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刘子健对其博士论文《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1963）进行修订和翻译，以“欧阳修：11世纪的新儒家”（Ou-yang Hsiu，A Eleventh-Century Neo-Confucianist）为题出版，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后，艾朗诺的博士论文以“欧阳修的文学创作”（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为题，于1984年正式出版[11]，并在“致谢”中首先就说：“没有刘子健对欧阳修的生平与思想所做的杰出研究，就不会有这本书。”[12]但是，在刘子健的著作中，欧阳修的文学思想并非其阐述的主体内容，他更注重欧阳修政治方面的成就，在第七章才对其文学创作进行了集中评论，包括欧阳修在诗、文、词等各个方面的文学成就。虽然对欧阳修的研究在北美汉学界也是一个时期的热点，但都与刘子健的著作一样，偏向在其生平与儒学思想的研究，文学思想研究则往往未受重视。艾朗诺的著作以文、诗、赋、词四种文体为框架，对欧阳修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细读式的解析，并且对其文学思想有所探入。另外，陈幼石（Yu-Shih Chen）的《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实践》（The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u-yang Hsiu）[13]虽篇幅不长，却以“文学理论”为题，因此也可被纳入本课题的考察范围之中。
对欧阳修研究的重心多置于形式与内容、古文与时文的关系上，这与唐宋时期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关系极其密切。艾朗诺认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真正起源在于反对在科举中使用时文，而古文与时文的重要区别在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14]欧阳修不仅有意与石介、穆修等早期的古文家分道扬镳，也与韩愈的文学思想大不相同：他更注重内在的自我修养，认为这样就会使写作变得自然而毫不费力。他由此而把讨论的重心从创作的过程和风格转移到作者的人格，而这一点被程氏兄弟和朱熹当作“新儒学”（理学）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而详细阐发。艾朗诺指出，欧阳修明确表示形式并非文章第一要义，精神和道德导向是人在世界上行动的前提。在人能进行合理的理解和判断之前，要培养合适的精神状态；在写出好文章之前，要先培养内心。[15]
在对欧阳修散文思想的研究中，艾朗诺以“时文”和唐代的古文家韩愈为参照，而在诗学理论方面主要以“西昆体”和唐朝重要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人为参照系。“西昆体”之所以成为古文家的批评靶子，是因为其内容多为“风云草木”，没有多少价值。艾朗诺认为，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家置换西昆体的策略有三。第一种策略是贬低诗歌的价值。欧阳修也不欲世人视其为“诗人”。第二种策略是创作讽喻意义的诗歌，尤其是揭露社会不公平现象的那些诗歌。第三种策略以梅尧臣和欧阳修最具代表性，即无论什么样的诗歌，都必须避免那种耀眼的表面结构，语言要朴实无华且紧扣主题，要“平淡”。欧阳修认为梅诗“平淡”，故推崇有加。这一点，他在《六一诗话》中反复强调过。[16]
陈幼石的文章亦以古文运动为中心，他从唐宋对古文认识的差异入手，认为宋代古文运动与唐代不同。韩愈认为“文归六经”，是因为在它们之前绝对没有其他作品存在，因此模仿“六经”就是要像它们那样富于创造性，在文体上代替那些骈体文的陈词滥调和典故，同时用更有活力、更不规则的句法代替骈文对称、浮饰的句法。因此，韩文“奇”“高”。但韩愈去世以后，“奇”“高”蜕变为对“罕”（unusual）、“怪”（bizarre）的追求，并且与道德目的性渐行渐远，文学潮流转向“时文”。同时，诗歌创作也由“商隐诗”转向“西昆体”。[17]而对宋人而言，“六经”代表的是“常”，故可放之四海而皆准。宋代理学家认为一切事物皆有“理”，主张文以载道，文应该描述真实的自然和人类世界，以及藏匿于其中的“理”。最恰当的文学风格是自然而普遍的，能反映出世界本来的样子。因此，韩愈所主张的独特性与不平常性被宋人所持的反论改变了。
艾朗诺引用吉川幸次郎的观点说，唐宋诗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世界的观念由悲观走向乐观和明朗，宋诗人对世界更大度，对现实更乐于接受。欧阳修认为，诗歌对道德和哲学的关注比审美更为重要，这与当时的伦理学更注重人内在的修养有关。欧阳修认为写作需要合理的道德培养，因此，艾朗诺认为欧阳修的古文思想以“信” （objective validity）为核心。“信”包括两个方面：既是文学的主要原则，又是价值标准。欧阳修认为，“信”与文学形式的“简”“易”相关，欧阳修的“自然”概念就是对“简易”的概括。同时，“信”不仅是文章风格，也是道德标准。此处“自然”并非今日所谓的“自然界”，而是指“理”，即宇宙之原则。欧阳修认为接近“理”的方法不是对它进行深思，而是要通过感性世界中所表现出来的实际现象来接近和理解它。因此，他在文学实践和理论中强调世界“实”（factualness）的一面。“譬夫金玉之有英华，非由磨饰染灌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欧阳修对“六经”的反思使他得出了“常”（universality）的概念，“常”乃生命内在之规范，“六经”涵“常”，因此“简”“易”，与韩愈所主张的“高”“奇”相反。欧阳修反对“高”“奇”，却认为“工”“精”是文章所必需的。但文章仅有“工”并不足以传世，不能为作家带来最高成就，而“正”（normal and correct）则可救其弊。“精”如果不能达到“常”，“常”就与完美无法协调。这与韩愈“物不平则鸣”的理论相反。[18]
陈幼石和艾朗诺的研究点较为一致，都注重古文运动中“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甚至都对“西昆体”的作用感兴趣）及唐宋古文运动的差异问题。比较而言，艾朗诺更偏重文学“形式”的演变及外部因素的影响，而陈幼石则重在对文学“内容”演变和文学内在机理演变的梳理。
关于欧阳修《六一诗话》的研究将在下面一章介述，此处暂且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