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自濡须口撤军，四月回到邺城。撤军原因当然出师不利、春水将至、胜负难卜、不宜继续暴师在外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不能长时间离开政治中心。此前西征韩遂、马超，建安十六年(211)七月出兵，次年正月还邺，前后半年多；此次用兵孙权，建安十七年(212)十月东出，次年四月还邺，又是半年多的时间。看似偶然，实有内在的必然因素。
实际上，曹操即使军临前敌之时，也从未放弃对于发展自己势力、巩固自己地位有关的朝中大事的谋划。当时的政治中心实际在邺，但诸多大事在形式上还要通过汉献帝。曹操在其还邺前后，谋划并通过汉献帝实施了两件大事，一是正月庚寅(213年2月10日)“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十四州为司州、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梁州、雍州、并州、幽州、交州；复为九州，则省司州、凉州、幽州、并州四州，其中最重要的变动是割幽州、并州二州及司州之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四郡入冀州。二是五月丙申(6月16日)“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由此可以看出，曹操撤兵，与其说是军事原因，毋宁说是出于政治大局的统筹与考虑。
曹操撤军，并非如乌林兵败而返。他从容地做了一些御敌部署，一使张辽、乐进、李典等七千人屯兵合肥；二是遣庐江太守朱光屯兵皖(今安徽潜山县),大开稻田。三派间谍招诱鄱阳“贼帅”,使作内应。
曹操扩地晋爵的作为，用心完全昭示于天下，大大震动了孙权、刘备等。
建安十九年(214)闰五月，孙权主动发起了向皖城的进攻。这时的皖城实为孤城一座。造成这种情况是曹操的一次错误决策所致。史载，建安十四年(209)曹操军谯备边时恐滨江郡县为孙权所略，不听扬州别驾蒋济“自破袁绍以来，明公威震天下，民无他志，人情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的劝说，硬是令民内徙，结果造成“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矣”。这是对孙权有利的态势。大将吕蒙劝孙权说： “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于是，孙权亲自率军征皖城，诸将欲作土山，添攻具，吕蒙急趋孙权面前提出速攻的意见，说： “治攻具及土山，必历日乃成，城备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图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经日，水必向尽，还道艰难，蒙窃危之。今观此城，不能甚固，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不移时可拔，及水以归，全胜之道也。”孙权接受了吕蒙的建议，即时发起进攻。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甘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士卒先，督攻在前；吕蒙以精锐继后而进。“侵晨进攻，蒙手执袍鼓，士卒皆腾踊自升，食时破之”,获朱光及男女数万口。战局果如吕蒙所料，很快便以胜利结束。张辽率兵来救，未至，闻皖城已失，只好返回。
曹操得知皖城失守，顿觉受辱，因而大怒，头脑又不冷静了。时值秋七月，大雨绵绵，曹操决定再次亲征孙权。然欲征吴而大霖雨，三军多不愿行。但曹操决心已定，众将士多不敢言，丞相主簿贾逵接受教令后，感到实在是不具备出兵的条件，事关重大，不得不谏，因与同僚三主簿上书谏阻，曹操大怒，将贾逵等人收监，问是谁的主意，贾逵坦称是自己的主意，遂主动蹲进牢狱。
贾逵入狱后，曹操的怒气稍消，头脑慢慢冷静下来，因而不久又下了一道教令： “逵无恶意，原复其职。”“无恶意”不等于无罪， “原”其罪，复其职，只不过是从宽处理罢了。
曹操执意征孙权，遂以少子临苗侯曹植守邺，于建安十九年(214)七月亲征。时有丞相参军傅干再谏：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傅干的这种迂阔之论，当然难以说服曹操。
然而奇怪的是，时居尚书令要职的、多谋善断的荀攸并没有提出异议。荀攸为人，极少违逆曹操言行，常以赞襄曹操谋得成为己任。此次，荀攸仍不作异议，而随军出征，大概也是力使曹操谋有成。可惜，出兵不久，荀攸病死于途中。
曹操七月出兵，十月回邺，前后不过三个月，战况如何，双方史籍均无明记，大概未曾有过重大接触。或如傅干所说，举十万之众屯之长江之滨， “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曹军未能得机逞其能， “军遂无功”。
曹操面对现实，始悟贾逵、傅干等人言有道理，始知与其胶着于此，不如趁夏侯渊平凉得胜之威回军而西取张鲁。
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用兵。当然，也不能说其完全无功，客观地看来，略有以下几点作用：第一，既给孙权以威慑，又让孙权得以安心西谋荆州，使孙、刘裂隙渐成。因此曹操回军近年，孙权对于曹操近江之地未曾再谋前进，而是移军荆州，遣吕蒙等督兵取荆州之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第二，曹操军临合肥，详细察看了地理形势，预测了孙权将来用兵合肥的必然态势，进一步体察了守将张辽、李典、乐进等人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特点，因而能够预先布兵，出奇制胜。
史载，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西征张鲁。出发前写了一道秘密教令，叫护军薛悌带到合肥，封套的边上写着“贼至乃发”四字。这时，孙权、刘备亦因曹操兵讨张鲁，刘备怕失益州，求和于孙权，孙、刘遂分荆州，复和。孙权得到湘江以东的荆州三郡，西向无事，便于八月乘曹操在西之际率众十万围攻合肥。孙权兵至，张辽、乐进、李典、薛悌等人一起把教令打开，教令上写着： “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为什么这样分派呢?“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这一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发教令之后，诸将以众寡不敌而疑之，唯有张辽领会到曹操的用心所在，因对大家说： “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乐进等犹豫不定，张辽怒曰： “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素与张辽不和，但被张辽的坚决赴敌精神所打动，慨然说： “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于是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飨将士。明日大战，张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孙权麾下。孙权大惊，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张辽叱孙权下战，孙权不敢动，望见张辽所将众少，乃聚围张辽数重。张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张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张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孙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遂安，诸将咸服。”
孙权围攻合肥十余日，然城不可拔，便撤军还。兵皆上路，只有孙权与少部分将士尚在合肥以东之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立即率领步骑突袭过去，甘宁与吕蒙等力战，凌统率亲近扶孙权出围。孙权乘马过桥，桥丈余无板，幸好亲近监谷利在马后， “使权持鞍缓控，利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渡”。
张辽追击孙权，几乎把孙权捉到，曹操得知此事后，颇为张辽的勇猛精神所动，遂拜张辽为征东将军。
张辽等拒守合肥、败走孙权，固然与其力战分不开，但究其根底，实乃曹操用兵谋略的胜利。这反映出曹操在头脑冷静之时，的确善于度势、料敌、知将的能力。
孙权利用曹操西征张鲁之机，攻取合肥未能得逞。然后，双方相持经年，各自固边备战。建安二十年(215)十一月，张鲁投降；十二月，曹操自南郑还；次年二月，回邺；五月，晋爵为魏王；十月，再次治兵， “亲执金鼓以令进退”,发兵征孙权。
建安二十一年(216)十一月，曹操率军至他的家乡谯县；建安二十二年(217)正月，军驻居巢(今安徽无为),二月，进屯江西郝溪，进攻拒守在濡须口的孙权， “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遂逼攻之，权退走”;三月，孙权派都尉徐详面见曹操请降。这时的孙权、曹操都开始注目刘备，因而表现得都很冷静。孙权知其全力抗操实难获得大益，而赶走关羽夺回荆州倒是现实的；曹操亦知目前仍不具备彻底击溃孙权的条件，而刘备据有蜀汉，已成鼎足之势，构成威胁，因而亦在考虑联吴击刘之计。孙权派人请降，正合曹操之意。所以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报使修好，并且“誓重结婚”。魏吴修好，曹操即引军而还，留伏波将军夏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孙权则留平虏将军周泰督朱然、徐威等驻濡须口。此后，两军虽然遥相拒守，但除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孙权有过一次小的行动外，长时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战斗。
赤壁之战后，曹操与孙权在合肥、濡须口等地至少有四五次的军事接触，双方各有胜负，但都无大的进展。有时，曹操以四十万之众攻孙权，孙权亦以七万或十万之众抵御曹操，规模不能说不大，但终未形成大的战斗，到头来曹操只好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叹赞吧。
既然如此，那么应当如何评价曹操对孙权的频频用兵呢?
首先，必须肯定曹操布防合肥，且以重要将领张辽、李典、乐进等拒守是非常正确的决策。其一，合肥地处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守，又扼孙权北取徐、扬之路；其二，合肥、居巢遥望建业，能够对孙权构成威胁；其三，把孙权的主要兵力长期牵制于此，可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平安无事。魏吴接壤数千里，而十数年间只是在此一隅发生战斗，道理概在于此。这也是曹操决策的精当所在，时而发兵打一下，把孙权的兵力和注意力牵制住，以期达到让孙权围绕着自己的军事意图转的目的。
其次，曹操数次东击孙权，均属耀兵性质，而无彻底打垮孙吴的企图，所以虽然军无大胜，却起到了慑敌作用，使孙权不敢北向。史载，孙权曾想乘曹操西方用兵之机北取徐州，吕蒙立即指出： “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州、冀州，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君臣踌躇再三，终不敢动。
再次，曹操对孙权用兵战略上是可取的，但战术上却有得有失，频频失误。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他依然不能正确地认识完全不同于北方的南方的天时地利，所以战常失利。
总的来看，曹操赤壁之战后对孙权多次用兵，虽无大胜，但绝非得不偿失。这是他统筹谋敌的组成部分，对巩固江东防线、西征张鲁和讨伐刘备、关羽等战略战术的确定，都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应该肯定曹操的战略决策的正确。这也是他军事思想的成功体现，绝不可以其功少而如赤壁之战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