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必然导致土地兼和赋役不均的现象。豪民侵，土地集中，使小民兼赋，陷入极度贫困。鉴于此，建安九年(204),曹操打败了袁绍，基本上控制了河北以后，针对袁绍弊政所造成的恶果和战乱以来民生凋敝、经济萧条以及豪民兼并的严重情况，发出了两道命令，一为《蠲河北租赋令》,令称：
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
这是一种恤民性质的临时措施，虽然仅免一年的租赋，但对于争取民心当有极大好处。另一道命令是更能反映曹操思想的重要材料：《抑兼并令》。令文说：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衔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在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
此令的中心思想是抑制兼并，制止强民将其负担转嫁到小民身上；同时，反映了曹操秉政期间一改汉代租赋制度而向租调制度的转变。
曹操抑制兼并的理论根据和前提是孔子对冉有和子路说的两句话。《论语·季氏》说，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和子路(二人时为季氏家臣)去告诉孔子，孔子表示反对并批评了二位弟子，然后阐明了自己的思想：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根据“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分析孔子的前两句话，应作“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贫而患不均”。当然，曹操引用时并未作此考证，只是从中汲取其思想内涵而已。这就是说，曹操抑兼并、重豪强兼并之法的思想是很明确的，就是减少不均，缓和矛盾，从而减少或避免社会的不和、不安。
事实上，东汉是土地兼并的最厉害的历史时期之一。如果说，在其初年尚能注意这个问题，时有“假民公田”(将公田租赁给贫民使用)和“赋民公田”(将荒芜的公田赐给贫民)的记载，如汉明帝诏令“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汉章帝“诏以上林池田赐与贫人”。又诏“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赐贫民”。及至后期，本已势力很强的豪族地主和官僚地主的势力迅速地膨胀起来，如梁冀竟然占有西至弘农(河南灵宝北),东界荥阳，南极鲁阳(河南鲁山),北达河(黄河)、淇(淇水)的方圆千里的土地。豪强广占土地推动了田园经济的膨胀，又进一步促进了兼并的加剧。豪强地主、官僚地主、商贾地主的田园，既是一个经济实体，又是一个地方武装实体。到了东汉末年，情势便完全如仲长统所言： “百夫之豪，州以千计”,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这样的实体发展的结果，一方面是“民无立锥之地”,或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或不得不投入豪强、官僚地主门下，成为依附民；另一方面，对于朝廷来说，无疑是一股股离心力量。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可以自保，他们把负担国家租赋的编户齐民变为自己的依附民，直接损害了国家赋税的收入和徭役的征发。因此，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曹操甚知，要想巩固中央集权，必须给地方豪强以限制；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必须考虑小民活命的基本条件；要想提高自己的威信，必须争取民心。
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土地兼并的加剧，就当时而言，全国上下皆然。曹操所以首在河北抑制豪强、抑制兼并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第一，河北本为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地区，前时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张角兄弟发动的黄巾起义，博陵(今河北蠡县南)人张牛角、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人张飞燕等发动并领导的黑山军起义，都发生在河北地区，足见其地民心思
变，社会不稳定。第二，袁绍自中平六年(189)为勃海太守，后领冀州牧，统冀州、幽州、青州、并州四州之地，至建安九年(204),前后十五年，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日趋严重。不仅原来宗族豪强地主得到发展，如田畴入徐无山中， “营深险平敞地而居”, “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而且还因为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加剧，一些外地豪族也迁于河北，投靠袁绍，并建起了自己的地主经济。如荀彧、高柔等就是从河南迁往河北的。据史载，荀或本是颍阴人， “将宗族至冀州”, “弟谌及同郡辛评、郭图，皆为绍所任”。高柔本陈留人，亦是“举宗”到了河北。第三，袁绍被打败，同时打击了依附于袁氏的诸豪强，相对削弱了反抗力量，如审配宗族的势力本来就很大，审配被诛，自然就树倒猢狲散了。其田产或即收归公有，亦未可知。第四，袁氏的统治不得人心，曹操趁河北初附，正可铲除袁氏弊政。第五，曹操打败了袁氏，占有邺城，立即自领冀州牧，目的是要在河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因而除旧弊，立新政，减轻民人负担，稳定社会秩序，便成了争取民心、巩固地方统治的必要举措。
抑制兼并是曹操的重要的经济思想，但其具体措施史中记载不多。严格地说，曹操对于豪强地主及其兼并活动，并没有采取很严厉的打击和限制。曹操《营缮令》规定“诸私家不得有艨冲等船”,另外还有一些试图削弱地方武装的举动。这说明他对地方武装还是有所注意的，因而对于地主武装可能做过限制。但在经济及其经营规模上，则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措施。
曹操抑兼并的措施主要是试图解决豪强广占土地而隐匿所有，逃避负担，从而将负担转嫁给弱民身上的问题。具体说来，第一，他要解决袁氏遗留下来的“邑有万户者，著籍不盈数百，收赋纳税参(三)分不入一”的问题，即把所有豪强庄园经济统统登记入册， “无令强民有所隐藏”。第二，他要解决“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的问题。所谓“代出租赋”,可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是“下民”的土地已被豪强兼并去了，但仍要照旧负担租赋；二是豪强广占土地而逃避租赋，这些负担自然摊转到了“下民”身上。从曹操的令文中看出，这些负担是相当重的，致使贫弱小民变卖了家产，还
“不足应命”。第三，制定并执行统一的租赋标准，按亩缴租，按户出调，田多者多负担，田少者少负担，并令郡国守相进行检察，从而通过租赋政策给豪强地主以限制。在曹操看来，这几条做到了，兼并就会受到抑制，弱民兼赋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由此可以看出，曹操的所谓抑制兼并，并没有治本的措施。他既没有提出如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的主张，也没提出如师丹的“限田”措施。但是，在解决土地问题上，他没有接受司马朗、仲长统等人的行井田的复古主张，说明了他的头脑 还是很清醒的，而且他的一些具体做法，对于解决“下民”负担过重，缓和社会矛盾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史载，曹操“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也非完全是一句空话。再加上他在政治上确曾给了豪强以打击和限制，并支持了地方官惩办逃避徭役、“征调不肯如法”的豪族势力，所以还是应该给予一定肯定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