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军事思想的体现，更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体现。这一思想，推动了他的事业的发展，统一了北方，奠定了魏国的根基；另一方面，一时间也成了他的思想桎梏，想做天子而最终不能迈出这一步。
曹操认为，“天子”这块招牌谁举起来谁就占有道义上的优势。所以起兵之初，他便指出： “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乃至兵力日壮，天下分争之势已成，他以及他的谋臣对此认识就更明确了。
曹操迎天子而制之，把天子这块招牌拿在自己手里号令天下，不仅引起了震动，而有慑敌之效。沛相陈珪说吕布： “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图太山之要。”诸葛亮隆中对策言于刘备：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桓阶说长沙太守张羡背刘表而附曹操： “曹公虽弱，仗义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傅巽说刘琮降曹操： “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张昭说孙权：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要不顺。”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四百年汉朝仍有影响的情况下，天子的旗帜仍有不小的号召力，在不少人的眼里，抗曹操就是抗汉，就是以下抗上。
挟天子，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发挥着很大作用。因此凡是敢于抗曹操的敌对势力总要揭露曹操“挟天子”的本质，如周瑜说“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曹操阶祸，窃执天衡、剥乱天下，残毁民物”。朝内也有说曹操有不逊之志者。曹操为了反驳内外言论，则尽力反复说明自己如何屡立大功，如何忠于汉室，遂有《让县自明本志令》一类的文字写出。
毋庸讳言，魏建国后，事物的本质便在急剧变化。建安十九年(214)正月，即魏国政权正式建立不到二个月，曹操行天子仪式“始耕藉田”;三月，以天子诏宣布“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改授金玺、赤级、远游冠”;十一月，杀汉献帝皇后伏寿；十二月，以天子命“置旄头，宫殿设钟虞(皆天子之待遇)”;建安二十年(215),以自己的次女曹节为汉献帝皇后；九月，以“军之大事，在兹赏罚，劝善惩恶，宜不旋时”为由， “承制封拜诸侯守相”, “自今已后，临时所甄，当加宠号者，其便刻印章假授”,把皇帝形式上的任命郡守、国相的权力也剥夺了；十月，为了拉拢更多的人，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晋爵为魏王。
曹操从受爵魏公建国到晋爵魏王，中经两年六个月时间。如果说受爵魏公还仅是“拟于天子”“同制京师”的话，那魏王就更不同前了。史载，曹操假天子之命，很快便获得如下特权：其一，建安二十二年(217)四月， “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设天子旌旗就是打天子的旗号，用天子规格的仪仗队、銮驾；称警跸，就是如天子一样，在出入经过的地方实行戒严，断绝行人；其二，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旒，指冠冕前后的玉串。据《周礼》和《礼记》载，子、男的冠冕五旒，侯、伯七旒，上公九旒，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也就是说，曹操戴的帽子是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戴的那种有十二条玉串的帽子。至于“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也都属天子之仪。
如此看来，不管是实际权力，还是冠冕形式、乘车策马，曹操都已经是毫无二致的“天子”了。所谓绝无不逊之志、绝无篡汉之心一类的表示都被自己的行动揭穿了。
曹操已经过了做天子的瘾，但他不承认自己是“真正的天子”,更不篡汉称帝，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曹操认为， “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这是他早年已经形成的观念。所以，条件不完全具备，他绝不鲁莽行事。
第二，报汉之心始终对他有着一定的影响。曹操出身于大的宦官、官僚家庭，因而常说“累叶受恩，膺荷洪施，不敢顾命”(《领兖州牧表》)一类的话。这种报汉的心情，初期的诸多表文表现得尤为明确。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载，他“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后来“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及至身为宰相，觉得“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这些话，都透露着服事汉室、愿做汉臣之心。这种心情，直到封公建国时仍旧依稀可见，如《上书谢策命魏公》谓“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宠禄，丰大弘厚，生平之愿，实不望也……今奉疆土，备数藩翰，非敢远期，虑有后世；至于父子，相誓终身，灰躯尽命，报塞厚恩”。毫无疑问，报汉之心长期未泯，对他处理同汉室的关系是有影响的。
第三，曹操拥汉扶汉而不篡汉的话说得太多了，实在是不便自食其言。这类话，如从兴平二年(195)《领兖州牧表》算起到建安十八年(213)《上书谢策命魏公》,讲了近二十年；直到建安十九年(214)“位在诸侯王之上”以后，才不再说了。这已表明他的内心深处正在起变化。所以，窃以为《自明本志令》类的说辞虽曾起过稳定人心的作用，但却束缚了其后来的行动。
第四，不愿把自己同刘备、孙权摆在同等地位上。天下三分之势已成，但汉天子仍是汉室的象征、统一的象征，如果自为天子而废汉，不仅给刘备、孙权等以口实，而且在客观上无异于承认了刘备、孙权割据政权的合法性，无异于把自己同他们置于同等地位。这样做是自己把自己降到了一方政权的位置上，显然这对自己仍有很不利的一面。所以当孙权上书“称说天命”时，他便不无诙谐地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正如司马光所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尽管如此，曹操的内心，至少从封王以后，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建安二十四年(219)在洛阳构筑建始殿，不妨看作是他准备走向最后一步的明显表现。至于这一步是由自己还是由儿子去完成，那是要看形势来定的。可以断言，如果身体健康，天假数年之寿，他会亲自完成这一步的。也可以断言，正是因为他有了一些准备以魏代汉的表现，侍中陈群、尚书桓阶等才会乘孙权上书之机劝进：
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
夏侯惇说得更直接：
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
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人说的话并非虚辞，汉室的确是只有一个名号，曹操僭而代之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曹操听了陈群、桓阶、夏侯惇的话以后，先是引用孔子的话“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自我解嘲；进而根据当时的形势，可能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说：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生前未能灭商，其子武王姬发抱着他的牌位伐纣，终将殷商灭掉而代之。可见，曹操的意思很明确：上天已经允许我做天子了，但这最后的一步，让我的儿子去完成吧!由此，更可进一步断言正是曹操在现实和舆论上都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他死以后，他的儿子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十分顺利地登上天子宝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