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酒榷一向为封建王朝所重视。秦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置盐铁官， “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东汉初期，“郡有盐官、铁官者，随时广狭置令长及丞”;汉和帝时“罢盐铁禁”。由此可以推断汉献帝建安以前，盐铁均已弛禁。
曹操秉汉政之后，实行了一种近乎官营，但带有折中性质的政策。据史载，建安初曹操以治书侍御史卫觊使益州，至长安，因道路不通，留镇关中。卫觊与荀彧上书说： “盐，国之大宝也，自乱来散放，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值)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荀彧以卫觊书告诉曹操“太祖(操)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司隶校尉治弘农”。从卫觊的“宜如旧置使”和曹操“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看，曹操恢复了盐官和食盐专卖。但又不像西汉和东汉和帝以前那样严格，似乎也未把盐的生产完全控制到官府手中，对私制和贩卖者也没有严格的处罚制度。这种既监卖，又不控制过死的做法，体现了曹操从实际出发的关于食盐政策的指导思想。
曹操秉汉政后，铁的生产，依然由政府派出的铁官控制。据史载，韩暨由乐陵太守“徙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排为吹火工具),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这条史料说明，铁的生产不仅规模较大，而且不断进行技术上的革新，收益也归了国家，主事者还因此升了官，所以只能是官营的。
酒禁是自古迄汉的老大难问题。汉兴有酒禁之令，律谓“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初榷酒酤”,汉昭帝时从贤良文字之议弛禁，王莽时“始立法，官自酿酒卖之”;东汉亦多酒禁之令，但均收益不大。曹操鉴于年饥兵兴，天下穷困，表制酒禁。但孔融“频书争之”,大讲了一顿饮酒的好处， “发辞偏宕，多致乖忤”。争论之后，也没有什么结果。据分析，曹操表奏酒禁没有行得通。其实，曹操本人就是好饮酒者，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在他的不少诗文中都可以闻到酒气。由此可知，曹操从国家的大政出发，主张禁酒。但其态度不会是很坚决的，所以经孔融一争就不了了之了。酒禁之奏表，成为一具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