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获得政治资本，各方势力都在争夺清华校长的职位，但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扰攘争夺中，清华校长的高帽最后竟神奇地落在了罗家伦的头上。
罗家伦，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1897年生于江西进贤。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的支持下，与北大同学傅斯年、徐彦之、段锡朋、汪敬熙等辈成立新潮社，出版了《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在著名的“五四”运动游行示威中，起草唯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号，与同学一起到天安门前游行示威，被时人誉为“五四学生运动健将”。
毕业后，在著名资本家、纺织大王穆藕初的资助下，罗家伦先后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期间，罗家伦与傅斯年、陈寅恪等人一样，都是“为读书而读书”，并不看重文凭，所以虽然成绩优秀，但是回国时却两手空空，没有一张文凭，算是与时尚相悖的另类“海龟”了。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罗家伦受命出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加入国民党，出任蒋介石总司令秘书，深得蒋介石器重。
1928年春，蒋总司发令再度出师北伐，罗家伦为战地政务委员，随军北上，主要职责是代表大学院兼管收复地区的教育，同时参与总司令部重要决策。
关于此段经历，罗家伦回忆道：“到北京后，所有各机关的接收工作，包括学校在内都是由战地政务委员会负责办理的。我亲自参与接收的是教育和外交两部，至于对各学校的接收，因为正在暑假，学生已经分别回家，我所持的政策是指定原校的教职员继续负责，暂不更张，以保全各校的元气。在这时期我只到过清华学校一次。”但是据吴宓1928年7月10日、15日日记所载，罗家伦至少到过清华两次探听风声。又据郭廷以说：“以罗先生出掌清大，相信是蔡元培先生推荐的，我想与蒋总司令亦有关，他对罗先生异常器重。”
郭廷以的推测得到了罗家伦的证实，罗家伦在回忆中说：“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在抓到与大学院共管的权力之后，突如其来地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提出他心目中的清华大学校长人选，他误以为蔡先生是老好先生，不会持任何异议的。哪知道蔡先生对于大学校长的问题看得特别郑重，立刻拒绝，并且说人选问题，他已经决定了，要找我去。这是对王正廷的一个打击，是他想不到的。其实这件事我事前也毫不知情。那时候王正廷是新投到国民政府方面来的，而蔡先生是党国元老，他不敢违抗，也就忍下去了。”
正是处于国民党权力中心，并得益于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直接首长蒋介石的密切关系，罗家伦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与强大的人脉，一举击败了三十余位竞争者，最终登上了首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宝座。然而，当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的消息发布后，却遭到部分清华毕业同学，特别是南京、上海等地同学会校友的强烈反对与抵制。
因为罗家伦出身北大，与清华没有渊源，又是国民党党员和蒋总司令以及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眼中的红人和嫡系，清华老派教职员和部分毕业同学生怕清华被北大系侵吞，对自己不利，再加上对国民党人的政治色彩和革命作风有些恐惧，怕党化教育进入清华这块尚以民主、自由引为骄傲的净土，使之变色，因而对罗家伦执掌清华心有顾虑甚至抵触。
如此尴尬情形，令罗家伦不敢贸然北上，他与身边好友、谋僚们密商，决定向暂代校务的梅贻琦与少壮派主力吴宓、赵元任、叶企孙等疏通，以稳住阵脚，而后徐图进退。
在罗家伦设法安抚清华中坚力量的同时，清华校内学生会于8月4日成立了“校务改进委员会”，并提出了十八项改革意见，要求校方当局清查与巩固清华基金、裁汰学校冗员、裁并学系、添造宿舍、招收女生、停办国学研究院、筹设毕业院等等，即使有些要求并不合理，但为了笼络人心，罗家伦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眼见罗家伦如此配合，清华学生会立即发表宣言，称：“对罗先生毫无反对之意，且对罗先生革除清华积弊及建设学术化，抱有深切希望。并表示所有以‘外交关系’为借口，反对罗先生的人，都是在借外人势力，干涉中国教育主权。”
有了罗家伦的同意，学生会下属的“校务改进委员会”开始行动起来，他们认为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取消国学研究院，于是请代理校长梅贻琦办理此事。
梅贻琦曾经为国学研究院的复兴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如今却看到自己的心血即将被毁于一旦，心中自然不悦，他冷冷地说了声“我不负责”后就扬长而去。
校务改进委员会在梅贻琦面前碰了壁，心怀怨恨地召开会议，决议对把持校务的六位教授以“帝国主义走狗”的名义驱逐出清华，梅贻琦亦名列其中。
当他们咬牙切齿地策划驱逐行动时，这件事却意外地走漏了风声，被罗家伦的好友郭廷以知道了，郭廷以惋惜梅贻琦的才华和才干，就亲自找到清华学生领袖周同庆劝说。最后在周同庆的周旋下，学生会接受了郭廷以的建议，暂时留下了梅贻琦。
梅贻琦在不知不觉中暂时躲过了一劫，但其他几位教授却没有那么幸运。9月3日晚，校务改进委员会召开大会，正式确定余日宣、杨光弼、赵学海、戴超、虞振镛等五人为扫**驱逐的对象。散会后，会议派代表偕全体同学持函，结队游行，高呼打倒某某之口号，包围余日宣等五位教授住宅，迫使他们即日离校。
目睹此情的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道：“闻名在册中，尚未及执行者，还有十余人。此事愈演愈烈。众人怀疑是罗家伦在背后指使。他应允了学生会的要求，从而利用学生会为其攻克强敌并加以扫**，但是学生会的行为如此刁横不近情理，以后又该如何制之？”
怀着对清华未来的忧虑，9月6日晚，吴宓夜访梅贻琦与赵元任，商议校务及个人去留的问题。因为罗家伦依靠的国民党气焰正盛，众人对于这股猛烈的驱赶教授的风潮，都无计可施，也无力组织抵抗，只能潜伏隐忍，暂保自己不被卷入风潮烈焰之中。
9月7日，罗家伦任命北大老同学杨振声为教务长的消息在清华传开。吴宓闻之大发感慨说：“如果罗家伦与学生勾结，为其扫除障碍是事实，那么清华的前途，将陷于悲境中。”
吴宓的担心很快就变为了现实，五天后的9月12日，清华“校务改进委员会”再次发动学生敲锣击鼓、游行示威，将十几名教职员工驱逐出清华园，整个校园陷于纷乱中。
当所谓“恶劣分子”被学生铲除扫**之后，9月16日，罗家伦豪情满怀地抵达北平清华园，晤见教务长兼代校长梅贻琦，就接管或曰“受降”一事进行磋商。
彼时，罗家伦身着少将衔军装，气势逼人，以战胜者和“革命政府”的姿态与梅贻琦谈话。结果是，交谈未久，二人各怀怨气，不欢而散。
9月18日，罗家伦在大礼堂宣誓就国立清华大学校长职，同日，梅贻琦递上了辞职书。
这就是时代比人强，在革命浪潮激**的滚滚洪流里，出身北大、投靠国民党层峰，倚仗党国势力、青春正盛的国军少将罗家伦，成为清华校长争霸战中最大的赢家。而默默耕耘、劳苦数载的梅贻琦，在历史夹缝中不幸成为时代的弃儿，愤而辞职。更有甚者，罗家伦的战刀已经出鞘，就不能不带血而还。此时的梅贻琦，已被罗视为眼中钉和潜伏竞争对手，不是一个辞职就能逃脱得了的。
为了斩草除根，拔掉梅贻琦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当年11月，由校长罗家伦承请，南京政府任命梅贻琦接替赵国材出任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至此，梅贻琦正式被罗氏集团踢出圈外，负笈海外。
对于自己被放逐的处境，梅贻琦与和他一同失势的清华少壮派包括叶企孙等人自是心中了然，他只能以复杂的心境辞别清华园，只身赴美，开始了待时海外的孤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