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曹操虽然赢了，但也早已精疲力尽，销蚀了不少力量。袁绍虽败，但战场从头到尾全在曹操的领域内进行，袁绍本来丝毫未伤，潜力仍然不容忽视。
对这次侥幸中求胜，曹操可一点儿也不感到骄傲，因为接下来的工作更重要，也更为艰辛。是不是能夺取袁氏统治的四个州，能否真正称霸于华北，现在才算是真正的开始。对这一点，曹操也有相当务实的体认。
当袁绍撤退官渡战区的阳武指挥部时，由于情势危急，走得相当仓促，所有机密文件都来不及毁掉，因此有不少许都公卿大臣——尤其是亲董承官员、兖豫两州郡县的官员——和袁绍私下来往，甚至作军事联盟的文件，都被送到曹操的面前。
大家原都猜测大概有不少人要倒霉了，随之而来的必将是一场大规模的整肃行动。想不到曹操竟翻也不翻，轻松地表示马上全数焚毁。幕僚都看傻了，不知是应该阻挡，还是应该赞赏，曹操却郑重其事地表示： “就算是我，处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也同样会做出这种事的。”
其实曹操心里明白得很，值此用人之际，争取人心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理性考虑的结论，和曹操急躁又好疑的不安全感个性是相反的。但如同他对刘备和关羽的宽容一样，能够如此彻底压抑自己的情绪，去表现出一个理想的英雄形象，古今中外，除了曹操外又有几个人做得到。
这场精彩的开明宽容秀，果然发挥惊人的影响力，朝廷的反曹势力暂时受到完全的压抑；原先反叛最严重的豫州，也不费一兵一卒便稳定下来；新归附的东方徐州，更表现出强烈的向心力。更让人惊异的是，雄踞青州、幽州、冀州、并州四州的袁绍，却在很短期间内崩溃下来。
看到袁绍在官渡惨败，黄河北岸的冀州郡县也有不少宣布倒向曹操阵营。因此袁绍马不停蹄地逃到冀州前哨的黎阳，前哨司令义渠闻讯，亲自整装出寨迎接。
袁绍下马紧握蒋义渠的双手表示： “我的命运全交给将军了。”蒋义渠立刻交出军权，让袁绍亲自领军。
随后而到的将领和部队，听说袁绍在黎阳，便纷纷前往报到，总算集结到不少兵力，袁绍的声势稍复，乃商议返回邺城再行计划。
当时田丰仍械系于邺城狱中，狱吏一向尊重田丰，听见官渡兵败，便立刻向田丰通报： “袁将军不听先生建议，才有此败局，从今以后，先生一定会再受重用。”
田丰感叹地表示： “不，如今我是死定了!”
狱吏诧异地问道： “为什么呢?”
田丰解释道： “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而且耳根软，容易听信谗言。如果是打了胜仗，或许高兴之余还会原谅我，如今一场大败仗，他内心必会感到羞愧，不愿见到我，因此一定会找借口把我杀掉，我是没有希望活下去了。”
果然，袁绍的部队在北回邺城途中，由于败军逐渐相聚，互相诉说亲人生离死别之哀伤，众人捶胸大哭： “如果田丰在此，我们就不会遭此大祸了。”
袁绍闻之，心里无限感慨。正好逢纪由邺城前来迎接，袁绍便对他说：“冀州所有文武官员，听到我军遭到大败，必都会关心我的安危。只有田丰当时极力劝阻我，和众人不同，如今归去，实在不好和他相见。”
逢纪深怕田丰受到重用，因而对袁绍说： “田丰在狱中听到大将军兵败，
抚掌大笑说： ‘果不出我所料!’这种人必须慎加处置。”
袁绍感慨道： “我不用田丰之言，终为他所笑!”遂下令赐死田丰。
当初，曹操接到情报，原任总参谋的田丰，因犯上之罪囚于狱中，不随军南下，非常高兴地表示： “这一下，袁绍是非输不可了。”
等到官渡战败后，曹操也感慨地表示： “如果当初袁绍能听从田丰的建议，双方之胜负犹未可知。”
邺城驻守审配的两个儿子，都随袁绍南征而被曹军所俘。袁绍部将孟岱暗中向袁绍表示： “审配在邺城位尊而势大，现在又是驻军将军，在此地族人众多，军队全归他直接指挥。他的两个儿子如今被囚于曹营，如果曹操以此威胁审配，我们就危险了。”
袁绍以此就问于郭图、辛评，两人也颇有同感，袁绍遂免除审配邺城驻军将军职，而以孟岱暂替之。
当时，逢纪出任监军，接到此指令深为奇怪，便跑去问袁绍，审配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由于逢纪和审配的情感一向不好，袁绍便把孟岱、郭图等人的看法告诉他。
但逢纪却深不以为然，他表示： “审配个性忠直强悍，经常有心追慕古人之气节，绝不可能因两个儿子身陷敌人，就做出不忠不义之事来，主公切勿对他有什么疑心。”
袁绍听逢纪建议，收回成命，不调动审配之职权。审配知道逢纪维护自己，也因而改善了和逢纪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重要元老和将领间的猜忌以及袁绍自己的摇摆不定，也种下了袁绍阵营分崩离析的种子。
袁绍以庶子出身而成为汉末袁氏集团领袖，年轻时代声望和实力就已超过嫡子出身的异母弟袁术，使袁术非常不服气，这也是两袁不和而且长期斗争的主因。但袁绍能在较不利的条件下反而拥有优势，自然也有他强过一般人的地方。
袁绍为人聪明绝顶，善于谋略，加以相貌堂堂，颇引人好感。他头脑转得快，而且能着眼于全盘规划，相当有独创性的思考和发现，加以能言善辩，相当具有说眼力。
不过，在温和儒雅的外表，开明宽容的形象下，袁绍其实是一个情绪颇不稳、不安全感颇强的人；在极端的自负心理下，也潜藏着强烈的自卑感，使他的内心常呈现缺乏自信的隐忧。因此多谋而不能决，耳根软容易被人煽动，喜欢听闲言碎语；平日温和的外表，在关键性场合更盖不住浮躁不安的本性。他不像曹操能尽全力克制自己，因此便无法做绝对理性的思考，反而出现刚愎自用的行为。郭嘉曾在曹操面前所作十胜十败的分析，是有他相当的道理。
建安六年(201)春三月，曹操以为袁绍初败，应不致有新的行动，因而准备乘机攻打荆州的刘表。
军事会议上，荀或极力表示反对。他认为： “袁绍刚遭逢惨败，北方四州郡县潜藏强烈离心力，应该乘此良机给予强烈压力，以讨灭之。若欲远征西南的荆州、汉中，使袁绍乘机收拾残局，重行整合实力，反过来由背后夹击我们，则主公的事业反会陷入危机。”
曹操在详细思虑下，也觉得北方比较重要，便重新编组人马，反守为攻，积极准备渡河攻入袁绍的大本营冀州。
不过，这次北征军团的编组却相当诡异，参谋本部人员全部留守许都，全军分左军、右军、中军三军。曹操自领中军，一向以智谋见长的大胡子将军程昱出任军师，其他分左右各十个小军团，各由武将领队，计有左一队夏侯惇，左二队张辽，左三队李典，左四队乐进，左五队夏侯渊；右一队曹洪，右二队张郃，右三队徐晃，右四队于禁，右五队高览。兖州留守驻军司令则由曹仁担任。
所以会有如此奇怪的编组，想必曹操并无意在这次北征行动中讨平袁绍。全部武将编组显示这次军事行动目标非常单纯，不重全盘规划，只重行动的速度。很可能目的只在侵入袁绍势力范围内，展现军威，以加速袁绍阵营各州郡的离心力而已。参谋本部全体留守许都，或许便是在对官渡大战后巨变中的新形势重加评估，以拟定更妥善而有效的全盘性策略。
不过由于曹操北征军的机动性非常强，袁绍反过来必须在曹军的每一个可能渡河的渡口都部署重兵，严加防范。特别是最靠近邺城的渡口黎阳津，更是大军集结，防守得非常森严。
据说为了这次攻击，袁绍除了动员冀州所有部队，并由青州、幽州、并州调动大量的援军，而且由各州刺史袁谭、袁熙、高干亲自率军前来助阵。
建安六年(201)四月，大约是官渡大战后半年，曹操下令北征军团渡河北上。不过，非常令袁绍意外的是曹操竟然选择距离邺城最远的仓亭津渡河。袁绍紧急调兵布防，但来自各州的军队机动性不够，致使当曹军猛力攻打仓亭津时，奉命负责防守的部队来不及集结。袁绍虽亲自督阵，但仍被迫撤出仓亭津，军队的损伤非常严重，袁绍本人也在战场咯血病倒。
尽管仓亭之役双方动员的兵力相当庞大，作战的过程也相当惨烈，但却速战速决，和官渡之战长达八九个月正好相反。
打了胜仗的曹军，不但没有继续进击，反而立刻再度退回黄河南岸。除派遣程昱、于禁、刘延等智将留守前哨战线外，其余一律返回许都，以进行整编。
这回曹操似乎很快忘掉北方的形势，将他的注意力放在西南方，好像仓亭之役只是为了应付荀彧的建议才打的一样。荀彧也不再表示意见，或许他原先担心的问题已在仓亭之役后消失了。
不过曹操仍接受荀或的看法，暂时不去管荆州刘表，而把工作重心放在清剿袁绍阵营留驻豫州的孤军——刘备军团。早先，曹操以刘备兵少，只派夏侯惇、夏侯渊兄弟率军前往征讨。但刘备在汝南地区早已建立很多的游击基地，并由以骁勇善战闻名的关羽、张飞和赵云分别率领，得到地区民众的支持，夏侯惇兄弟的追剿部队立刻被打得支离破碎，大败而回。
夏侯惇兄弟向曹操请罪，曹操却笑着表示： “低估刘备的作战力是我的错误，让你们辛苦了，倒应由我来道歉才对呢!”
同年九月，曹操自领大军，并由夏侯惇兄弟的军团做先锋，直接攻打汝南刘备的大本营。刘备自知绝非对手，为避免徒增流血，便下令所有部队退入荆州，暂时依靠刘表的保护。
曹操也不加追击，便再度将军队带回许都，度过冬天后再行回防各驻屯区。
翌年春正月，曹操率近侍部队返回位于豫州的故乡谯县。除了访问乡里大老及亲友外，曹操显然是为了长期劳累后，需要有个安静下来思考的休想时段，以培养再度出发的精锐之气。
居乡期间，曹操乘机进行资源及人力过分耗损的复健工作。
首先，他公布政府为了照顾阵亡将士家属，特给予田地、耕牛和耕具，并派遣名师给下一代良好的教育，以安抚长期在征战中流血流汗的将士。接着，他又派特遣队到浚仪，动用军队建造灌溉农田的难阳渠，以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增加粮秣的生产及储存。同年夏天，曹操又在官渡地区集结军队，进行编组和训练事宜，似乎为再度北征袁绍的军事行动做积极的准备。
建安七年(202)五月，袁绍咯血病加重不治身亡，河北形势陷入严重不稳。曹操并未乘对方“国丧”期间出兵，因为他认为这是敌人最容易团结对外的时刻。为了等待更成熟的机会，他在官渡地区忍耐四个多月，直到袁绍的长子袁谭和幼子袁尚间的夺权斗争表面化后才积极进行北方的经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