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生对18世纪的《唐诗三百首》进行了抽样研究，发现唐诗中的自然意象大多介于高度抽象与高度具体之间。既未达到英语诗歌意象的高度抽象，又非高度具体。就是说，一方面，在唐诗中极少出现诸如英语中的“自然”（nature）、“自然界”（natural world）、“景色”（scenery）或“风景”（landscape）这样宽泛的词汇或观念，即便有时会提到“天地”或“乾坤”，但唐代诗人通常更乐于使用较为中和的提喻法（synecdoche），比如以“山水”来指称自然界。另一方面，唐诗意象并未降至相当具体的层面，即便如此，也是遵循着古老的传统。[52]
在此，华兹生实际上是要指出，唐诗中的意象大都是泛称意象，即便出现具体意象，也仅仅是取其传统意义上的象征义或隐喻义，而非对之加以真实刻画。华兹生说，当涉及“木”“草”“花”“鸟”等范畴时，具象的相对贫乏便可凸显出来。据华兹生统计，在《唐诗三百首》所录317首诗歌中，泛称词“木”共出现51次、“林”共出现26次。而一旦涉及具体种类的树，唐代诗人是有所筛选的。据其统计结果，出现次数最多的分别是“杨柳”与“松”，各为29次、24次。华兹生不禁发问：杨柳与松树虽然在中国司空见惯，但为何也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唐诗中呢？华氏认为，答案便在于“杨柳与松具有象征义或者隐喻义”[53]。其中，松树常使人联想到山林归隐、宁静与高洁，是以僧人或隐士为题材之诗歌的标准意象。此外，由于松树四季常青，在中国自古就象征着长寿、坚毅与忠贞不渝。而杨柳，遍植于唐代城镇中的河道两岸，其春季的嫩叶与飘飞的杨花、柳絮常出现于汉诗中。更为重要的，这与折柳送别的风俗有关，唐诗中所提及的杨柳大部分与此相关。
与杨柳和松相比，其他植物在唐诗中出现的次数则陡然下滑。例如，“竹”这一与归隐有涉的意象仅出现12次；“桃”出现了10次，桃花象征着美人容颜的易逝，并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乌托邦有关；“桑”出现了7次，主要因其之于养蚕业的重要性；“柏”出现了6次，因其种植于坟墓旁。其他诸如“枫树”“桂树”“梨树”“李树”，只是偶尔提及，出现次数分别为6次、5次、5次、4次。至于后来在汉诗中时常出现的“梧桐”与“梅”则是完全缺席的。另外的13种树木只出现过一两次，通常是由于文学典故或是因为某一特质或与地理环境有关而被提及。例如，在以中国南方生活为题材的诗歌中，诗人或许会写到“棕榈树”，但并无西方人所联想到的浪漫，只会让唐代文雅的读者对南方蛮荒之风感到战栗。
如此，通过对唐诗中的自然意象加以统计考察，华兹生发现唐代诗人之写景咏物，多为粗线条地勾勒自然风光，而非工笔画似的细致描绘。进而，华氏归结说，唐代诗人之旨趣，并不在眼前之景，而是景物本身所寓有的约定俗成的比喻义与象征义。[54]华兹生的研究表明汉诗在本体论意义上不事模仿，而注重抒情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