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金圣叹在评点方面的巨大贡献和影响，汉学家们对他的研究颇多，其中最详尽的当属王靖宇教授于1972年出版的专著《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章培恒在中文版译言里指出：“王靖宇教授这部大作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以西方文学观念为指导，通过实证的研究而对金圣叹的文学批评做了翔实、深入而富于新意的阐述，并从一个方面展示了当时文学批评的走向。”[1]章培恒先生的评论是中肯的。王靖宇在这部著作中以西方文论为参照，并以西方文学理论术语对中国传统用语进行解释，虽然有时难免生硬，或显不够深入（比如在用新批评理论论述金氏的点评时，未能做更进一步的论述），但是这部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著作在研究方法及研究结论方面都带来了新鲜的启示。在“金圣叹的文学观”一章中，王靖宇以“作为自我表现的文学”为题，兼取艾布拉姆斯著名的“四要素”之说切入讨论。据他所述，表现论即艺术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而非艺术与其外在形态（如模仿论所侧重）、艺术与观众（如实效论所侧重）、艺术与作品本身的内在要求（如本体论所侧重）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出发点，王靖宇认为，这种在西方出现较晚的文学观念在中国其实是一种重要而古老的批评观：从最初的“诗言志”到金圣叹及其先驱李贽、公安派的袁氏兄弟，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所呈现出的“表现论”是一脉相承的。金圣叹以此为标准，认为诗“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话耳”。“他认为任何突如其来的感情爆发，甚至婴儿的啼哭，都可以看成是诗。”[2]但王靖宇又指出，由于金圣叹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因此在侧重表现的同时也注重诗歌的时效，试图从文学对观众的有效影响中寻找文学的终极价值。如果把表现论者看成“浪漫主义者”，把实效论者看成“古典主义者”，那金圣叹就是一位“古典浪漫主义者”。[3]这一据西方批评术语而展开的中国文论研究有其自身的发现与价值，虽然“古典”和“浪漫”这两个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中带有较重时代印迹的术语可能会引起某种误解。
在评点术语的处理方面，王靖宇列举了金圣叹在“读法”里所使用的15个术语，并做了简短评论：“为省却不必要的细节，我只是简单地译出这些技法的名称，有时候配以金圣叹自己的解释，然后用现代批评术语加以评论。”[4]例如，作者认为“草蛇灰线法”似乎与“复调意象”（recurrent image）部分相似，“绵针泥刺法”在西方批评术语中抑或可被称为“讽刺”，“弄引法”为某段主要情节的前奏，而“獭尾法”则为可被看作“尾声”，“欲合故纵法”则可被称为“悬念”，等等。王靖宇认为，这体现了金圣叹批评的“现代性”。同样，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评点有许多地方与对《水浒传》的评点一样，具有高度的个人风格，同样对原文进行了篡改，同样注重文学性，并对其结构大加赞赏。王靖宇说：“在注意细枝末节的同时，他从未忽略《西厢记》的整体格局。”[5]这一点也与评点《水浒传》类似。经过这些细致的分析之后，王靖宇总结说，金氏对《水浒传》最为赞赏之处有三点：人物塑造的逼真、事件叙述的生动和叙事技巧的精湛。[6]
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一书，可谓用西方批评理论的视点研究中国小说的典范之作。在述及金圣叹时，浦安迪认为他所使用的一些术语并不是自己首创的，绝大多数是从诗词、绘画、古文评论中搬过来的。“甚至连在小说批评本身的领域里，金圣叹也只是继承了前辈评论家的衣钵。无论人们是否听信这些早期评本出自文学名士如李贽、钟惺等人之手的说法，还是归诸名气相对低下的怀林、叶昼甚至校勘家余象斗、袁无涯等人，金圣叹受惠于前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已有人证明金的夹注一大部分都是直接借用‘李卓吾’120回评注本的。不过，那并没有贬低下面这一事实，即金圣叹把有关虚构文章的这种严肃批评理论提高到了一个空前透彻的高度，为接踵而来的毛宗岗和张竹坡树立了小说批评的榜样，也为清朝一代赏析小说艺术定下一个标准。”[7]在浦安迪看来，金氏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构成小说精密文理的具体叙述技巧所做的深入研读和精辟的文学分析。与王靖宇把金圣叹15条“读法”都列举出来进行解释的方法不同，浦安迪认为这些术语重叠之处甚多，可归为极少数的几个批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形象重现”。[8]这包括具体形象的呈现，如“草蛇灰线”；也包括更大叙事单位的使用，如“正犯”“略犯”等术语；还包括具体的人物层次安排，如“背面铺粉法”等。他认为小说作者把各独立叙事单位串联起来的技法或插入“闲笔”的技法，也与“形象重现”有关系，“弄引法”“獭尾法”“欲合故纵法”“横云断山法”等即是。金圣叹的另一大贡献是使一些批评术语得以普及，影响到后来的评点者，如张新之和脂砚斋评《红楼梦》；也影响到后世的小说创作，如《三续金瓶梅》。浦安迪亦指出，毛宗岗读《三国演义》和张竹坡评《金瓶梅》都注重结构，认为小说作者始终在寻求结构和感情上的平衡，以符合阴阳之道。
陆大伟所著《传统中国小说与小说评点》是一部对评点进行全景式研究的论著，对评点的传统、文本、重要的评点家及其评点本身等都进行了探索，分析了评点传统的历史、源流、形式及各评点家之间的异同。首章即以“‘评点先生’：金圣叹与《水浒传》”为题，讨论金圣叹的批评实践，并称：“金圣叹是传统中国小说批评中唯一重要的人物。”[9]陆大伟还考察了金圣叹之前的评点发展历史，认为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评点开其先河。至明代，余象斗出于商业考虑对《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列国志》均做评点之后，方刊行于世；而李贽的评点与余象斗的动机完全不同，他是出于对文学作品的热爱才着手评点的。他指出，金圣叹对李贽也颇有批评，比如他反对将“忠义”二字置于“水浒”之前，并对“水浒”两字做了自己的一番解释。金圣叹对李贽的攻击也表现在其他方面，但陆大伟认为，即使如此，金圣叹仍无法与这些先辈的评点划清界限。[10]
关于金圣叹对《西厢记》点评的研究，则有邱驰（Sally K.Church）的论文《言外之意：金圣叹对〈西厢记〉隐义的探索》（Beyond the Words：Jin Shengtan’s Perception of Hidden Meanings in Xixiang ji’）。邱驰认为，金圣叹对文本阐释本身正确与否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要探寻“金圣叹对那些平淡文字的隐含意义进行探索的背后所隐藏的理论原则，及对这些原则的使用与目的”[11]。由于金圣叹并没有像批《水浒传》那样详细地把技法注解到文本中，所以他的表述有一点含糊性。邱驰认为，金圣叹在《西厢记》中寻求微言大义的理论原则是“相其眼观觑何处，手写何处”。“手”与“眼”成了金圣叹的关键词，后来又演化为“心之所不得至，笔已经至焉，笔之所不得至，心已至焉；笔所已至，心遂不必至焉，心所已至，笔遂不必至焉”。“笔”无疑指的是字词，而“心”则可指“作者之心”或“读者之心”。邱驰认为，用其来指作者之心会有许多矛盾之处，而若用它来指“读者之心”，则可与金圣叹的其他主张相一致。金圣叹惯于用“衬”“虚”“实”与“文外”“言外”等术语表达自己的理论方法，从文本中寻找隐含的意义。当然，这与《春秋》以来的索隐传统也有承继上的关联。此外，邱文也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常用的一些术语进行了自己的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