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是担负一般等价物社会职能的特殊商品。中国古人虽然不能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但却在实践中不断加深着对货币的认识，从而不断丰富着中国的货币思想。
等价物是必须要有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但等价物的内容与形式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中国自春秋后期金属货币已广泛流通，汉兴以为秦钱重，令民铸荚钱，开始了任民铸钱的政策。任民铸钱，带来币制混乱、恶钱流行的弊病，诸多思想家如贾谊、晁错、桑弘羊等都反对任民铸钱，主张把铸钱的权力收归中央政府。中间虽有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的激烈反对，但汉武帝终于建起了集权于中央的统一的五铢钱制度。
在金属货币和货币思想获得稳定与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受到实物论思想的干扰。他们提出： “疾其本者绝其末，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买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复古道便。”王莽篡汉，搞乱了货币制度，破坏了比较行之有效的五铢钱。东汉光武帝废除了王莽货币，因而东汉初期不得不“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后来，“复铸五铢钱，天下以为便”。汉章帝时，谷价贵，县官经用不足，一度用尚书张林言，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买皆用布帛，封钱勿出。但不久就废止了。至董卓焚宫室，劫銮驾西幸长安，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飞廉之属，充鼓铸。其钱无轮廓文章，不便时人，由是货轻而物贵， “谷一斛五十万”(或谓“谷一斛至钱数百万”)。
如此看来，曹操秉汉政后，在货币问题上首先要面对着董卓留下的小钱流行，物贵钱贱的局面；其次，面临着用钱、用布帛两种思想的选择。不难看出，曹操在建安初年虽然迫于谷贵钱贱的形势，不得不改按人头征收钱币为主的口赋、算赋制而为以户征收绵绢的户调制。但他并没有接受废钱而用布帛作等价物的思想，而是经过一段准备，在建安十三年(208)担任丞相以后，毅然宣布废除董卓小钱，恢复五铢钱。当然，他对形势的严峻性估计有点不足，没有考虑到“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会出现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谷贱而钱贵的问题。很可惜，他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而他的后继者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魏文帝黄初二年宣布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买。这是愚蠢的表现，不久废钱用谷的弊病就暴露出来。“至明帝代，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最终又不得不听司马芝等人的意见。司马芝等“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铸五铢，于事为便”。于是魏明帝“更立五铢钱”。据史载，“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如此折腾了一通还是回到了曹操的主张上，足见曹操较其子孙要聪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