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曹操的文学贡献及其思想，当然要讲曹操对建安文学的特殊贡献和影响。建安年间当时在邺下的确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文人集团。邺下所以“俊才云蒸”,形成了一个“盖以百计”的很大的文人集团与曹操广泛罗致是分不开的。曹植不无感触地将曹操的手段喻之为布下天罗地网。这虽然不免夸张，但也颇有道理。
自然，曹丕、曹植兄弟在这个集团的形成中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曹丕，是人所共认的建安文学集团的实际组织者。
曹丕、曹植都曾谈及“建安七子”。从他们的著作中不难看出曹丕同七子的关系较之曹植与七子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读其怀念诸子的文章，令人感伤。曹丕在给吴质的信中说： “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一同游玩，一同行止，一同饮酒，一同赋诗，未曾一刻分开。寥寥数语，生动地说明了邺下诸子是如何非常紧密地团结在曹丕的周围。曹丕的核心作用和组织作用可谓跃然纸上。诸子也有自言其当时同曹丕通宵达旦在一起赋诗的，如刘祯《增五官中郎将》诗说： “凉风吹沙砾，霜气何皑皑。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彻夜不知归。君侯(丕)多壮思，文雅纵横飞。小臣信顽卤，黾俛安能追。”由此可以看出，诸子不仅佩服曹丕，而且觉得同他在一起为文赋诗非常快乐，所以是自觉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曹丕对于建安诸子相继逝去，很是悲伤。为了纪念他们，他亲自“撰其遗文，都为一集”。他说，在编撰七子遗文时， “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此言亦当是其真实的心情写照。
曹丕在编纂七子文集的过程中详细阅读并研究了七子的文辞书赋，并加以对比，从而作出了恰当的评价，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理论。因此可以这样说，七子之文得曹丕之力而流传不失；曹丕因七子之文成其文学理论。
“建安七子”之称，出自曹丕《典论》。曹丕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璃元瑜，汝南应場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骤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曹氏父子与建安诸子共创建安文学，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曹操。曹操把这些有才能的文人，网罗于身边，置于麾下，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创作条件，而且言传身教，或令其与自己的儿子共题作文，或以自己的诗作示众。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建安时代的文风，虽然从根本上说是时代使然，但与曹操的提倡和自身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不妨说，所谓“建安风骨”,首先就是曹操的诗文风骨。曹操同建安七子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关系足以说明这一点。
“建安七子”之中，孔融最年长。不少人认为，孔融比其他人大二十多岁，比曹操尚年长二岁，曹丕将其列入七子之中是件很不协调的事情。实则不然。孔融其人虽然意广才疏，没有什么治国才能，但学识渊博，写得一手好文章。曹操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迎汉献帝回许都后立即将其从北海相任上征为将作大匠，后迁少府。孔融建安元年(196)被征，建安十三年(208)被杀。从时间上说，他虽然未与建安相始终，但已占大半。如与王粲相比，王粲建安十三年归曹操，建安二十二年(217)死去，依附曹操仅有九年时间。其他诸子也都先于曹操而死，均未与建安相始终。所以不必从时间上计较，主要视其在建安时代的文学影响。曹丕说：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扬(雄)、班(固)俦也。”刘勰说： “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于理”。这大概是整体观察其作品的风格。曹丕、刘勰都肯定了孔融的文章，但同时都指出了孔融文章的重大缺点，即“理不胜词”“文教丽而罕于理。”简单地说，就是孔融的文章虽然写得很漂亮，但于理不协，喜欢强词夺理，还“杂以嘲戏”。但就其流传下来的仅存作品看，不可否认，刘勰说得很对， “孔融所创，有慕伯喈”。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出孔融诗文之中亦不乏豪直之气，且极称曹操功德，因此也无愧建安之风。诸如他悼伤幼子的《杂诗》一首就很感人。
远行送新客，岁暮乃来归。
入门望爱子，妻妾向人悲。
闻子不可见，日已潜光辉。
孤坟在西北，常念君来迟。
赛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
白骨归黄泉，肌体乘尘飞。
生时不识父，死后知我谁。
孤魂游穷暮，飘飘何所依。
人生图嗣息，尔死我念追。
俯仰内伤心，不觉泪沾衣。
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诗中的悲凉之气，不亚曹操伤感之作。另如，建安九年(204)写给曹操的《论盛孝章书》,亦不失为一篇杰出的散文作品。“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操)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指相知相识的人),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开头数语即将时光不永，倏忽暮年之感跃于纸上。文章较曹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语早出三年。固然不能硬说二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亦不能排除二者思想上的相通之义。至于文中称颂曹操“匡复汉室”之功、备陈“得贤”之要，我们同样不排除二人间的相互影响。宋人苏轼说孔融此文“慨然有烈丈夫之风”,当然是很有道理的。
王粲，字仲宣，先依刘表，后归曹操，其人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他的诗文较孔融表现着更多的悲凉之气，因而也更多地与曹操的作品相通。他不像孔融在政治上反对曹操，而是忠心追随曹操，做过丞相掾、军谋祭酒、侍中，并曾随军出征，作《从军诗》等大颂曹操武功。王粲的代表作有《七哀诗》和《登楼赋》等。
阮璃，字元瑜，曾与陈琳同为曹操的司空军祭酒，管记室。“太祖尝使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这说明，一方面，阮璃的文章写得好，言简意明，想增加一个字或删掉一个字都是不容易的；另一方面，阮璃深能体会曹操的思想，并且颇具曹操为文风格。可惜此书未传，不得而知。但我们从现存的阮瑀曾受曹操之命以曹操名义撰写的一封给孙权的信，完全可以证明如此评价是恰当的。阮璃有诗《驾出北郭门行》一首，写的是一孤儿受后母虐待，深切怀念其亲生母亲，在生母坟上的哭诉。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噭噭有悲啼。借问啼者出： “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
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后人评论此诗大都使用近于评曹操的诗文。
曹丕说： “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璃、应場称同作。”此处所谓“命”,当然是指曹操之命。由此可见阮瑀、王粲概同曹氏父子有着近似的文风，绝不是偶然的。
陈琳，字孔璋。其先依袁绍，后归曹操，曾为袁绍写过《讨曹檄文》,曹操爱其才而不罪的生平史，陈琳作诸书与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陈琳所制，翕然而起，曰： “‘此愈我病。’数加厚赐。”由此可见，曹操对于陈琳的文章是特别欣赏的。他同阮璃同掌记室，因而人们常喜欢将他们放在一起加以评论。陈琳有名的诗作当为乐府古题《饮马长城窟行》。
刘桢，字公干。应場，字德琏。皆有文名，因而都受到曹操的重用，都被任用为丞相掾属。
徐干，字伟长，似乎是唯一没有做官的“建安七子”之一。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除了建安七子之外，据《三国志·王粲传》说： “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虞、弘农杨修、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亦有文采”云云，说明这些人的文章都是非常出众的。邯郸淳曾受到曹氏父子三人的重视，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曹丕“宿闻淳名”,因而向曹操打报告，要求让邯郸淳做自己的“文学官禹”;曹植也向曹操“求淳”。曹操“遣淳诣植”,曹植高兴得手舞足蹈。邯郸淳“屡称植材，由是五官将(丕)颇不悦”。但后来他“作《投壶赋》千余言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又讨得了曹丕的喜欢。繁钦，以“文才机辩”闻名，“既长于书记，又善为诗赋”,官至丞相主簿，曾作《与太子书》, “记喉转意，率皆巧丽”路粹，为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璃等同典记室，留世著作大都与曹操杀孔融有关，不管是《为曹公作书与孔融》,还是承曹操之命上奏“数致融罪”,文采大都很好，因而“融诛之后，人睹粹所作，无不嘉其才而畏其笔也”。建安十九年(214), “路粹转为秘书令，从大军至汉中，坐违禁贱请驴伏法”。得到一头驴子，何致杀头，所以实是曹操借机将其杀掉，以平时人对孔融被诛之愤。荀纬，少喜文学，建安中召署军谋掾、魏太子庶子，稍迁至散骑常侍、越骑校尉，其名不及七子与繁、路、丁、杨等。若论建安时代颇负文名、且与曹操紧密相关者，不能不论及蔡文姬。
蔡琰，字文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是汉代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她的作品，《后汉书》载其《悲愤诗》二章，一为五言体，一为楚辞体。另有《胡笳十八拍》,郭沫若认为，是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是用整个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唱，没有那种亲身经历的人，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来，断非伪作。
这里特别要讲的是，假设没有曹操，便不可能有蔡文姬归汉，因而也不可能有《悲愤诗》这样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地位的作品问世。曹操以大量金钱珠宝赎归蔡文姬这件事，论者通常是大加肯定的。
这件事应从两方面加以评说。其一，曹操闻蔡文姬没于匈奴，痛友人无嗣，将其赎回，无论其是否别有所图，都无可非议；其二，曹操迎蔡文姬归汉，没有给文姬带来欢乐，反而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创伤。严格说来，蔡文姬最大的“悲愤”莫过于母子分离。因此亦可断言，如无母子分离这种断肠事，《悲愤诗》或不之作，亦属可能。所以，曹操迎蔡文姬，不宜过高评价，更不必扯上爱国主义。
蔡文姬的《悲愤诗》百另八句。诗人极其真切地历述汉末战乱之苦：
……卓众东来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
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这种现实主义、诗史般地描述，既具汉、魏古风而又过之，读来令人扼腕。蔡文姬紧接着叙述自己没入匈奴后的思乡之情：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
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
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
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有客从远来，闻之常欢喜。
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
诗人思乡之情溢于言表，言真意切，无半毫虚假。随后便是诗的核心主体部分：
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
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遗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凶(胸)臆为摧败。
诗人将发自内心的恋子之情喷发纸上，肝胆俱碎，以致精神失常。哭声一片，连拉车的马都为之动情而踟蹰不走。“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当此之时，诗人竟发出了是否应该归汉的迟疑。既已回汉，曹操并没有给蔡文姬新的安排，他将其“重嫁”于屯田都尉董祀。不久，董祀犯法，曹操要将其处死，蔡文姬面临再寡，顾不得许多，蓬首徒行，向曹操求情。曹操也被蔡文姬的言辞感动，赦免了董祀。归汉的感受和遭遇，便成了诗人在《悲愤诗》中最后一段的倾诉。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
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
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
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
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
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
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
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
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
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
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悲愤诗》熔个人遭遇、社会动乱及人民的苦难于一炉，感情迸发，盛极悲凉，语言质朴，泣声动人。
蔡文姬为什么能写出如此动人的诗作呢?其一，固然是悲惨的身世所使然。战乱中的痛苦遭遇，异域的生活感受，母子分离的切肤之痛，从而激发了她的心中悲愤，丰富于她的创作内涵，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个性。其二，汉魏文风，特别是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风骨”的影响。其《悲愤诗》的悲凉之气，类于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之作。其三，本人文化功底厚实，甚得家传之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