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革命时代里，梅贻琦的努力化为青烟，校长的宝座被更强势的罗家伦取而代之。他自己则被罗氏集团踢出圈外，接替赵国才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一职。
那么，梅贻琦离开后，清华就能平稳的发展了吗？实则不然。
稍知清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旧清华校长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问题小时，可以勉强维持几年，待到问题成堆，只得一走了之；而问题大的，甚至连校门都进不去。有蒋介石做靠山的罗家伦，风风光光地进入了清华学校，但他的校长生涯也仅仅维持了一年零九个月。
罗家伦执掌清华后，在学术、师资、校政改革方面确实做了一些贡献，但是他独断专横的作风和极力推行“党化教育”的种种措施，很快引起了清华师生的反感。所以当他由于清华基金使用问题与清华董事会发生矛盾而提出辞职时，学生们立即发表声明称：“无论国府批准与否，本校无人表示挽留。”
1930年5月，学生代表大会提岀了“请罗家伦自动辞职”的议案，历数罗家伦的问题：包括“恶迹大彰，丑态百出，钳制言论，束缚同学，滥用私人，离间分化，无所不用其极……政客官僚主义严重”等等。
迫于强大的压力，罗家伦愤恨辞职离去，所有校务由校务会议负责处理。一个月后，阎锡山任命乔万选为新任清华大学校长。
乔万选是山西人，与阎锡山是同乡，曾任上海租界临时法院推事、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央大学副教授、山西党政学院主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司司长等职。“中原大战”爆发前，受阎锡山之邀，在阎氏司令部幕府充当幕僚。
当乔万选即将上任的消息传至清华，全校大哗，多数师生表示不满与愤慨，学生会几位头目更是直截了当的说：“乔万选德薄望轻，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一点也不清楚。更何况这种‘由阎总司令任命’的方式，我们也极不赞成。”
其实，乔万选当年也是清华园中的风云人物，甚至一度出任清华学生会会长，还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健将”。可惜后来放洋没弄出什么动静，归国后也没在教育界主流团体中混事儿，反而渐渐偏向于政客幕僚，以至于世人无从提起且被清华校友遗忘。
既然是幕僚，就要完成幕主交代的任务。乔万选知道清华校园内反对自己的人众多，于是在6月25日，他带着一批人马企图武力接收清华，然而此举却激怒了清华大学的师生，清华学生举着“拒绝乔万选”的大旗，由学生护校委员会纠察队率领，把乔万选拒于校门之外，乔万选在众生喧嚣中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当场签字画押保证“永不任清华校长”，然后灰溜溜地被赶出清华校门。
“驱罗拒乔”的风潮过后，清华一切事务由校务会议负责处理，但校园内并未平静，仍是暗潮涌动，刀锋待起。而校园外同样硝烟弥漫，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大战正酣，又有南北两个“国民政府”互相指斥叫骂，交战各方皆无暇顾及清华大学校长人选。
在混乱了一段时间后，直到1931年春，北方大局已定，南京教育部面对晋京请愿学生和校务会议呈文，知道清华校长一事不能再行拖延，经过各方势力明争暗斗，最终决定任命吴南轩出任清华校长。
吴南轩，江苏仪征人氏，1893年生。1919年复旦大学预科毕业，同年赴美国留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3年获硕士学位，1929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号称心理学专家。归国后，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副主任，属于党国着重栽培的第三梯队青年干部。
4月16日，吴南轩抵达清华大学，20日举行宣誓典礼。一如罗家伦宣誓就职时的铺张豪华，吴南轩从各处请来一批“党国要人”与“中流砥柱”，以及北平党政军警的“代表”前来“监誓”。
一时间，清华园内冠盖云集，车马喧嚣，威风凛凛的场面透着一股莫名其妙的煞气与晦气，一种黑色的云雾扭成绳状在清华园上空盘旋蠕动，似有一种不祥的预兆。风尘仆仆、汗渍淋漓的清华师生，面对声势浩大的虚华浮躁，从心底里表示抗拒，但之前已经折腾得精疲力竭，现在为了学校前途考虑，不愿再节外生枝，因而采取“且视后效”的态度，暂时没有发作。
为了独揽大权，吴南轩到校后，拒不承认教授会的选举权利，自行指命3名教授为院长。并暗中勾结教育部指令修改清华大学规程。
面对吴南轩的专制，教授会奋起反抗，5月28日，诸位教授联名公开谴责吴南轩到校以来“惟务大权独揽，不图发展学术，加以蔑视教授人格，视教授为雇员”的做法，并致电蒋介石，要求撤换吴南轩，“另选贤能”。
面对教授会和校务会的反对，吴南轩不仅没有引退，反而一意孤行，一面断绝清华的经济来源，一面进行政治恫吓，在报上刊登启事，诬陷教授会“唆使学生”“威迫校长”，更给教授们扣上“反动分子，违抗部令”的帽子，同时暗中与南京CC系派头目陈氏兄弟等人，策划派兵镇压或武力解散清华。
眼见双方矛盾越演越烈，而社会舆论也越来越偏向谴责政府，教育部忙以患病为由，将吴南轩调离清华。清华学生会却不肯就此罢休，借机向教育部及最高当局发难，发表声明称，为了避免再次引发学潮，新的清华校长人选标准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1）无党派色彩；
（2）学识渊博；
（3）人格高尚；
（4）确能发展清华；
（5）威望素著。
此时，恰逢“九一八”事变爆发。北大、北师大、燕京、清华等校，相继掀起抗日爱国学潮，大批高校学生涌入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并与军警发生冲突，枪击、流血事件次第发生。
在学生胁迫与清华校内外声势压力下，南京政府鉴于国破家亡的危急形势，不敢轻易往清华奉派校长，以避免引起更大动**与风潮。经过反复物色权衡，终于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大洋彼岸、悄无声息的梅贻琦。
此时，梅贻琦已经在美国度过了三年时光，关于他在留学生监督处工作、生活的情况，迄今未发现翔实的官方公开资料，只能从其夫人的回忆中窥知片羽。
许多年后，梅夫人韩咏华回忆说：“一九二九年，月涵的父亲去世。冬天，我和张彭春先生结伴去美。为了节省开支，月涵不让把儿女都带去，我只好把两个小的孩子留在国内。他为了节省经费，简化了监督处的办事机构，精简了人员。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并将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助理员改为半日工作，只管搞卫生。饭由我来做，不给报酬。秘书何培源兼管买菜，也不另给报酬……月涵的任务是管理分散在全美国的清华留学生，掌管他们的经费，管理他们的学业和操行。他把监督处办成留学生之家，在华盛顿的学生可以随时来监督处活动、休息，在外州的学生放寒暑假时也可以回这里来休假。后来有些非清华的留学生也常来活动。记得当时常来的学生有蒋以绵、韩寿萱、何义君、王炳南等人。月涵不赞成学生到社会上去参加娱乐活动，也不赞成学生去舞场跳舞，因而尽量把监督处办得好些，使学生们乐于来此。”
梅贻琦东山再起，由海外归国出任清华校长，这件事无论是对清华还是对梅贻琦本人都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那么，这背后究竟是谁起了关键作用呢？
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钟秀斌在《一个时代的斯文》中说：“过去有一种传说，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由此还‘派出’许多‘演义’性的情节。其实这都是不正确的。当时梅贻琦还是个‘小人物’，在蒋介石那里根本挂不上号。引荐他出任清华校长的，确有一个‘中枢人物’，那就是在1931年下半年接替蒋介石出任教育部长的前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
李书华本人曾于梅贻琦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也提及过此事，他说：“民国二十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考虑再三认为月涵最为适当，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征其同意后，于民国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提出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我旋即电促月涵从速回国。不久他由美国到南京，我们见面后几天内，他便去北平到校就职了……他对于清华尽力甚多，贡献甚大。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那么，为什么最后是梅贻琦在国民党帮派纷争的丛林中突出重围，最终入主清华园执掌校务呢？这与时势有重大关系，《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做了这样的叙述与推断：“梅贻琦和清华有着较长的历史关系，同时，和国民党北方派系中的李石曾、李书华等人也有联系。但他本人当时不是国民党员，国民政府便挑选了他这样一个无党派关系的人来长清华。”
所谓时势造英雄，这个推断应是符合当时情形的。面对清华师生不断引发驱赶校长的风潮和“九一八”事变的国难，势如危卵的国民党高层实在无人再敢轻易去捧这个刺猬，只有顺应大势，找一个识大体、顾大局，人格健全，性情温良又具有威望的人物长校，才能令清华师生接受而不再向政府发难。
借此机会，梅贻琦在历史的夹缝中脱颖而出，动**不安的清华大学，终于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校长，自此，国立清华大学迎来了梅贻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