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挚虞与葛洪
余宝琳在《诗歌的定位：早期中国文学中的选集与经典》（Poems in Their Place：Collections and Canons 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中论述道，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全书已不复存在，从保留下来的残篇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挚虞提倡文学的教化功能[115]，这在序言开篇中就有明显的体现。例如：“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穷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挚虞对于文学衰落的确信以及相应地对流行趣味的反对是很明确的，从挚虞的这一立场出发，可以看到《文章流别集》所述文体都会追溯到经典源头。[116]例如，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与九言诗的格律都可以从《诗经》中找到。如该书书名所显示的，文章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为源自经典的“水流”，然而由于文学发展的倾向是没落的，“水流”即便没有被污染也已被稀释了。[117]例如，他认为，他所处时代的颂尽管对其原型《诗经》在形式上与韵律上亦步亦趋，但已“非古颂之意”；至于赋，借用班固《两都赋序》中的观点，说“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只有在屈原与荀子的赋中还保留着《诗经》正统，到了宋玉，“则多**浮之病矣”。挚虞还认为诗要以成声为节，以雅音四言来规范之，“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余氏在文末总结，挚虞的文体分类不仅是有用的而且也是必然的。[118]有用，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将不同却有明显联系的文学形式置于单一范畴下的方式；必然，是因为它不仅使之合法化，即使各文学形式的价值本身无法避免地走向衰退，而且间接地阐明了各文体值得保存的理由。
孙立哲（Jay Sailey） 在《抱朴子：哲学家葛洪研究》（The Master Who Embraces Simplicity：A Study of the Philosopher Ko Hung，A.D. 283-343）中，从文学功能论、鉴赏论等方面探讨了葛洪的文学观，并将之与王充、陆机对文学的认识进行了比较研究。关于葛洪的文学功能观，孙立哲首先举出了葛洪反对的强加于文学的三种外在功能：其一，将文学视为政治的工具；其二，将文学作为作者炫耀学问或附庸风雅的手段；其三，将文学才能与道德品行相关联。孙氏进而解释说，在葛洪看来，文学的合理目的应当使“好的作品可以为作者本人赢得不朽之声名”[119]。就葛洪的文学鉴赏论而言，孙立哲认为虽不够系统，但也有可观之处。葛洪倡导文学的多样性，认为“文学鉴赏是个人趣味问题，而个人趣味又必须受制于理智的引导”[120]。就此，孙氏认为葛洪将文学批评的标准由文本转向了具有清醒理智的读者，与之前几乎所有文论家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外，孙氏认为葛洪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所做的贡献还包括以下两项：一是提出了文学发展观，二是对繁缛的行文方式进行了辩护，而且其论证比前人更为明晰与理性。葛洪反对“贵古贱今”的观点，认为评价作品高下的标准不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的高低。所谓古代的经典，不仅可以与后代一般作者的作品相比较，而且通过对比也能揭示出古诗尚存的不足。例如，葛洪认为，《诗经》的语言太过简约，比不上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二京赋》或左思的《三都赋》。葛洪认为，出于全面深入地论述与表情达意的需要，行文可以文辞繁缛、精雕细刻。相对于古奥和简约的诗歌，他更欣赏铺陈奢华的赋。孙氏认为，“葛洪注意到了文学的独特性及自身存在的价值”[121]。
为进一步阐明葛洪的文学观，孙氏将葛洪与王充、陆机的文学观进行了比较。孙氏认为葛洪继承了王充的一些重要而极富革命性的观点，而且走得更远。例如，王充与葛洪都是怀疑主义者，王充认为今文与古文同样重要，而葛洪则将许多今文的地位抬高到古文之上。至于葛洪与陆机的文学思想，孙氏认为二者都强调文学的“真实性”，推崇创新。葛洪就曾强调过去的作品不如当下的作品，这意味着他认为没有必要模仿过去，“即便在其作品中出现典故，葛洪也是加以化用，处理得不露痕迹”[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