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美金公债案呢？
这事还得从1942年说起。
这一年，国民政府利用美国贷款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按规定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
因为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觉得有利可图，就一面指示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停止出售美金储蓄券，一面让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剩下的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此案被称为美金公债案。
此案发生后，中央银行国库局的正直人士就将掌握的证据悄悄提供给傅斯年。傅斯年将这些检举材料汇总编排，然后拟成提案，交给大会秘书处宣读。
当时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的王世杰看到提案后大惊失色，他担心事态扩大，被人作为借口“攻击政府，影响抗日”，力劝傅斯年歇手闭嘴，否则后果无法预料。傅斯年对王世杰的好言相劝不以为然，坚持己见，并要上诉法院与孔祥熙对簿公堂。
面对傅斯年破釜沉舟的凌厉攻势，陈布雷知道事情不可挽回，孔祥熙大势已去，就向“老大”蒋介石进言道：这个在你下头的孔祥熙，居然瞒着上头，趁火打劫，实在太浑。“傅大炮”执意要发出的炮弹恐怕难以拦截，还是想方设法悄悄将这位“老二”做掉算了，省得鸡飞狗跳地不得安宁。
对于这个案子，蒋介石也感到非常的棘手，因为牵涉面太广，既有亲情因素又有政治因素。在两难中，蒋介石一面尽力遮掩，一面以避免造成国际影响为由，制止傅斯年在参政会上提出此案，还建议傅斯年改成书面检举材料交给他本人处理。
对此，蒋介石亲自出面托陈布雷向傅斯年说情，陈布雷深知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不达目的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他就以争取世界各国对抗战的支持，以国家利益为重等说辞，请傅斯年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
陈布雷不愧是一流策士，他一提“国事为重”，傅斯年便答应退让一步，决定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公之于世。尽管这一改变，无形中使弹道的着力点出现偏差，火力也大大的减弱，但仍然使朝野大哗，纷纷表示要严惩孔祥熙这一国之巨贼。
在强大的压力下，蒋介石感到独木难撑，咬牙下达手谕，委派财政部长俞鸿钧出面调查孔祥熙财源的来路问题。
众人一看蒋介石要动真格的了，立刻胆气顿生，纷纷拥上前来，借着傅斯年射出“炮弹”的浓烟迷雾，给孔祥熙一顿乱棍飞击。
傅斯年深感吾道不孤，越发精神抖擞起来。8月6日，他起草了《傅斯年为国库局案在参政会所提说明书》，在国民参政会上再度重炮轰击孔祥熙与美金公债案的其他舞弊者。
傅斯年站在台上声如洪钟，慷慨陈词，向与会者详细的说明了他本人调查一舞弊案的前后经过，以及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等人的犯罪事实，最后附上秘密账本作为证据。
对于这一幕情景，罗家伦回忆道：“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发言到结束的时候，郑重声明他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这话使全场兴奋，可是我却替他捏了一把汗。会后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敢说这样肯定的话。他说：‘我若没有根据，哪能说这话。’于是他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看。可见他说话是负责的，绝对不是所谓大炮者可比，也绝不是闻风言事的一流。这种有风骨的人，是值得敬佩的。”
8月8日，正当中央银行国库局案闹得不可开交时，有人秘密致函傅斯年道：“据吕咸传说委座已与先生说情，国库局贪污案已了案……”傅斯年在一旁批了“不成话”三字，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也暗含了事实真相。信中还提到一个极具刺激性的细节，说“先生在参政会提此案那天，孔祥熙就连夜审问吕局长，据供‘可’字及签章完全假造，为的是挡驾查账人员。听说孔祥熙还打了吕咸两个耳光，想必是怒到了极点。”
在傅斯年一马当先，社会各界人士参与以及内外力量猛烈夹击下，孔祥熙终于招架不住，崩盘散架，倒地不起，一连串的官爵包括行政院长的顶戴花翎被打落在地，先后滚进尿桶中泡了黄汤。
傅斯年一炮轰走了大瘟神，举国振奋，奔走相告。“傅大炮”这一名号也随之名动朝野，天下敬佩。但令国人失望的是，蒋家王朝这座靠山尚未崩塌，虎狼之辈依然视中国为自己的安福之地与逍遥乐园。
孔祥熙被打倒之后，蒋介石又通过外科手术式的对接，从自己势力范围内再度扶植了一个宋子文。
宋家公子上台后，其恶行较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搅得天下沸腾，官愤民怨。傅斯年再度抬起他那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大字号炮筒，先是从教育状况糟糕至极，政府只卖文化膏药等方面，来了一番敲山震虎式的轰击，希望宋氏能幡然醒悟，设法补救。
傅斯年在《大公报》上撰文道：“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但这位骄奢**逸的宋公子却揣着明白装糊涂，采取置之不理的蛮横态度任由整个社会经济腐烂、崩溃下去。
傅斯年大怒，开始转动炮口，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五个方面，集中火力对宋子文进行死打猛攻。
为揭露宋氏家族的恶行，傅斯年于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连续刊发了三篇火星激溅、威力巨大的战斗檄文，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以及《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
前两篇文章在《世纪评论》中刊出。在第一篇文章中，傅斯年痛骂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是由于革命的势力，而是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文章刊发后，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一时朝野震惊，群情激愤。胡适等人积极呼应，势同火上浇油。在排山倒海的讨伐声中，宋子文顿感天旋地转，体力不支。而此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那一帮见风使舵的官僚政客，眼见宋子文即将翻船沉没，于愤恨中大着胆子从胸前背后给予几记闷棍。
1947年2月16日，监察院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彻底清查黄金风潮酿成的严重后果与责任者。消息传出，全国军民于欢呼声中翘首以待。傅斯年抓住时机，抹着满头汗水，于著名的《观察》杂志上抛出了第三篇战斗檄文，给予宋子文最后致命一击。
对于孔宋两家吞公营私的非法财产和监察院即将采取的行动，傅斯年坚决主张公私分明，由政府公开没收或征用孔宋豪门的非法财产。傅斯年说道：宋子文着实是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他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在今天宋氏这样的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面对傅斯年发射的炮弹和社会各阶层的打击，宋子文无力招架，更无力还手，只得重蹈孔祥熙的覆辙，如同过街老鼠一样灰溜溜地夹着尾巴下台滚蛋。
至此，两位皇亲国戚均被傅斯年炮轰于马下，在普天之下拍手称快的欢声笑语中，傅斯年的威望与声名在国人心目中达到了一生的巅峰。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有此一大壮举，着实为世人树立了一个谔谔之士的光辉典范。对此，深知傅斯年学问、人格力量的胡适曾满怀**地称颂道：“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
我们在敬佩傅斯年嫉恶如仇，不畏权贵的时候，也应该认识到傅斯年抨击时弊，危言高论的目的是要消除政治弊端，促使政权完善，因为他始终把国民党政权视为“正统”，所以现实生活中他只有反对贪官污吏的勇气，而绝无“犯上作乱”的决心。这就决定了他一生都难以割舍与国民党政权的联系，甚至甘愿为之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