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应星对管理学校并不在行，对清华的教育与施政方针都极为陌生，除了对学生胡乱训斥外，实在看不出一个校长应有的素养与才质。但是因为在官场混迹多年，对于玩弄权术倒是十分娴熟。
在入职清华前，温应星就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梅贻琦是清华园的参天大树，更是清华教授拥护的箭垛式人物，属于各派系中最大集团的中坚力量，而曹云祥就是被这一集团所压扁击垮的。所以如果自己想在清华站稳脚跟，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与梅派合作，要么出其不意给对方致命一击。
因为温应星背靠奉系这座大山，所以他很有底气地选择了后者。他了解到梅系集团人物与对手决斗的方法恰似一条硕大无比的巨蟒，以清华《组织大纲》为锁链套住对方，再以教授会、评议会两股力量与对手缠斗，直到把对方缠倒压垮断气为止。所以他决定采取军事上速战速决的战略战术，见招拆招，迅速向以梅贻琦为首的教授集团发起了第一轮攻击。
1928年4月24日，温应星到清华就任的第六天，他就以校长兼主席的名义召开了评议会，号令修改《组织大纲》，将束缚自己手脚的条款尽量除之，但收效甚微。
受到挫折的温应星并没有放弃，反而使出杀手锏。5月15日下午，他再度主持评议会，任命余日宣为教务长，改任梅贻琦为驻美监督。不得不说，这是温应星最狠、最得意的一招，因为这意味着梅贻琦将会彻底出局，梅派也将因为失去主心骨而不复存在。
久经风浪的梅贻琦当然不会束手就擒。6月1日，他召集吴宓、叶企孙、赵元任、陈寅恪等集团中人，密商对策，准备绝地反击。想不到的是，梅氏集团的刀剑尚未出鞘，政局又发生了一场巨变。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在乘坐火车从北平返回东北经过皇姑屯时，被日本人炸死，同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式委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
消息传出，中外震动，各报争相报道，奉系所属北京政府阁员与各机关单位人员闻讯四散奔逃，温应星也于6月5日一大早，借着朦胧夜色弃清华园逃之夭夭，不知去向。
人们在惶恐不安中渡过了三天，直到阎锡山带领晋军占领北京，这座城市才开始恢复原状，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已经延伸到这座古老城市的各个角落。
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与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共同致电清华大学，委任梅贻琦暂代校务，听候接管。
这个从天倏忽而降的电报意味着，南京政府不承认温应星担任校长时，为铲除异己、打击对立面而故意设套弄出的以余日宣取代梅贻琦的教务长地位，而是仍然请梅贻琦担任教务长兼代理校长出面维持残局。
温应星苦心孤诣玩弄的伎俩，就这样以如此方式与速度消解于无形中。这件事令清华师生又一次目睹恍若梦境的反转轮回，并嗟叹天命人事，世数无常。
因外交部电令已成事实，借机出了一口恶气的梅贻琦，正欲和同人为学校前途献计献策时，想不到大学院与外交部两个衙门，为争夺对清华的“接管权”又闹将起来。
当此之时，以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为院长的大学院，替代原教育部的职责，宣布要“统一全国教育学术机关”，接管北平各大院校，作为国内知名学府的清华大学自然在接管之列。而外交部则坚持承袭北洋政府时期对清华的管辖权，并以近水楼台之便抢先接管了清华庚款基金，把决定清华前途命脉的钱袋子攥在了手中，拒绝南京大学院一干人等染指。
其实，这两家争执的根本原因，正如罗家伦后来所言：“王正廷任外交部长，他以前在北京政府时代，就曾担任过这个职务，深知清华是外交部部长的一个财源，哪里肯放松，仍旧要清华归外交部主管。政府里面有人不赞成，他不得已，而提出一个由外交部会同大学院共管的办法。他要外交部参加的理由，是因为清华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的，似乎外交部不参加，美国就不答应的样子。这种拿洋人来吓中国人的手段，是当年办洋务的人挟外力以自重的惯技。”
大学院与外交部在接收清华问题上互不相让，双方不惜撕破脸皮，公然叫起板来，而教职员连同学生也在局势突变中又扰攘、**起来。
7月17日，外交部北平接收委员会派张歆海等八人，威风凛凛地进驻清华“查账”，以示“接管”。大学院闻讯，立即于7月18日急电驻北平接收大员高鲁、齐宗颐、卫聚贤等三人速赴清华“视察”，并设法“接收”清华。同时，双方设法寻找更大的势力或靠山，以击败对方，把清华这块“肥肉”吞入自己的肚中。
面对各派势力相互倾轧、抢夺的混乱局面，清华学生会通过一项决议：“在管辖问题未解决以前，任何人不得接收清华……”
梅贻琦专门主持教授会与评议会，表示赞同这个决议，为了清华的前途，会不惜余力抵抗各种对学校不利的政治势力进入。
在清华师生的共同努力以及国民政府各方势力的调处、平衡之下，大学院与外交部终于达成暂时共同管辖清华的协议，并决定：
（一）将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按照美国文理科大学办理，并初步添设研究院。
（二）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合派董事九人，组成新的董事会，掌握清华大学。
（三）原清华学校暨留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改由大学院院长、外交部部长和美国公使三人组成。
尽管这个协议使清华大学又回归到清华学堂时代，由外交、学部兼美使节共同管理的陈旧局面，但毕竟使争闹不休的大学院、外交部与清华学校三方，都从争斗与捆绑的困境中暂时挣脱，亦不失为权宜之计但是，在主事者与清华师生长出一口气的同时，清华校长这个“肥缺”又引来多方觊觎与争夺。
其实早在北伐军即将占领北京的时候，民国时期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卫聚贤作为大学院派往北京接收的职员之一，就敏锐地发现了清华校长这一职位隐藏着巨大的利益，于是卫聚贤给胡适发了一封信笺，劝他快些运作，以谋求校长一职，然而胡适却没有特别表示，或有所表示不为外界所知，但竞争清华校长这一“肥缺”者，却势同飞蝗，腾空走地，从四面八方向清华园扑来。
其实这个局面的发生，是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必然结果，当时教育界名人陶孟和曾在《现代评论》周年纪念刊上发文，对这一现象做过较为明晰的剖析。他说：“五四是教育界变动的大关键。在五四以前，教育界里完全是一群教书匠与天真烂漫的青年，除了所谓教育会或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稍微在社会上有些‘空幻’的势力外，教育界完全没有份量。五四以后，小学教育界里的人，除了索薪运动或受人利用而有所活动的以外，仍然无所作为。可是在中学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界，面目却大为改观。教育变成了一种势力，谁敢同它抗衡就要垮台，政府、军阀、政客都想笼络、讨好它，连商人也不敢得罪它。从此以后，教育界一跃成为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政党等一切活动的重要枢纽。”
陶孟和所言的要害之处，在于“五四运动”之后，各高校学潮连绵不断，无论是谁，只要与学校或学生过不去，学生就掀起学潮，带领大队人马杀出校园，连喊带叫地上街游行，冲击政府机关，悍然与政府对抗。而当时各路军阀、政客的心思和目标都是击败对手，扩大地盘与升官发财，极不愿与穷学生或教书匠啰唆，以免引火烧身，或像五四运动当天游行的学生火烧赵家楼一样，落个被痛殴的局面。因而，军阀政客将学校与师生视为鬼神，而这个鬼神变化多端，小则近似无形，大则可在全国乃至海外掀起滔天巨浪，淹没、吞噬一切反对的力量甚至政权。若军阀政客还不糊涂，便采取敬而远之或套近乎的态度，虚与委蛇，敷衍了事。
另有一位署名宇文的作者，对此门道看得更加透彻并继之发挥道：“聪明的政治家或教育家，都采用一种跨界的办法。一只脚站在政界里，一只脚站在教育界里。政界里的人看了他们，以为他们是教育界有势力的人，就不得不在政界上给他们一个相当的位置。教育界的人看了他们，以为他们是与政界有联络的，不管他们的教育水平如何，就不得不在教育界给他们一个相当的位置。他们在教育界所占的地位愈高，他们在政界里能得到的势力愈大；在政界的势力愈大，在教育界的位置愈加稳固。如此的循环作用，他们就变成了社会上最重要的人物。”
这一说法虽然有些片面，并有拉低、揭穿教育界名流大腕的“高大上”形象和“正能量”的嫌疑，但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29年由南开转入清华任教的历史系教授蒋廷黻，晚年谈到清华往事时，曾精辟地提到：“虽然清华不想受政治干扰，但政客们则不愿置身清华事外。当时一般人似乎有一种想法，认为要想控制政治就必须先控制教育。有些人甚至认为老师和统治者应该是一个人才对。也有人认为控制一所大学就意味着控制了许多任命权。传统的中国观念，认为教书与做官两者之间是不易清楚划分的。中国过去教书的人转任官吏可能比美国律师转任官吏还要方便得多。因此，战前的清华是有遭到政治干预的危险的。”
北伐胜利之前的清华亦如是，而胜利后更是变本加厉，无孔不入。因而，争夺清华大学校长之位，就成为一件与政治紧密相连的要务与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