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其人出于功利的目的，虚怀待人，不惜爵赏，使许多人，不管是归投名贤，还是征召入朝的地方官员或乡隐俊士，都甘为其用。一大批知识分子集中邺下，形成了事实上的文人集团；众多的智能人士，被破例授官，出则牧守，入则列卿或中枢要津。这是曹操谋取大业的人才资本，是他“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取得的实际效果。当然以曹操之为人，待人处事亦难免谲诈，有时已经把不合己意的人杀了，还表示痛惜，为之唏嘘流涕；有时表面和气而内心痛恨之，尔后，伺机而除之。
事实证明，曹操用人思想的两面性特点是非常突出的，能用者，诚待而用；不为我用或不欲用者，虚以宽容，待机而黜或杀之。
荀或建功最著，曾被曹操大加褒赏，表称其“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的奏文，读来令人感动；官至尚书令，频频封侯增邑，居守许都，为曹操直接控制着汉室朝廷，用之不可谓不信，爵赏不可谓不厚。但当荀彧在几桩关键性事件上不支持曹操，提出了不合曹操意的建议时，曹操便即觉察到荀或已非昔日打天下之可用，而成了阻碍预计目标实现的最有影响的阻力。于是便决意除之。荀或曾阻止曹操恢复“古置九州”,以广冀州之地的计划。曹操虽善其言，但内心不悦。及至建安十七年(212),荀彧又婉转而坚决地阻止曹操晋爵魏公，大使曹操“心不能平”。于是，便借用兵孙权之机，表请荀彧劳军于谯县，这是把荀或调离了汉廷枢要尚书令之职。荀或留军，曹操馈赠食物，荀彧打开盒子一看，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 “乃空，器也”,荀或明白曹操意喻自己没有什么用处了，于是饮药自杀。
孔融明儒善议，建安之前为北海相。刘备表孔融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
(196),曹操慕其名而征入朝内，以为将作大匠、迁少府。但不久，曹操便知其难用，便想把他除掉。先是曹操欲借故杀太尉杨彪，孔融谴责曹操“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曹操制酒禁，孔融上书调笑： “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孔融恃其才望，经常戏侮曹操，曹操外虽宽容，而内则不能平。御史大夫郗虑承曹操风旨，构成其罪，以法免官。孔融居家失势，本性不改，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酒，声叹说： “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郗虑更承曹操意，令丞相军祭酒路粹进一步构其罪，一曰昔在北海， “欲规不轨”;二曰“与孙权使语诽谤朝廷”;三曰与白衣祢衡“跌**放言，更相赞扬”。曹操于是以“大逆”论处，杀孔融及其妻、子，并公布其罪状， “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不过，曹操宣示的孔融的罪状仅属第三项，而不及一二，避开政治问题不谈，而说孔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可见其用心良苦。
崔琰，字季珪，清河茶东成(今山东武城西北)人。本仕袁绍为骑都尉，袁绍死，二子争欲得崔琰，崔琰称疾固辞，获罪被囚，幸赖陈琳等营救得免。曹操破袁绍，领冀州牧，辟崔琰为别驾从事。曹操为丞相，以崔琰为东西曹掾属从事。魏国初建，曹操以琰为尚书。时太子未立，曹操狐疑不定，密访于外，崔琰回答说：“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崔琰以死守之。”植是崔琰侄女婿，而崔琰不为曹植说话。因而曹操贵其公亮，升授中尉。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后来，曹操终于找到除掉崔琰的借口。据史载，崔琰曾荐杨训于操，操即礼辟之。后操为魏王， “训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谓琰为失所举。琰从训取表草视之，与训书曰：‘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崔琰的本意是“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然而有人告发崔琰之书有傲世怨谤语，曹操大怒，因说： “谚曰： ‘生女耳’,耳非佳语； ‘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罚崔琰为徒隶，继而赐死。
崔琰死后，另一位心腹毛瑜也因此受到牵连。毛瑜曾与崔琰并典选举，是曹操最初的心腹之臣。魏国初建，为尚书仆射，复典选举。崔琰既死，毛瑜心中不悦。有人告发毛瑜“出见黥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班言曰： ‘使天不雨者盖此也。’”。曹操听后大怒，遂将毛环收狱。幸桓阶、和洽等进言解救，从轻处罪，免除了一切职务。后来死于家中。
另外还有一些被杀的人，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反正曹操只要感到难以为用，不管功劳多大，旧情多深，都会设法除掉。诸如娄圭，本曹操旧交，只是在跟随曹操父子出游时说了一句“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曹操遂以“有腹诽意”诛之。“腹诽”云云，足见其杀人没有什么事实根据和标准，全靠个人主观臆断。至于许攸、杨修等人被杀，实属咎由自取。许攸，自恃官渡之战有功，且为曹操旧交，不分场合，时与曹操相戏，甚至直呼曹操小字曰： “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历史上的政治家，处理大事胸怀坦**、宽宏大度者多有，但大都对那些自恃其功、自伐其能，以至戏侮不尊、偶发自己所短者，不能容忍。曹操当然也不例外。杨修，做丞相主簿常常自作聪明，揣知曹操之意而宣之，如曹操出教令“鸡肋”,杨修知曹操将要回师，便公然宣其意于众。这是在客观上扰乱了军心。又加上杨修与曹植交好，曹操既然已立曹丕，疑杨修对曹丕不利，于是把他杀了。对于杨修杀则杀矣，曹操残忍不在于此，而在于杀了以后竟给其父亲杨彪写去一信，并送了一些礼物，表示慰问。曹操在信中说：
操白：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今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枚，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 七香车一乘，青特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毛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采罗縠裘一领，织成靴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
曹操所为，极为残忍，绝非常人之所能为。前曾述及，曹操初秉汉政时曾借口杨彪与袁术有姻亲关系，诬称其“欲图废立，奏收下狱，劾以大逆”。由于孔融、荀彧、满宠等为其备述利害， “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只好赦免了。这一次，曹操为什么不借杀杨修之机也把故太尉杨彪杀了呢?究其原因，主要是三点，一是杨家从杨震到杨彪已四代太尉，杨彪虽然“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但其社会影响及其家族势力依然很大；二是曹操诛杀孔融，社会反响波及很广，社会舆论压力很大，如果继续诛杀汉朝大僚，于己不利；三则不排除曹操有意这样做以折磨杨彪。杨彪既不敢怒，也不敢言，儿子被人杀了，还要受到“豪父”之责，被讥讽为“未必非幸也”,被说成是给予的恩典，以免“尊门大累”。送来的礼物和“驱使”“青衣”(未必不是奸细)也只得忍辱“承纳”,不敢“往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