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小说在作品和理论形态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因此中国“小说”之概念与西方“小说”之概念并无对等关系。学者们在谈论中国小说理论时，对“fiction”“novel”和“narrative”等概念的使用都非常谨慎。例如，白之在分析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小说进行解读时存在的困难之后，说：“即便是‘novel’这一范畴本身也可能并不适合指代中国20世纪之前的虚构作品（fiction）。”[6]浦安迪的观点也较具代表性。他说：“问题是，用西方的术语‘narrative’指代中国的一个文学类别时，它是否能成为有用的分析工具。”[7]浦安迪认为，在汉语中用“叙事”指代一种文学类型是“新鲜事物”，因为在西方文学理论中“narrative”是以“模仿”理论为基础的，而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中，“模仿”却有不同的含义。《文心雕龙·原道》中的“模仿自然之文”，看似和西方的模仿论雷同，然而，在中国的文学思想中，“模仿（再现）现实”并非类别标准。由此可见，“文学”是对“动作的模仿”这一观点不适用于中国文学。[8]
陆大伟教授亦对此有过论述，他说：“在中国主流美学话语中，几乎没有人把重点放在对外部世界的描写上。外部世界的细节被作者当作对‘志’的象征性表达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美学也不愿意把诗歌中的意象当作虚构的，与此相反，它们被认为是对诗人历史世界的最终指涉。”[9]他指出，中国美学向来注重写意而非写实。在中国传统小说理论中，“镜子”是一个常用的隐喻，但“镜子”却不会被用来描述“反映”本身，而是被用来谈论反映过程中的不偏不倚。进而可以看到，容与堂本《水浒传》小说批评似乎最接近“反映论”模式，因为里面的点评使用了“逼真”“如画”等术语。例如，叶昼说：“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世上先有**妇人，然后以扬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陆大伟由此认为，这说明在小说评点家看来，写作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反映，而是对某些类型的人物进行“实之”所产生的结果。因而，即便是最接近反映论的评点家，也未曾主张小说是直接反映现实的。
更晚一辈的华裔学者鲁晓鹏、史亮和顾明栋等人，均认同此论断。史亮认为，在20世纪以前，西方文学是被模仿理论所统治的，只不过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文体有些形式差异。就小说而言，“现实主义”是对这种模仿论的集中表达和概括。20世纪初，现实主义被输入中国，许多大陆学者据此认为现实主义是中国传统小说的主潮。[10]然而史亮认为，现实主义不是超历史、超文化的，他引用了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在《现实主义的限制》（The Limits of Realism）中的观点，认为“现实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小说理论差异极大，中国作家并不关注外部世界，而是将自己与“道”相联系，并将自己当作传“道”的媒介。安敏成说：“现实主义为作者设定了一个客观观察的自动平台，一种类似于社会科学的平台，它通过净化作用对读者产生影响，即唤起他们心灵中的同情和恐惧等不愉快的情绪并加以净化。而中国的文学理论则与此相反，文学被当作作者感情生活的自发流露；甚至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以上被观察的对象时，也仅被理解为道德培养的一部分。”[11]史亮由此认为：“在中国，模仿从未成为文学的原则，也从未占有统治地位。”[12]这是因为，中国小说理论之核心是“道”而非“真”。西方哲学的“理念/上帝”是二元关系，而中国哲学中的“道”则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不能独立于经验领域，也不与现实世界相分离。“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正说明了中国批评家对文道之关系的认识。但是，这并非说中国文学中完全没有“模仿”，中国评点家常用的一些概念，如“像极”“活画出”“如闻如见”，也许可被认为是模仿，但是，仔细考虑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评语只适用于某些细节，少数可能会指整个文学作品的特色，但没有一个术语可用来描述整个文学的性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