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厚”的一大障碍来自人们本身固有的观念，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上对商的贬抑，对利的排斥。尽管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处处体会到“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一分钱难死英雄好汉”，甚至“丈夫无钱，妻子视为九分废物。”
这一切或许与儒家的传统义利观的影响有关。今天也许到了该向这些陈腐的思想讨个说法的时候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思想，大都是从传统的义利观中引发出来的。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又常常以此来作为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一种冠冕堂皇的手段，其直接结果是经济萎缩，流通不活，商人社会地位低下，介入商界的人员素质不高，社会的优秀分子远离商界，以清高标榜自己重义轻利，在这种义利观的困扰下阻碍了个人潜能的释放。
其实，正本清源，我们的祖先对义与利两者关系的认识是辩证的、互补的，而不是绝对的、互斥的。儒学鼻祖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篇》）孔子自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篇》）孔子认为如果财富能轻而易举、唾手可得的话，我也会去追求，若太难的话，那我还是干我得心应手的本行。
这不由得使人想到，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也曾经“投笔从商”。那是19世纪中叶，欧洲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者四处漂泊，当时，马克思在经济上濒临绝境。为了挽救革命事业，恩格斯毅然放弃手上的工作，跨进“商海”，果真还赚了一些钱，使马克思和其他革命者渡过暂时的经济难关。当年恩格斯“弃笔经商”之举，也曾遭受过非议、中伤和冷嘲热讽。对此，恩格斯坦然处之，并公开表明：“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100万，从而能使欧洲和美洲的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会去交易所。”由此可见，言利者，并非不义之士。
中国古代先哲们对人性本能的体验是客观的、深刻的，也是含蓄的。古人曰：“天下熙熙，皆为利驱；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又云：“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人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而不止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烦不扰，而民自富。”（《管子·禁藏》）
显然，我们的祖先并没有停留在承认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上，而是希望从政治国者，一方面能因利而顺势引导，把每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创造性潜力都释放出来，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对仁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的倡导，推动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因此，提出了“德义，利之本也”。“义以重利，利以丰民”（《国语·晋语》）。“义”只有“利”于天下，才能贵于天下。
义与利并不矛盾，也不对立。利是人之欲，义是利之本。现代儒商的义利观，应该是亦义亦利，利国利民，利他利己。宋代学者叶适说：“正宜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会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即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因此虚论道义而无功利，与国、与民、与他、与己都是空话一句。现代商人可以**的是，他们是义与利的统一体。首先，现代商人，从法律的角度看，是纳税人，为国家纳税越多，贡献越大。因此，能利国者，义也。其次，现代商人把优质的产品和优良的服务，奉献给民众，这一利民之举，亦为义也。第三，现代商人在企业、公司生产、开发、营销、服务的过程中，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这又是一利人之举，义也。古人云：“有能力济人谓之福”。因此，创业者应该理直气壮言利，大张旗鼓倡义。
商人言利，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