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斯年即将卸任北大代理校长之际，史语所同仁已经连连拍发电报催他火速回返，以处理一连串棘手的事情。
由于李庄方面急切的呼唤与期盼，傅斯年不能留在北平再继续拖延下去了，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更何况史语所才是他立身处世的最大本钱。于是，满头大汗的傅斯年卷起那张一直随身携带的狗皮褥子，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气喘吁吁地登上飞机舷梯匆匆向南飞去。
当傅斯年抵达李庄时，董作宾终于长吁了一口气，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傅斯年说，史语所已经到了快散板儿的程度了，特别是同人的家属们看到同济大学陆续东迁，越来越沉寂难耐，焦躁不安，三天两头跑来询问复员归京的事。有些年轻的学者整天议论纷纷，无所事事。不知道是谁打听到的小道消息，传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以后再也不管史语所了，众人闻听，如失擎天之柱，更加惶恐不安，大有树倒猢狲散之感。若不赶紧想法加以安抚，一群男女老少闷在这个形同葫芦一样的山坳里，恐怕早晚要出乱子。
傅斯年听罢不由有些愧疚，自抗战胜利后，他连续在重庆、北平、昆明、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表面上搞得红红火火，而且在媒体上出尽风头，所以不免有小道消息传播开来，结果竟搞得史语所同人信以为真，鸡犬不宁。他思考片刻，找来一张白纸，在董作宾的书案上挥毫泼墨，上书“传言孟真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几个大字，挂在牌坊头大门的一边，以明心志，也算是对史语所同人的无声解释。
当晚，傅斯年召开史语所同人会议，除了当面表达自己绝不会抛下众人到南京做官外，还明确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迟到10月，也就是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一定要带大家重返首都，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快乐与幸福。一席话令茫然四顾的史语所同人愁云顿消，郁郁寡欢心境豁然开朗。
一个星期后，傅斯年接到朱家骅发来的电报，让他速到南京出席国府紧急会议，傅斯年犹豫良久，最后一咬牙离开了李庄。
傅斯年虽然离去，但是整个史语所明显地稳住了阵脚。对于傅斯年的人格魅力与崇高威望，董作宾后来做过如此评说：“当年孔子在陈的时候，时常挂念着他的学生，并说‘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真先生也许想起了这几句，要回所把同仁们‘裁’一下子。那时新旧同仁，除了三两位老友之外，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的青年，受过他的训练和熏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
此言尽管不算直白露骨，但也清晰明了，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除李济、董作宾等几位元老外，凡是后来入所的青年学者几乎全部都是经傅斯年一手选拔提携的。只要傅斯年认为来者与他心目中的“道”相同，便设法笼络到麾下，加以“培植”扶持。如周一良、杨志玖、王利器、邓广铭、马学良、李孝定、张秉权等等，都是傅斯年亲手招到史语所并“培植”成才的。
这一做法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傅斯年成为被培植者的教父，随时随地可操控、调配一切，并形成了类似曾国藩湘军一样“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一旦这个格局形成，所有的兵士均听命于傅斯年一人指挥调遣，外人或外力很难对这个半政治半军事化的集团发号施令。这也是为什么代理所长董作宾在李庄无力控制即将崩盘的局势，而连连发电催请傅斯年回所“整饬”的内在根源。
后来，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战场失利、兵败溃退之时，中央研究院所属十几个研究所的人员多数不愿受命搬迁，只有一个史语所被傅斯年基本完整地拖到了台湾，其中的道理也在于此。
对于傅斯年以这种方式招兵买马所产生的反应和后果可谓故事多多，北平、南京、昆明时代自不必说，即便在抗战最为艰苦的李庄时期也可以寻找出不少鲜活的例子。
有一天，住在李庄郊外的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笑董作宾：“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
陶孟和所说的“胖猫”自是指傅斯年，而“小耗子”则不言自明。为此，董作宾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
董作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台湾有一位叫李敖的文人骚客曾云：“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许多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董作宾就提到过许多，诸如傅斯年要给新进所的人‘来一个下马威’，诸如不得乱写文章，诸如要强迫校书，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家法与空气，使得许多人对他都不得不作伪，正如陶孟和所说的：‘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也如董作宾所说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有些不同。’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他还说：“学阀作风结胎于傅斯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切大独裁，独裁到头天看见小研究员在阳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
李敖所言，自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但就“下马威”与“伪风”之类的事件当然也不能幸免和排除。对于用其他方式进入史语所大门的人，傅斯年也确实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并按这一法则先行来个“下马威”，若不能制服就扫地出门。
因而自此之后，一代代大小学阀在大陆各高校、科研机构与台湾孤岛相继产生，并为此争夺地盘、抢占地位、拉帮结派称王称霸，发展私人色彩甚重的恶势力，甚至公然大打出手，弄得头破血流。这些丑恶现象与事件，与傅斯年创设的这种人事制度与政治格局有很大的关系。
傅斯年登上轮船，离开了李庄，没想到这一走就是诀别。自此，那高大肥胖的身影从扬子江尽头的山坳里悄然消失，而李庄的山山水水也只能在他的梦里出现了。
毫无疑问，傅斯年这一生最大、最令人瞩目的事业，就是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一点已形成公论。史语所即是傅斯年得意而辉煌的天才杰作，也是他留给后世具有学术典范意义的“制度性遗业”，这份遗业在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有着长远弥久的影响，也给傅斯年带来了不朽的声名。
霸气的性格成就了傅斯年的事业，也为他招来了不少的毁谤，因为傅斯年这一生在学术上确实没有什么大部头的皇皇巨著，所以很多人借题发挥，开始质疑他所长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