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预感到“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他为了矫弊，也为了及时地提出警告，所以写了《论六家要旨》。
《论六家要旨》总括百家学说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司马谈在评论中全面肯定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遵循自然，随俗办事，无所不宜。道家言“无为”又言“无不为”，吸收各家的长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他五家各有长短。阴阳家言吉凶，“未必然也”；但言春夏秋冬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以“六艺”为教条，繁文缛节，“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但言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家言俭朴，过分吝啬，尊卑无别，“俭而难遵”；但言强本节用，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严而少恩”；但言尊主卑臣，职责分明，“虽百家弗能改也”。司马谈的这些评论，把独尊的“儒术”与罢黜的“百家”等列，论长道短，又独尊了道家，简直是离经叛道，因而受到了班彪、班固父子的批评，也引起了后世学者的纷纭争论。有的人认为司马迁尊奉黄老学说，以班氏父子之言为经典：“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反之，有的论者辟班正名，论证司马迁是尊儒的。或为折中，说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思想异趣，父子分途，司马谈尊黄老，司马迁崇儒，《论六家要旨》乃司马谈之作，与司马迁无涉。这些论点，按诸《史记》，各自都能找到立说的论据，但都不符合司马迁父子之言。
《论六家要旨》是司马氏父子两人的共同宣言。首先，《论六家要旨》发表之时，司马迁已壮游归来，成为司马谈述史的得力助手，日渐成熟。再看《论六家要旨》的内容，全文分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篇概述各家学说的要点，当是司马迁对父司马谈手稿的精言摘要；下半篇是用传体对前半篇所提论点加以解说，应是司马迁的发挥和阐释。因此班氏父子直接把《论六家要旨》当作司马迁之言加以评论。所以本节标题“司马氏父子《论六家要旨》”，而不作“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用意在此。不错，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思想存在着差异，这应当是《史记》内容呈现矛盾性的原因之一。司马谈偏重于崇道，司马迁偏重于尊儒，表现了两个时代的人的思想异趣。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是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而是“一家之言”的发展，从偏重道家的色彩转向偏重儒家。《史记》效《春秋》而作，是司马谈定下的义例。司马迁拜孔安国和董仲舒两个儒学大师为师也是司马谈指导的。可见司马谈并非不尊儒。司马迁评论老子的学说是“无为自化，清净自正”；评孟子的学说是“迂阔”；评司马相如的思想是“归于无为”；讥刺公孙弘而褒扬汲黯、郑庄，这些都和《论六家要旨》的精神相合。这说明作《孔子世家》的司马迁并非不崇道。
其实《论六家要旨》所论的“道”，“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样的“道”，尚贤、尚法、尚刑名，不非毁礼义，不排斥儒学，既非先秦老庄，亦非汉初黄老。《论六家要旨》开宗明义，“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可见，司马谈是以赞“道”为名，论“治”为实，融会贯通百家学说以自成其“一家之言”的。在儒、道互绌的激烈斗争时代，司马谈的立场表现出一个先进思想家的博大胸怀。司马迁继承了这一家学传统，提出“六艺于治一也”的论点，“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完成了包容百家和百科知识的《史记》，毫无疑义是得益于司马谈的方略教导的。至于《论六家要旨》将儒、道两家对比评论，实质是将汉初政治与武帝时期政治对比评论，认为无为政治比多欲政治好。
这对于司马迁最后定稿《史记》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哲学上，《论六家要旨》集中地反映了司马谈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特别表现在对阴阳家的评论上。阴阳家的众多忌讳只不过是束缚人们思想的糟粕，是不可取的。但阴阳家所讲的四时之大顺，乃是自然规律，并不是神秘的东西。司马谈又认为神、形离则死，反映了他的无神论思想。但是司马谈并没有把唯物主义坚持到底。他认为神、形是两个东西，神是根本，形是器具，这是二元论的观点。司马迁发展了二元论的观点，他的历史观基本是二元论。例如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却又对占星术的荒诞迷信表示怀疑；司马迁认为“天”能支配人事，但又对“天道无亲”提出了质疑；司马迁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但又承认人心向背起最后的决定作用；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循环的，却又认为求利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由此可见，《论六家要旨》的二元论对司马迁历史观的形成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司马谈学识渊博。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言约义丰，能够准确地把握各家学说的要领，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司马迁受父熏陶，学识博大思精，议论宏阔，驰骋古今，他之所以能自成一家之言，家学渊源的育养是一个重要条件。
3．司马迁二十壮游。
司马迁自幼刻苦学习，十岁时就能诵读古文。幼年的司马迁住在家乡龙门之阳。龙门山两岸壁立，激流怒涛奔腾其间，岩鸣谷应，气势雄伟，大自然的壮丽景色、磅礴气势，培养了他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在司马迁二十岁的盛壮之年，他胸怀凌云之志，进行了一次漫游全国的学术旅行。司马迁壮游是走出书斋、面向社会做调查，“罔罗天下放失旧闻”，了解和搜求古代和近现代的历史传说故事及各种史料。此行是在司马谈的决定和指导下进行的，也是父亲对儿子的一场考验。司马迁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学术旅行，求得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他在《史记》许多篇章的论赞中一再论及旅游的收获。这次壮游标志着司马迁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青年史学家，是父亲的好帮手了。
司马迁壮游的范围重点在南方，故自述为“二十而南游江、淮”。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嶷。窥九嶷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的文化，观察了孔子留下的遗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开封），回到长安。
这次壮游是司马迁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到全国各地去做实地考察，去接触伟大祖国壮丽的河山和勤劳的人民。司马迁“浮于沅、湘”，追寻屈原的足迹，思考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想着屈原的为人，禁不住悲伤流涕。司马迁在长沙还凭吊了贾谊的遗迹，感到他的遭遇和屈原有些相似，后来写了《屈原贾生列传》，创造了把不同时代人物合传的形式，这是历史比较法的雏形。《史记》中的类传则是历史比较法的集中表现。这种方法使《史记》别开生面，大约就是司马迁在壮游过程中受到民间传说的启发而孕育成的。司马迁“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搜集了关于五帝三代的古史传说，为他后来写《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做了准备。
最值得称赞的是，司马迁在淮北对近现代史做了深入细致的寻访调查，比如陈涉少时为人佣耕即有鸿鹄之志的慨叹，樊哙屠狗，曹参为狱掾，萧何为主吏，张良亡下邳，陈平为社宰，周勃织薄曲，韩信贫居葬母于高敞之地，刘邦好酒色，等等，都是书本上没有的史事。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具有这样的实践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司马迁的游历考察，兼有历史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对于历史事件，大至秦始皇的破魏战争，小至战国时的一个城门名字，他都要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除历史事件外，对于有关人物遗事，生动的民间歌谣俚语，他也都广泛地做了记载。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更是了如指掌。顾炎武评论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这是司马迁在史事方面所得到的游历之助。苏辙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这是司马迁在文章辞采风格方面所得到的游历之助。总之，司马迁二十壮游，带着问题去按察山川，接触社会，实地考察古今历史，这种考信精神，在两千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此外，司马迁还有奉使巴、蜀以南之游，以及几十年的扈从之游。司马迁的这些游历，不仅使他获得了广博的社会知识，搜求了遗文古事，而且使他开阔了视野，扩展了胸怀，增长了他的见识和才干。这是《史记》成功的条件之一。司马迁详今略古的述史原则，幽明深微的历史见解，生动翔实的文章辞采，褒贬人物的鲜明感情，都与司马迁的游历，特别是二十壮游有着密切的联系。毫不夸张地说，二十壮游是司马迁青年时代所谱史诗中最壮丽的一章。
4．司马迁受父遗命。
元封元年，司马谈从巡武帝东上泰山封禅，因病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恰好司马迁奉使回来要向武帝报告，追随而来，见父于洛阳。司马谈临终嘱命司马迁继承他的事业。司马迁垂泣听教。司马谈的遗命有两个重大的内容：一、用家谱和封建伦理的孝道来教育司马迁，勉励他一定要继承自己的著述事业；二、阐明自己的写作理想是继承《春秋》，以历史人物为中心内容总结历史。司马迁遵从了父命。当他后来从事写作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到了父亲的遗命，从而鼓起了勇气。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父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创造了继承父志的条件。当时汉武帝的事业正在发展，司马迁处于得意之秋，“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宏阔昂扬的时代精神，“事亲”“事君”“立身”的父教，建功立名的青年壮志，这些都是司马迁的创作动力。太初元年改历，司马迁亲自参与了这一工作，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它标志着汉武帝事业的鼎盛，象征天下一统。司马迁决定以太初元年为述史的下限，加速了《史记》的撰写工作。
5．司马迁答壶遂问。
壶遂，西汉著名的天文学家，官至詹事，职掌宫内皇后、太子的事务，秩二千石。汉武帝拟用壶遂为丞相，会病卒，司马迁深深惋惜，称他是“深中隐厚”“内廉行修”的君子。太初元年时，壶遂尚为太中大夫，秩千石，相当于古制的上大夫。壶遂和司马迁是互相推重的好朋友，所以他们在共同完成了新历（太初历）的制定后，讨论了《史记》的创作宗旨和历史观。主要内容是阐明《史记》效《春秋》，“述往事，思来者”，明世教以当一王之法。司马迁高度评价《春秋》，认为它是一部集礼义之大成的历史书。《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明君臣父子之道，辨人伦行事之则，成为天下之人的必读书。这是借题发挥以论《史记》。因为《春秋》的价值没有这么高，而《史记》的内容却恰然是这样。司马迁答壶遂问，自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与后文所说“述往事，思来者”是一个意思，即《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的“志古自镜”。“述往事”，即“志古”，指《史记》所包容的全部历史内容。“思来者”，即“自镜”，是司马迁熔铸在《史记》中的理想，即洞察历史未来的变化。司马迁认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洞察事势变化，借前车之鉴，可以避免覆败之祸。《史记》着重写变革的历史，并以人物为中心，在“治乱”二字上下功夫，意义在此。《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发生的，而是早就有征兆，这就是“渐”。所谓“渐”，既是指未然之事的征兆，也是已然之事的发展过程。司马迁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把握这个“渐”，预察未来，思补救敝。正因如此，司马迁对以往历史的“述”和对未来变化的“思”，都是一丝不苟，很动感情的。他经常废书而叹，叹极而垂涕。他读《春秋历谱》，至周厉王，“废书而叹”；他每读《虞书》，看到古代明君贤相互相鼓励，情不自禁，“未尝不流涕也”；他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他写晏子传，愿为之“执鞭”；他读屈原赋，“悲其志”；他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由此可见司马迁忧民之深、悲时之切。他以人物为中心记述历史的治乱之变，载其恶以诫世，书其善以劝后。这正是他的父亲司马谈临终所留下的遗嘱：“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所以唐刘知几在《史通》卷八《人物》中评论说：“夫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叛见于《春秋》，西汉之记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可见惩恶劝善是我国古代史学家的一个优秀传统。《春秋》的褒贬笔法“使乱臣贼子惧”，固然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秩序，但贬斥乱臣贼子，褒奖圣君贤相，难道不也是古代人民的愿望吗？一个正直的史学家要做到这一点是要有牺牲准备的。齐太史书“崔杼弑庄公”，兄弟见杀，少弟继之，这就是生动的例证。司马迁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不虚美，不隐恶”，他后来虽身遭腐刑而其志不屈，因为他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司马迁答壶遂问这段议论插书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于是论次其文”之中，可以肯定这次讨论在太初元年。司马迁修正了《史记》断限，正式定稿《史记》，编次其文，标志着他的成熟。
6．司马迁发愤著书。
太初历颁布后第七年，司马迁的撰述工作进入了**，正当“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了横祸，司马迁受李陵案的株连，而被下狱受腐刑。这场灾祸，对司马迁来说，是他个人生活的悲剧，但却是《史记》增色的新起点，也是司马迁思想发生飞跃的转折。如何从“以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转而“发愤著书”，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着生动翔实的自述。
7．《史记》序目。
这是《太史公自序》的后半篇，它是全书一百三十篇的序目提要。提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的是对一篇史传的内容作撮述，有的则是作补充，有的又是对历史人物的行事提出某一点来加以强调，等等。总的来说，序目是用极简练的文字来概括要写某篇某传的理由，夹叙夹议，集中地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褒贬观点，对《史记》全书做了很有价值的自注和补充。
若将序目提要与各篇之论赞作比较，就可鲜明地看出，论赞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序目更富于理性。例如《商君列传》论赞批评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而在序目中却称赞商鞅“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袁盎晁错列传》论赞批评晁错“擅权”“多所变更”，而在序目中却高度称扬晁错“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不认真研究序目提要，就不能正确地评价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也不能正确地揭示司马迁的思想。《史记》各篇论赞与序目提要是互补互见之文。可以说，这是司马迁用互见法处理感情与史实之间的关系，既做到爱憎分明，又能褒贬公允，使两者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创造天赋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创新是司马迁品格的集中反映，也是《史记》的最大成功。《史记》序目是《史记》全书的缩影。浏览序目，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司马迁的创新精神。《史记》之所以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就是因为这部巨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划时代的创新。如果把司马迁的创新加以具体的罗列，至少可以列举出以下十个最主要的方面：①首创纪传体，形象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序列；②首创贯通古今的通史，建立了历史发展断限理论的年代学；③首创“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提出了系统的史学理论；④首创经济史传，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史观；⑤首创军事史传，系统地总结了古代的战争理论，叙述了战史内容；⑥首创学术史传，考辨了学术源流；⑦首创民族史传，提出了民族一统的思想；⑧首创各色人物的类传，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⑨首创语译古文，使艰深古奥的语言通俗化；⑩首创历史文学，把历史人物的事迹塑造成典型形象。我们还可以继续罗列。例如司马迁首创礼、乐、历、星等各种专题的文化史传，扩大了历史记叙的范围。首创《大宛列传》，载述外国史事，远及西亚，使《史记》具有世界史的性质。这些创新，总括成一句话，就是司马迁创造了“纪传体通史”，因为这五个字集中地表述了司马迁的创新内容。
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通史”——《史记》，开创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纪元，所以，司马迁的创造又是划时代的。自《史记》问世以后，才奠定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地位。在司马迁以前，史学只是经学的附庸。《春秋》是“六经”之一，《左传》是解经述史。《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寓褒贬，以当一王之法。司马谈、司马迁都十分推崇这部书，并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继《春秋》的事业。但《春秋》仅仅是记载了一些历史事件的标题，用咬文嚼字的方式以一字寄寓褒贬，读《春秋》如读无字天书，被宋人讥为断烂朝报，算不得一部真正的历史书。《左传》详载历史事件，但记载的范围和时间都是有局限的，它的内容也只是偏重于春秋各国间的会盟和征伐，而很少有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也缺乏制度沿革和经济、地理、天文、历法等知识的系统叙述。《国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资料汇编，远不及《左传》有深度。《战国策》记载了战国时期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内容，但重点是记录纵横家的说辞，既不是系统的战国史，也不完全是信史。而系统的战国史内容则首次载于《史记》中。至于其他先秦典籍，除《尚书》以外，更说不上是历史书。司马迁的《史记》，第一次综合古今典籍以成一书，汇总百科知识成一体系，是一部真正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
所谓体大，是指《史记》的五体形式；思精是指《史记》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史记》五体：纪、表、书、世家、列传，分开来看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各有不同的侧面和重心，合起来看又是组织严密、互相交融的一部著作，自成一家之言。“《史记》序目”的扼要归纳就鲜明地反映了《史记》内容的系统性。正因为《史记》体例完备，它才能容纳丰富的历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使政治、文化、学术、民族、社会以及自然界的星象、历法、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无所不备。所以晋人张辅说，司马迁作史，“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清赵翼称它为“全史”，并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廿二史劄记》卷一）这些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创新，是因为他立意高远，能够坚持实录的写作精神。西汉一代的大儒都推尊《史记》为实录。班固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坚持“实录”是司马迁的崇高史德，也是为他高远的述史理想服务的。“《史记》序目”的简要概括，字字句句均是对史事人物的质朴评价，高度体现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司马迁的述史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所以他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哲学的框架，不与圣人同是非。司马迁不同于圣人是非的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这几个方面。班固说：“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班固所批评的司马迁之“蔽”，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长”。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汉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败；司马迁述货殖为商人立传，是肯定商人促进生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做的贡献；司马迁颂游侠，是肯定这一类人能够牺牲自己，救人之急的高尚道德。实际上，司马迁是通过颂黄老、商人、游侠来表达他对开明政治的向往，对人民追求生活富裕和反强暴思想的肯定。司马迁的这些思想表现出《史记》的人民性。他褒贬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尺度不完全受统治阶级正统思想支配，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来立论，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
《史记》完成后，司马迁将其定名为《太史公书》，用以纪念父亲发凡起例之功，尊称父司马谈之官职“太史令”为“太史公”并以为书名。司马迁还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继承父亲完成了未尽之功，所以在论赞中均标为“太史公曰”。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对父亲充满了尊敬。
但是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者，他大胆创新以成“一家之言”。司马谈发凡起例，“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司马迁修正了这一断限，使《史记》的主题更加鲜明，故在《太史公自序》中特地加以说明。最后在全书的结尾中说：“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原文】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牖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鐻，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之早霣，诸吕不台；崇强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强弱之原云以世。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杀身陨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间，维申功臣宗属爵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既强，七国为从，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义，其势销弱，德归京师。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
星气之书，多杂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
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
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
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番番黄发，爰飨营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田、阚争宠，姜姓解亡。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隐、桓之际，是独何哉？三桓争强，鲁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燕哙之禅，乃成祸乱。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及旦摄政，二叔不飨；杀鲜放度，周公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后不绝，舜、禹是说；维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陈杞，楚实灭之。齐、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殷余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酒》《材》是告，及朔之生，卫顷不宁；南子恶蒯聩，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战国既强，卫以小弱，角独后亡。嘉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伤于泓，君子孰称。景公谦德，荧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灭亡。嘉微子问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讥名，卒灭武公。骊姬之爱，乱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专权，晋国以秏。嘉文公锡珪鬯，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业之，吴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绎，熊渠是续。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鼋鳝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践困彼，乃用种、蠡。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东，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议。祭仲要盟，郑久不昌。子产之仁，绍世称贤。三晋侵伐，郑纳于韩。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维骥耳，乃章造父。赵夙事献，衰续厥绪。佐文尊王，卒为晋辅。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缚，饿死探爵。王迁辟**，良将是斥。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毕万爵魏，卜人知之。及绛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义，子夏师之。惠王自矜，齐、秦攻之。既疑信陵，诸侯罢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韩厥阴德，赵武攸兴。绍绝立废，晋人宗之。昭侯显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袭之。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难，适齐为援，阴施五世，齐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为侯。王建动心，乃迁于共。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台，薄氏始基。诎意适代，厥崇诸窦。栗姬偩贵，王氏乃遂。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汉既谲谋，禽信于陈；越、荆剽轻，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强淮、泗，为汉宗藩。戊溺于邪，礼复绍之。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维祖师旅，刘贾是与；为布所袭，丧其荆、吴。营陵激吕，乃王琅邪；怵午信齐，往而不归，遂西入关，遭立孝文，获复王燕。天下未集，贾、泽以族，为汉藩辅。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亲属既寡；悼惠先壮，实镇东土。哀王擅兴，发怒诸吕，驷钧暴戾，京师弗许。厉之内**，祸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与信定魏，破赵拔齐，遂弱楚人。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诸侯宾从于汉；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诸吕为从，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于权；吴、楚之兵，亚夫驻于昌邑，以厄齐、赵，而出委以梁。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扞；偩爱矜功，几获于祸。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亲属洽和，诸侯大小为藩，爰得其宜，僭拟之事稍衰贬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维建遇谗，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员奔吴。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餍，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作《苏秦列传》第九。
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第十。
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长平，遂围邯郸，武安为率；破荆灭赵，王翦之计。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归于薛，为齐扞楚、魏。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争冯亭以权，如楚以救邯郸之围，使其君复称于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脱强秦，使驰说之士南向走楚者，黄歇之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能忍訽于魏、齐，而信威于强秦，推贤让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率行其谋，连五国兵，为弱燕报强齐之仇，雪其先君之耻。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能信意强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临菑而奔莒，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能设诡说解患于围城，轻爵禄，乐肆志。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填赵塞常山以广河内，弱楚权，明汉王之信于天下。作《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党之兵，从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项羽。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归汉，汉用得大司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楚、汉相距巩洛，而韩信为填颍川，卢绾绝籍粮饷。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诸侯畔项王，唯齐连子羽城阳，汉得以间遂入彭城。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哙、商有力焉，非独鞭策，又与之脱难。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
汉既初定，文理未明，苍为主计，整齐度量，序律历。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欲详知秦、楚之事，维周常从高祖，平定诸侯。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能摧刚作柔，卒为列臣；栾公不劫于势而倍死。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作《袁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贤人，增主之明。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讷于言，敏于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维仲之省，厥濞王吴，遭汉初定，以填抚江、淮之间。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楚为乱，宗属唯婴贤而喜士，士乡之，率师抗山东荥阳。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
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得人。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长国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民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疑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