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迪在讨论《金瓶梅》时，认为这部小说的艺术技巧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注重意味深长的细节，二是个别章回的内在结构经过明显的设计，三是运用形象迭用的原则编成一套有反讽意味的交相映射结构。浦安迪重点讨论的是第三点，这受张竹坡评点影响较大。例如，张氏早已注意到人物命名方面的许多规律，这一点被浦安迪用于对结构的分析。可以说，浦安迪的“形象迭用”理论在这里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张竹坡的大量评论是在提醒人们应该注意作品的这一方面。张评指出，《金瓶梅》行文结构中许多地方使用了“伏笔”“映后”或“照应”“反射”等章法，又举出了一些变形，如“遥对”“加一倍写法”等。张竹坡经常提到行文的断续问题，浦安迪将这方面的术语，如“隔年下种”“伏笔”，都看成“伏笔”；“将雪见霰，将雨闻雷”相当于“引”；而另一个奇特的术语“榫”，是“伏笔”与“引”的结合。“（榫的）意思是说，一件进行中的事情被提前纳入邻接的另一个情节，不动声色地为引出新的情景起了桥梁作用。”[14]通过这些研究与分析，浦安迪认为，虽然中国小说得到“缀段式结构”的讥评，但传统的小说评点家早就十分重视结构问题：“今日所谓‘结构’一语，早已在明清时代小说评阅者的词汇中出现过。”[15]浦安迪此论并非专门针对张批《金瓶梅》，而是就“评点”的总体性质而言的，但并非所有学者都如此认为。例如，芮效卫有一篇专门的论文《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即认为张氏的评点作为一种实用批评，强调的是作品的结构整体性而不是对寓意的阐释、对道德的评价，或对文学性的主观赏析。他说，张竹坡的评点是想要说明“整个作品是被精心建构的一个统一体，注意到每一个细节——哪怕它并没有多少意义——对小说的必要贡献。张竹坡坚称，只有当读者通过自己的努力，理解了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事件和结构对小说整体效果所起的作用时，才会真正欣赏这部小说”[16]。芮效卫认为，金圣叹的批评仅针对个别字词用语而非整体。芮效卫将张批的重整体与金批的重细节对立起来，与浦安迪的结论有所不同。
偏重对“结构”的关注，是这一时期汉学家的一个研究特点。陆大伟的研究也不例外，但除结构性问题，他还注意到了评点的性质及思想。陆大伟认为，评点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细读”，作用之一就是培养读者对细节和小说微妙之处的洞察能力。中国小说评点具有以下几个作用：“其一，在小说爱好者必读的小说中，评点本占了统治地位；其二，通过编辑现存的小说文本，使其符合小说的新观念；其三，评点者或明或暗地在诱使读者创作小说。”[17]陆大伟对张竹坡在评点方面的贡献是肯定的，认为张竹坡和金圣叹评点的动机是一样的，即无论是对白话和文言作品，他们都把自己的评点看成读书写作的教科书。但张氏毕竟是有创新和发展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能更好地将序文和其他批评材料关联在一起。陆大伟如此评价道：“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及其四篇序和两篇点评文章在张竹坡的努力面前黯然失色：他写了一篇署有化名的序言、七篇文章（与题目相关）、几条目录和一个范例、一个分析性目录，总共十六项。他道前人之未道的地方在于发现了‘空间’（尤其是西门庆府邸中那些人物的空间属性）在小说结构中的重要地位。”[18]
在研究《金瓶梅》的“崇祯评点本”时，陆大伟发现，最有意思之处在于崇祯本的评点者认同小说中的人物，并且使自己陷于其行为之中。这一点与金圣叹的评点区别很大：金氏总是在自我和小说之间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甚至期待读者用智慧而不是用本能体验小说中的悬念，张竹坡继承了这一点。张竹坡一方面与原来的评点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从中借取了许多观点和语言。虽然在他出生时金氏已经去世多年，二人之间的思想联系却依然密切。与同时代的评点家一样，他也时时把自己的评点与金圣叹做比较。[19]在思想内容上，张氏基本上是以佛教的立场来进行阐释的，但却小心翼翼地认为儒高于佛，不欲以“空”诋毁儒家圣人，同时也强调小说中“孝”的作用。他也在为读者创造一个“暗含的作者”。“金圣叹自己认同他为《水浒传》所创造的隐含的作者，张竹坡在其评点中也做了相似的事情。”[20]在另一处，他认为毛氏父子的点评也同样如此：“像金圣叹一样，评点不仅仅是对原著的补充说明，而是一种再创造或者说是挪用。”[21]因此，他认为金圣叹“建构了作者形象，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吸引力（天才作家创造的才子书），还支持了他的‘政治无害’论”[22]。这同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用西方“形象迭用”的叙事学术语对评点进行研究所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值得一提的还有，陆大伟对“自我评点”现象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这是其他学者没有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