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在中唐韩愈研究上用力尤勤。其《韩愈与唐朝的统一》（Han Yü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一书以层层推演的方式，将韩愈的文学思想与政治、哲学思想视为有机的整体加以探讨，对韩愈生平及其在唐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蔡涵墨受到中国学者陈寅恪唐朝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启发，将韩愈视作儒学与唐代文化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韩愈的思想标志着唐代政治、社会、文化由前半期对六朝的‘往后看’，转向后半期的‘往前看’，在诸多方面成为宋代与现代中国的前身。”[26]
历经安史之乱，唐朝中央政权受到严重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甚嚣尘上。尤其当时的东北部诸省份与以长安为中心的唐代文化存在严重分歧，形成了不同的独立王国。安史之乱促使中央政府意识到有必要收复独立省份，重建唐初时的政治统一。韩愈作为国家统一的维护者，致力于思考军事占领后的深层次的文化统一问题。蔡涵墨认为，韩愈新儒家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提供了一个关于圣人的新思想体系。“圣人之道”融合了佛学的圣人（菩萨）在其演进的十个阶段（“十地”）中关于精神的内省完善的观念，以及旧儒学中的圣人观念。这一圣人理想其实是在佛教形而上学和儒家伦理学的基础上，由韩愈首次提出的。
作为整体性文化研究，蔡涵墨还深入探究了新儒学人道主义与禅宗的诸多“趋同”之处。第一点趋同即双方都认为人性是善的，第二点趋同是双方都承认人人具有圣心的潜在性，第三点趋同是双方都揭示了“心”是智慧的基石。这种诉诸心灵的学说是为了直接反对固有的经典崇拜。[27]新儒家人道主义蔑视孔颖达的注疏之学，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阐释。禅宗与新儒家人道主义的态度均可看作一种超越世俗的革新。
关于韩愈的新儒学人道主义的准则，蔡涵墨用“诚”来进行概括。在韩愈看来，在《大学》的一系列耦合中，“诚其意”（make intentions sincere）乃第一要义。“诚”指的是圣人内心精神生活与外部公共领域的完美结合，是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现实统一。这一点在《中庸》与《孟子》中也有所体现，如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就此看来，韩愈企图在佛道思想统治下的知识分子阶层中重建儒学的准则，这无异于一场根本的革新。尽管韩愈的《原道》主要关注的是人如何发展自己的人性而使之臻于完美，然其核心思想则是认为这种发展只有在儒家价值观的统驭下才能完成。韩愈在《原道》中以儒家标准来衡量何为“华”（Chinese），何为“胡”（non-Chinese），以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出的“诚其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框架重建儒家价值观：“假定思想与行动、精神追求与仕途成功，在超然于世俗这一终极意义上是同一的。”[28]
此外，蔡涵墨还揭示了韩愈的“知识分子的信仰与其文学风格之间的内在微妙关系”。他指出，韩愈创作古文文体是试图用语言表明圣心的特质，这一特质被描述为“诚”。在蔡涵墨看来，韩愈之所以创造“古文”这一文体，就是要以言辞来展现圣人的“诚”。“古”被理解为一种心态，近乎“诚”。“古文”是一种统一的风格，或者诸种风格的汇集。对韩愈来说，“文”和“诗”都是古文，正像圣心是包罗万象的。“古文”亦囊括所有的主题、文体以及文学风格、流派。因为古文是圣人心智的反映，从而它也就有了圣人的权威和道德力量，而作品正是靠这种介质转化为作者内心道德力量的表征。
汉学家海陶玮也持此论，认为“对韩愈来说，古文只不过是其复古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复苏孔孟之道”[29]。又由于圣人之心无所不包，故而古文包含各种题材、风格与文类；古文反映圣人的思想，故而能获得圣人的权威与道德力量，实现“文”（literature）与“道”（the moral Way）合，作品的高下成为衡量作者道德品行优劣的标尺。蔡涵墨说，韩愈的古文观是对儒家文学理论的一大贡献，与当时佛禅对语言充分表达澄明之心可能性的彻底否定构成对峙的局面。韩愈文学上所持的“文”“道”并重的观念，与其将思想与行为并重的哲学观念是一致的。其“文”“道”统一的学说提升了文学在儒教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优美的文学表达不再是官僚高雅的装饰，而是成为仕途成功的必要前提。这一思想在11世纪的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人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或许由于这一目标难以实现，韩愈“文道一体”的学说最终被周敦颐“文以载道”之说所取代，由此文道离析，文附属于道。
蔡涵墨突破纯文学史研究的藩篱，引入思想史与文化史的研究视野，将韩愈的文学思想置于唐代政治、文化的宏阔语域中加以勘察。许多研究者都对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力肯定，但没有充分注意到他的儒家**究竟源自何处，而蔡涵墨集中探讨了韩愈“儒家**”与儒教的关系，揭示出其倡导古文运动与传播儒家价值观之间的关联。蔡氏由此认为，作为古文运动的一代宗师，韩愈是无与伦比的革新者和独特的文学风格的天才创造者，其作品蕴含着儒家道德的力量和传播新思想的急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