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字文长，义阳（今河南信阳）人，刘备帐下一员胆略过人的大将。魏延数有战功，最后竟以“背叛”的名义被斩，不白而死，留下一桩历史疑案。
一、守汉中，不负刘备重任
刘备寓居荆州，招募贤士之时，魏延即心向往之，赤壁大战后，成为刘备的将领。刘备入蜀，魏延率部曲跟随，夺关斩将，立下战功，升为牙门将军。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得汉中，称汉中王，将迁治成都，要选拔一员大将镇守汉中。汉中乃蜀之北大门，有“益州咽喉”之称，“若无汉中则无蜀矣”（《三国志·杨洪传》）。因此，镇守汉中的责任仅次于荆州的关羽。众军议论，以为“必在张飞”，而张飞也认为非己莫属。岂知刘备力排众议，提拔魏延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总摄汉中地区的军政事务。这一决定出人意料，“一军皆惊”，全军上下对魏延刮目相看。刘备即将离开汉中，大会朝臣。在会上他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作何打算？”魏延说：“若曹操举天下之兵来犯，请为大王拒之；若遣偏将率十万之众而至，请为大王吞之！”这回答掷地作金声，刘备听了拍手称善，而在场的文武官员“咸壮其言”。
魏延不负刘备重托，在独任北方防务中，采用《周易》所载的“重门”之法，创立“围守”御敌，对保卫汉中做出极有成效的贡献。他在汉中一线依地势筑起一座座土围为营寨，各围积粮屯兵。“敌若来攻”，各围即出城，并且相互救援，“使不得入”。这些错落棋布的围寨，在延熙七年（244）曹爽攻汉中时发挥了作用。当时，曹爽率军十万攻蜀，汉中守军不满三万，敌众我寡，诸将惊惶。有人主张撤围守，退保汉、乐二城（今陕西勉县和城固），王平却主张利用诸围拒守，以待援军。结果，“王平捍卫曹爽，皆承此制”，获得成功（《三国志·姜维传》）。姜维主持蜀国军务时，以为诸围错守，“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三国志·姜维传》），放敌入汉中，待其疲乏后击之，因而撤围守。对此举，后人评论：“外户不守而却屯以引敌，且欲俟其退而搏之，真开门揖盗之见。”还有人认为这是蜀国灭亡的原因，说：“维之失计，汉之所以亡，良然。”（《三国志·姜维传》注引）蜀亡与撤围守的关系如何，姑且不论，魏延置围守御敌的作用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在汉中创置围守，表现了魏延不凡的才干。刘备称帝时，他升为镇北将军。刘禅继位，又晋爵，封都亭侯。
二、建奇策，诸葛亮制而不许
诸葛亮受托孤辅政后，魏延作为受刘备器重的大将，开始也受到尊重。诸葛亮北伐，“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不过，魏延很快就对诸葛亮产生不满情绪。
在第一次北伐前的军事会议上，魏延提出由子午谷直袭长安之计。他说：“闻坐镇长安的夏侯楙，年少，魏主之女婿，怯而无谋。今若给我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接出褒中（今陕西褒城），沿秦岭而东，则子午谷向北，不过十日，可达长安。蜀军骤然出现在长安城下，夏侯楙必定惶恐失措，弃城而逃。城中只剩下御史、太守等文官，就不足为惧了。百姓闻大军忽至，也会四处逃散。我军可收长安邸阁的储粮接济军食，那是足够军用的。”接着，他提议诸葛亮同时自率大军从斜谷杀入关中，与他配合。不到二十天两军便可会师。“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汉中与关中相阻于秦岭，当时主要靠褒斜、傥骆、子午等谷道交通。而其中“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经汉中”（《汉书·王莽传》），是汉中去长安最便捷径，可以出敌不意，兵临长安城下。魏延为汉中太守多年，深知这一点，并且看到当时守城敌将怯弱无谋，因而提出这一极有胆识的用兵方略。
乘虚蹈隙出奇兵，是古代兵家常用的取胜之道。兵出子午谷，偷袭长安，然后夺取潼关，西抚陇右，一举而定秦川，这并非不可能。一生谨慎的诸葛亮却认为：“此县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而对魏延之计“制而不许”，坚持自己出祁山攻魏的主张。
当兵行之日，选拔先锋将，军中议论，都以为宿将魏延、吴壹等“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三国志·马良传》附《马谡传》）。诸葛亮违众议误用马谡，造成街亭失守，北伐受挫。
魏延建奇策，诸葛亮置之高阁不用；本是魏延的先锋之任，却授予其亲信马谡，结果铸成首次北伐的败局。这一切使魏延对诸葛亮产生了不满情绪，并且怀疑其军事才干。魏延想到自己在刘备麾下何等受器重，而“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均遭拒绝，因此“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他常常散布说诸葛亮胆怯，自己在他手下无用武之地。这些诋毁自然使诸葛亮不悦。不过，诸葛亮爱他勇武，一时未与之计较。
建兴八年（230），魏延受命入羌中，笼络羌、氐，发展势力，与魏国前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遭遇，双方激战于阳谿（今甘肃渭源）。魏延大获全胜，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阳谿一战的胜利，更助长了魏延的矜骄情绪。
三、性矜高，蒙受不白之冤
魏延作为一员战将，“善待士卒，勇猛过人”，这是其长处，也是他受刘备和诸葛亮器重的原因。然而，他傲慢，瞧不起人，这些短处导致他的一生以悲剧告终。他艺高功大，却目中无人，很多将吏都让他几分；唯独长史杨仪，也因自恃其才傲视他人，不把魏延放在眼里。魏延甚为愤恨，二人因此积怨，终至拔刀相见，势如水火。诸葛亮爱惜二人才干，不忍有所偏废，同时也无力解决这一矛盾。
建兴十二年（234）八月，诸葛亮病危，“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他把魏延撇在一边，进行了这样的部署：“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诸葛亮明知魏延与杨仪互为仇敌，却只向杨仪面授机宜，并且委之总督军务及指挥魏延。“亮固知延非仪所能令矣”（《资治通鉴》卷七十一，胡三省语），却示意“军便自发”。如此，魏延便被一步步逼到反叛的境地。他矜高傲上，得罪了诸葛亮，带来杀身的后果。
诸葛亮刚死，杨仪就令费祎去揣摸魏延的意图。魏延以为是他大展雄才、伐魏歼敌的时机到了，便说：“丞相虽死，吾自见在。府亲官属可将灵柩运回安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岂能因一人死而废弃一统天下的大事？”这话虽傲慢犯上，但其伐敌气概可嘉。对杨仪总督军事，令他断后，魏延果然不服。他说：“我魏延乃堂堂大将，岂是杨仪小子可以指挥，为他断后的？”于是，他请费祎和他一起，共同部署军务，并且联名布告诸将。费祎早知诸葛亮的部署，当然不会支持魏延的这种目无君臣的行动，便假意说：“吾为君去劝解杨长史。他身为文吏，不晓军事，不会不听从你的安排。”说完驰马而去。魏延待费祎走后细想，后悔自己的鲁莽，但要挽回自己说的话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魏延处于孤立和隔绝的状况。全军的行动他不可得知，自己因不听杨仪之令而不知如何行动。他派人去杨仪处察看，发现“诸营相次引军还”。对于被总部遗弃，魏延大怒，丧失了理智。在杨仪率大部队尚未开拔时，他便先行撤离五丈原，经栈道南归汉中，“所过烧绝阁道”，以发泄对杨仪的仇恨。魏延不遵从诸葛亮遗命，擅自行动，并烧毁栈道给蜀军的回返带来困难，这就授人以柄。于是，杨仪向朝廷上表，告魏延反叛。魏延说杨仪假公以报私仇，也告他谋反。二人“各相示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于成都。后主刘禅不知孰是孰非，询问侍中董允和留府长史蒋琬。由于杨仪受命于诸葛亮，因此二人“咸保仪疑延”。刘禅便令蒋琬率宿卫军北行，以防不测。
当魏延回军至南谷口（今陕西汉中西北）时，杨仪、费祎、姜维等人率领的大部队也随后赶到。魏延领兵逆击杨仪之军，杨仪派王平出战。两军对战，王平指着魏延及其将士说：“诸葛公虽死，而尸骨未寒，尔辈竟胆敢如此！”魏延手下的将士听说，明白理屈，纷纷倒戈，一哄而散，只剩下魏延和他的儿子等数人。魏延无奈，只得向汉中奔逃。途中，被杨仪派马岱追上，斩之。朝廷得知消息，“遂夷延三族”。（许少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