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下旬，史语所开始从李庄撤离，与此同时傅斯年正在南京参加国民代表大会。
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称：“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
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谁也想不到蒋介石的这一句“完了”，竟成谶语。
为了达到迅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目的，蒋介石在紧急调兵遣将的同时，连连召开会议，对战后滋生的高强度腐败给予阻击查处。但此时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已是洪水滔滔，不可遏制。“五子登科”成为各级官僚们相互追逐、争夺的最高目标和行为准则。
国民政府时期的“五子登科”是什么呢？就是帽子、位子、房子、票子、婊子，无论是像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这样的高官大员，还是低级官僚如科长、股长、排长甚至一个伙夫班长，无不为“五子”而绞尽脑汁，用尽手段。
众所周知，自1927年开始，国民党的政权就已经由蒋介石来把持了，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蒋介石财政经济的主要助手。蒋、宋、孔三人既是政治伙伴，又是姻亲。宋子文和孔祥熙是郎舅关系，但两人都是利欲熏心的人物，为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互相拆台，关系一直不融洽。
正是孔宋之流的所作所为与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搅得全国上下乌烟瘴气，腐臭之味充斥乾坤，有识之士与草根阶层对其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
然而，就在这举世浑浊、浑浑噩噩的腐水漫延中，傅斯年以当年武二郎景阳冈打虎的勇猛豪气，挥拳向国贼孔祥熙高昂着的头颅击将过来。
早在抗战之前，傅斯年就对国民党政府呈现出的腐败现象心怀怨恨，但这个恨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怨，骨子里却一直对政府和蒋介石个人抱有幻想，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使命感。
在这一使命的催发与鼓动下，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五号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斯年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逐渐趋向崩溃。因为失业，国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可谓要多少有多少，军阀自然成了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的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灭国。”因而，傅斯年呼吁“一切不顾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正在南京的傅斯年闻听张学良发动兵变，居然把赴西安视事的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在茫茫夜色中撵得鸡飞狗跳，抱头鼠窜，并从骊山一个小洞缝隙里把蒋公像抓土拨鼠一样掏出来，然后押往西安一间黑屋子扣押，极为震怒，于是极力主张南京国民党高层立即出动大军讨伐叛逆。同时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论张贼叛变》《讨贼中之大路》等言辞激烈的檄文向政府献计献策并痛斥张学良的无耻之行。傅斯年认为：“蒋介石在此时的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着中国的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所以营救蒋介石是当前第一要务。”
在《讨贼中之大路》一文中，傅斯年疾呼中央政府尽快派中央军西进，对西安呈扇形包围，只要将西安围住，就可将张贼学良置于死地。同时警告国人：“现在全国上下应该只有一种意志，就是‘打！打！打！’又应该只有一个盼望，就是‘胜！胜！胜！’对张贼只可有一道命令，就是‘降！降！降！’此外没有任何话给贼说。”针对有人认为中央出兵西进，会激怒张学良并危及蒋介石的安全，投鼠忌器，须小心谨慎行事的主张，傅斯年给予驳斥并坚称越是大军压境，张学良越不敢加害蒋介石，同时预言性地指出，待中央军包围西安，张学良只有束手就范、屈膝投降，没有其他路可走。
正因为傅斯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维系在国民党政府和蒋家王朝的战车上，并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动机，才对国民党与政府核心的“老大”蒋介石本人，抱有真诚的希望与幻想。
抗战军兴，傅斯年当选国民政府参政员后，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党国大事发表“宏论”，对当年所谓“票号世家”的山西土财主孔祥熙充满了敌意。因为傅斯年早已对孔宋家族的所作所为与熏天气焰充满了怨恨，才有了抗战兴起后，傅斯年不时蹦将起来，猫腰弓背，抓住孔祥熙和宋子文死死不放，疼得筋骨相连的“老大”蒋介石嗷嗷直叫，但又无可奈何。
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政府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从才能、用人，纵容夫人、儿子与不法商人勾结，发国难财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抨击了孔祥熙的恶行。尽管傅斯年这尊“大炮”发出的炮弹，弹道正确，弹着点并无偏差，但作为“老大”的蒋介石却不动声色，不置一词。
此举引发了“傅大炮”的强烈不满与愤慨，一怒之下，踏上了与孔祥熙决一死战，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不归路。从此之后，傅斯年殚精竭虑，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准备在参政会上一齐掷出，当场把孔氏掀翻在地。
这一计划被正在美国的胡适知道了，胡适立即写信劝傅斯年不要贸然行事，搞不好要弄个惹火烧身的结局。傅斯年并不理会老师的好意，决心“除恶务尽”。
小胜之后的傅斯年于1940年8月14日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列举了自己倒孔的六条理由，并进一步表示：“我是一个读书人，即使不能上阵杀敌，也不能愧对前贤典型，如果我大难不死能在参政会中发挥作用，我就要当第一个碰触逆鳞的人。如果说我的倒孔行为如何有效，确实惭愧，但也绝非毫无影响。至少可以说孔祥熙以前是个禁忌，没有人敢指名，但是现在则成了一个溺尿桶，人人都可以往里面丢脏东西了。”
傅斯年的信可谓妙趣横生，不知道胡适看后对骄横跋扈孔祥熙突然变成了一个立式皮囊形尿桶有何感想。而此后傅斯年依然是冲锋在前，抓住整个孔氏家族营私舞弊的恶行，穷追猛打，搞得“孔尿桶”最后面临散架崩盘的境地。
面对危局，作为“老大”的蒋委员长决定对这个既可恨又可怜还有点儿离不开的“老二”施以援手，他专门屈尊就驾摆了一桌上等酒席招待傅斯年，在傅斯年兴高采烈宏论大发之际，蒋介石委婉地劝说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
傅斯年语气坚定地回答：“我绝对信任。”
看到傅斯年这幅忠诚良将的模样，蒋介石轻轻咳了一声，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
言外之意就是你既然信任“老大”，也必定要信任“老二”，因为“老大”和“老二”是一个血脉相连的整体。
对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场景，后来周作人在1950年撰文说道：“老蒋一泡尿撒下去，他的炮就不响了。”但据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说，周作人实属胡言乱语的小人，他的说法并不足信。
事实上，老蒋的那泡尿并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与伟力，对傅斯年而言，只不过是一点儿毛毛雨而已。何况傅斯年也不是泥巴捏成的尿桶，而是用钢铁铸成的“大炮”。因而，蒋介石的尿压根就没起作用，傅斯年的钢铁大炮不但响着，且响得干脆利索，有铮铮铁骨之音。他铿锵有力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说这话时，傅斯年颇有些激动，脸涨得呈猪肝色，欲做拼命状，在座的陪客们无不大惊失色。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觉得对方此言虽有些不雅，毕竟是真情的流露，且对自己这个“老大”也还算一片忠心，便出乎众人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未再阻止。
蒋介石没有想到，就因为他没有阻止，到了1944年，傅斯年抓住孔祥熙在六起贪赃大案中影响最大、手段最卑劣的美金公债一案，抡圆了拳头，连连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