认为决不能因此捐弃教育工作者的良心。我们必须坚守应该坚守的东西，绝不轻易改变，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小高呀，没办法，咱必须有舍我其谁的气概，投机取巧没有出路。我邵玮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别后悔跟错了人就行。”邵玮说。
高鸿愣了半天神，表态说：“邵校长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光辉让我十分倾心，跟上您我不会计较个人得失。正因为对您崇敬和信任，我才敢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说出来。现在看来我的想法不对，请校长原谅。”
继高鸿之后，还有若干初三老师来找邵玮，或直接或隐晦地表达想通过赶撵后进生的方式提高中考成绩的思路。邵玮费尽口舌做解释、说服工作，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让步，但他明显地感觉到，有一部分老师和管理人员和他的思想格格不入。
一个单位，一个团队，只有思想观念上保持高度一致，行动上才能目标明确、步调一致，否则思想成了一盘散沙，队伍的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邵玮觉得，要不要通过赶撵后进生的手段和途径达到“提高”中考成绩的目的，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通过教育和引导，让大家提高认识，形成统一意志，才能保证学校工作目标的实现。于是他决定先召开学校领导班子扩大会统一思想。
等到真正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探讨问题的时候，邵玮才意识到，焦点并不在于要不要通过赶撵后进生来“提高”中考成绩，因为几乎所有的班子成员和中层管理干部都能意识到赶撵后进生是错误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不通过这种方式争取中考成绩的改观，四中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有没有打翻身仗的可能性？
副校长汪淑悦说：“我们应该让每一个学生享受到最适合他（她）的、最好的教育，采用种种手段把学习上有障碍、成绩相对差的孩子打入另册甚至逐出校门，所造成的后果是让这样的学生彻底失去自信乃至自尊，弄不好毁了他（她）的一生，在毁灭一个孩子的同时也毁灭了一个家庭和一对父母的希望，这是多大的罪孽？这种事情并非我们不会做，而是做的过程中必须昧着良心，忍受内心极大的痛苦，所以，学校领导不能逼迫老师干这种事，默许也不成。我作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坚决反对这种违背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可是往深处想想，老师们为什么会萌生这样的念头？是他们本身没有职业良心和道德操守，还是形势所迫？答案不言而喻。既然大家都关心学校的集体荣誉和未来发展，那么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即使我们抛开道德、良心、操守，从现在开始带领初三年级、甚至初一、初二的老师赶撵后进生，我们今后的中考成绩就一定能上去？我们从此会彻底翻身得解放，高枕无忧？我看未必。简单说，即使和兄弟学校比赶撵后进生，我们也不占优势，生源差意味着赶撵的力度要更大，起步晚意味着我们只能看着别人绝尘而去。已经晚了，来不及了，更何况时至今日我们还在犹豫要不要做……”
副校长魏家玉说话更实在：“把学习差的学生赶走，是缺德事，我们不能干。哪个老师想这么干，咱必须收拾他，决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咱赶撵后进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白白毁坏了四中的声誉。”
几个中层管理人员所表述的观点和两位副校长大致相同，包括教务处主任高鸿也不再支持赶撵后进生。
在充分听取意见的基础上，邵玮校长做了更深入的思索，得出的结论让人心里发凉：即使默许、怂恿老师们赶撵差生，最终结果也不会有太大意义，采用非正常手段挽救颓势几无可能，而且除此之外找不到别的出路。换一种说法，想要改变因为生源和中考成绩给四中造成的被动，目前看几率等于零，办法也等于零！至于另辟蹊径“建设体育强校”之类，对于挽救学校整体的社会信誉度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学生家长、社会大众对四中的信任度只能继续走下坡，而且无可挽回，终有一天，四中会因为生源危机而关门大吉！
四中校长只能是“维持会长”的角色，四中教职工只能成为这所学校走向衰微的见证者，这是一群无可奈何的人！
但是，邵玮绝不是轻易认输的人。
静下心来思索四中究竟应该怎么办，或者说作为校长继续耕耘四中这块贫瘠的土壤究竟要收获什么，邵玮觉得工作思路需要进一步调整。
他想起郑凯萍刚刚当上教育局长的时候曾经对他说过：四中可以积极探索实施素质教育之路，从教育最本真的东西入手，着眼于人的发展，寻找学校的出路。现在看来，这位美女上司真的有水平，看问题具有前瞻性。既然四中目前的现状不具备和兄弟学校搏中考的实力，那么把这所学校当作试验田，搞一搞素质教育，说不定还能杀出一条血路。本来就没有胜利的可能性，难道还惧怕失败？这样一想，邵玮觉得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有了前进的方向。
一个寒假，邵玮阅读了不少有关素质教育的书籍和经验材料，并且借鉴外地名校的做法，拿出了一个“龙川市第四中学10条教育思想”，具体内容包括：
1、让走进四中校门的每一个学生都受到最好的教育。
2、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每个服务对象都是“上帝”。
3、课堂以学生为主体，一切活动以学生为中心。
4、在老师眼里没有坏学生，只有心理不健康的学生；给每一位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用成功酿造自信。
5、尊重学生的人格，就不能讽刺、挖苦、辱骂、体罚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就不能拿一把尺子来衡量学生。
6、播种下的是习惯，收获到的是品格。
7、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习的前提，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8、每个学生只有一次上初中的机会，龙川四中没有“副课”和不重要的学科。
9、身体健康是生活幸福和事业有成的基础，建设体育强校是为了让学生学会健体。
10、在创造美的过程中学会审美，在劳动中理解人类一切优秀品格都来自劳动。
开学以后，邵玮组织全校教职工围绕这个“10条教育思想”开展大讨论，发挥手中握有管理资源的优势，把这个东西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予以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校老师教育思想的转变，使三中的教育教学工作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
教育局长郑凯萍在一份信息简报上看到了邵玮搞的“第四中学10条教育思想”，在一次有基层学校校长参加的大会上把这个东西狠狠鼓吹了一番。她认为三中是动真格的搞素质教育，肯定会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也给其它学校提供了借鉴。
郑凯萍为邵玮的“10条教育思想”张目，三中校长许生祥听了以后冷笑。他悄声对邻座熟识的一位校长说：“老邵这家伙学校工作搞不上去，就会弄些花架子来**，**有瘾。不知怎么搞的，郑局长也对这东西感兴趣？她是拿邵玮创造的这玩意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