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
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资本主义阵营出现分化，国际权力结构处在深刻的变动之中。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在其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宣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让所有国家知道，本届政府的沟通渠道是开放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思想开放、物质和人员交流开放——在这个世界中，无论强弱，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将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这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历史契机。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启动的经过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是一个曲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过程。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运筹下，从尼克松总统释放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开始，经过3年多的折冲樽俎，最后终于迎来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时刻。1972年，尼克松访华，两国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正式顺利启动。
1.美国主动释放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
早在当选总统之前，尼克松已经萌生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想法。1967年10月，他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从长远来看，我们根本承担不起将中国永远置于国际大家庭之外，在那里助长它的幻想、增加它的憎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没有地方能够使十亿最具潜在能力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中。”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尼克松上任伊始就指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着手改善对华关系。
第一，明确表示不支持苏联进攻中国。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美国认为可以利用中苏矛盾拉拢中国抗衡苏联，开始采取行动构建中美苏三角关系。1969年夏，尼克松作出了两项异乎寻常的决定：放开既有的中美华沙会谈的所有问题，集中研究中国与美国对话的态度的广泛问题，优先考虑确定隐约出现的中苏美三角的范围。同时，由于苏联多次试探美国对中苏发生战争的态度，美国预感到中苏战争危险增大，开始采取紧急措施。尼克松采取了也许是他就任总统以来最大胆的步骤，警告苏联不要进攻中国。9月5日，尼克松授权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发表了一个强有力的双重声明，主要内容是美国对中苏战争“深切关注”。1970年2月，尼克松又在外交政策咨文中公开宣称，美国不会跟苏联联合对付中国。他说：“美国没有兴趣加入任何一方或者参加反对另一个共产主义大国的敌对联盟。”这种表面上看来中立的立场，在当时中国面临两个超级大国联合压力的严峻形势下，无疑是对中国态度友好的一种表示。
第二，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长期采取不承认政策，导致中美关系处于极端对立状态。因此，正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成为尼克松政府释放对华善意的一个重要方面。1969年8月，国务卿罗杰斯在澳大利亚公开宣布，美国欢迎中国在亚太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中国领导人放弃那种内省的“世界观”，美国将“打开交流的渠道”。这是新中国成立20年来美国国务卿对中国最热烈的评论。尼克松总统甚至改变了美国长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政策，开始公开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1970年10月26日，尼克松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第一次有意识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说齐奥塞斯库“领导的政府是世界上既与美国也与苏联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少数政府之一”。
第三，强调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意义。20世纪60年代，美国内部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高涨。但是，“绝大部分报告的意见认为，共产主义中国是无可救药的扩张主义者，意识形态狂热，固执地坚持世界革命”。针对美国内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势力依然强大的事实，尼克松政府反复宣讲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意义，强调与中国改善关系不仅对于美国本身而且对于亚洲与世界和平都是重要的。1970年2月，尼克松在致国会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指出：“我们亚洲政策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我们与亚洲盟友合作的力量，而且有赖于我们与中国及苏联的关系。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而重要的民族，不应该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看，没有这个拥有7亿多人口的国家的贡献，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就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肯定，采取能改善与北京实际关系的步骤，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亚洲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利益。”6月，在致1970年总统学者计划的讲话中，尼克松又大力宣讲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意义。他说：“我不仅想到苏联，一个像美国一样的超级大国，而且想到共产主义世界另一半，中国，一个有7亿人民的非超级大国。这7亿人民不仅孤立于美国和自由世界，而且孤立于共产主义世界。我想，从现在起10年时，那时你们从大学毕业已经5年或6年，或者从现在起20年时，那时你们从大学毕业已经15年，如果这7亿人民，那时可能是8亿或9亿人民，仍然愤怒地孤立于世界其他地方，那将是一个多么危险、多么不满的世界。”
第四，采取改善中美关系的具体措施。为了对中国产生实际影响，尼克松政府在经济以及人员交流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的单方面措施。1969年7月，取消了美国人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的禁令，并允许美国人带回价值100美元的中国产品，准许有限的美国谷物运往中国。11月，从台湾海峡撤出两艘驱逐舰。12月，宣布允许美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物资，部分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对于1969年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措施，尼克松说：“我们避开了可能遭致粗暴拒绝的戏剧性姿态。我们采取了不需要中国赞同但能够表现我们希望有一个更正常、更积极关系的具体步骤。去年，我们已经使美国旅游者、博物馆和其他方面可以无需特别批准而对中国商品进行非商业性采购，将护照可以自动生效前往中国旅游的美国人类别扩大到了国会议员、记者、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科学家、医生和美国红十字会成员，允许美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从事中国与第三国的商业贸易。”1970年4月，美国宣布在国外子公司和国外公司同中国的贸易中，允许装有美国制造的非战略物资部件输往中国。6月，众议院第一次在援外法案中取消了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决定。8月，取消了禁止美国海外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加油的禁令。1971年3月，美国国务院取消了对于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尼克松又发表声明宣布，“我决定不需要新的立法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而采取如下行动：美国准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访问的个人或团体加快签证；将放宽美国货币限制，以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美元；除了中国拥有或中国特许的前往或来自北越、朝鲜或古巴的运输工具外，将终止对美国石油公司为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舶或飞机提供燃料的限制；美国船只或飞机现在可以在非中国港口之间运输中国货物，悬挂外国旗帜的美国运输工具可以停靠中国港口；我已经要求提出一个根据一般许可便可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非战略性项目清单。在我评估和批准这个清单上的具体项目后，届时将授权直接从中国进口指定项目”。6月，白宫公布对华非战略性项目贸易货单，从而结束了对华贸易禁运。
2.中国积极回应美国的和解信号
正当尼克松政府频频向中国释放和解信号的时候，中国由于面临苏联的威胁日益加深也正在考虑调整国际战略。中共九大闭幕后，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研究国际形势。在提交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研究报告中，4位元帅认为苏联确有侵略中国的打算，但是由于美苏矛盾的存在，苏联迟迟下不了决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调整国际战略提供了战略依据，为中国积极改善对美关系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对尼克松政府的和解信号进行了积极的回应。
第一，以实际行动回应美国改善关系的具体措施。对于美国从经济和人员交流方面采取具体措施缓和中美关系，中国在美国人特别关心的在华美国间谍问题上采取了积极、具体的回应措施。1969年7月24日，在美国宣布放松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和美国人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3天后，中国提前释放了因非法越境而被逮捕的两名美国人。在12月美国宣布部分取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并减少了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以后，中国于1970年初恢复了中断两年之久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6月，美国众议院停止了在对外援助拨款中附加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定。7月，中国又提前释放了一名美国间谍。1971年4月，毛泽东决定邀请在东京出席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以实际行动回应了美国放宽人员前往中国的措施。访问期间，周恩来通过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寄语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向美国发出的一个和解信号。
第二，多次含蓄地释放同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国内局势非常微妙，而且中国文化本来就有内敛含蓄的特点。加之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中国认为美国霸占中国台湾，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改善中美关系应该美国采取主动。因此，中国对尼克松政府频频释放改善中美关系信号的反应起初表现得比较含蓄。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写道，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一个报告中，国防部长林彪没有使用此前“美国是中国首要敌人”的标准提法。林彪还重申了毛主席1965年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国在境外没有军队，除非领土遭到进攻，无意跟任何人打仗。在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庆祝大会上，毛泽东特意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斯诺，并在《人民日报》上刊发，借此向美国发出改善关系的信号。12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联络部一个文件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18日，毛泽东再次接见斯诺，在谈话中向尼克松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总是僵着？”然而，中国领导人这些比较含蓄的表示没有引起美国充分注意。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写道：“虽然毛泽东指示其译员把她的记录交给了斯诺（以表示他的诚意），但是直到此后几个月尼克松访华的事情已经通过其他渠道得到解决以后，华盛顿才知道这一邀请。”但是，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说几天后就知道了。
第三，积极推动美国派高级别代表来北京商谈。华沙大使级会谈恢复后，在第135次会谈中，美方提出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代表到华盛顿直接商谈。对此，中方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在第136次会谈中，中方表示愿意接待美国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特使前往北京商谈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1970年11月，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汗总统回答尼克松从“巴基斯坦渠道”传来的口信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15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尼克
松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不久，他又通过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答复尼克松从“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口信：尼克松说愿意跟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恢复会谈，如果他真有解决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我们欢迎他派特使来北京谈判。不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1971年4月，中国又一次带信给美国：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交谈。显然，中国的积极推动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美国内部对改善中美关系仍然存在分歧，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访华问题上比较谨慎，担心前功尽弃或陷于严重的国际窘境。所以，在收到中国邀请基辛格访华的信后，尼克松和基辛格非常激动。基辛格甚至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3.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成功启动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在彼此隔绝、相互孤立的状态下对峙了22年。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两国领导人以政治家的胆识、战略家的眼光擘画打开两国交往的大门。经过三年反复沟通、积极筹划，中美两国终于迎来了改变世界的关键时刻。在基辛格两度访华的厚实基础上，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成功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第一，基辛格成功实施“波罗行动”计划。经过中美双方共同努力，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波罗行动”计划正式实施。9日，基辛格经过巴基斯坦秘密到达北京，与中国进行高级会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高层官员第一次访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会谈班子。基辛格抵达北京当天，周恩来就和他进行了两次会谈，第二天又进行了三次会谈。双方主要就台湾问题、尼克松访华问题进行了讨论。经过前后17个小时的紧张会谈，最后双方就尼克松访华达成协议。11日，基辛格返回巴基斯坦。16日，双方公布尼克松访华《公告》：“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此外，在这次高级会谈中，双方还确定了新的秘密联系渠道“巴黎渠道”，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正式结束了自己的使命。基辛格秘密访华取得了成功，“波罗行动”计划圆满完成，从而翻开了中美关系史的新一页。
第二，尼克松访华前夕的两场前哨战。中美达成尼克松访华的协议后，为了确保尼克松访华成功，中美之间又进行了两轮高级会谈。10月20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周恩来先后跟他会谈了10次，除讨论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日期、会谈方式和通讯联络等问题外，双方着重就台湾、中南半岛、朝鲜、 日本和南亚次大陆等重大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主要就尼克松访华时的联合公报草案进行了反复讨论。在会谈中，中方表示了相当灵活的态度。周恩来说：“美国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历史传统，不可能一下子隔断，但是要打破一些框框。”这为会谈成功奠定了基础，双方就尼克松访华联合公报草案达成了初步共识。
为了给尼克松访华做最后的技术安排，1972年1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访华。事实上，黑格这次访华另有所图，即美国想利用苏联的对华威胁吓唬中国，迫使中方在联合公报上再做妥协。对此，中方进行了严正驳斥。关于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周恩来说：“我们早已说过，我们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奋斗到底，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关于美方希望通过访华加强尼克松的世界领袖形象，周恩来说道：“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中美两国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关于公报草案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措辞，周恩来强调：“我们在公报草案中已尽力照顾到你们的困难”，“如果屈从某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势力而从原来的立场后退，这不会为中美双方带来好处”。显然，这次会谈虽然最后没有破裂，但充分表明两国仍然存在很大的利益和认识分歧。这预示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不可能一帆风顺。
第三，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经过充分准备，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在罗杰斯国务卿和基辛格陪同下进行访华，于21日上午10时31分到达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到机场迎接的待遇。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午饭后立即会见了尼克松。中美之间的会谈主要是在周恩来与尼克松之间进行的。双方主要就台湾问题进行了会谈，还就美苏关系、裁军及南亚等问题交换了看法。由于两次前哨战已经解决了联合公报的大部分问题，因此这次会谈相对比较顺利。通过反复商谈，双方终于达成了《上海公报》。《上海公报》以客观地表明分歧、肯定共识的方式，列举了两国在台湾、中南半岛、朝鲜等重大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承认两国在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方面存在区别，表明了双方在发展贸易及在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及新闻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上达成的共识。28日，《上海公报》正式发表，尼克松访华取得了成功。这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尼克松在上海为其举行的宴会上高兴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中美最高领导人的会晤以及《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正式启动。
二、中美关系正常化启动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导致中美两国彼此敌视了20多年。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后，经过三年努力，两国终于打破了彼此隔绝、对立的坚冰，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基辛格指出：“中国领导人所要的是，美国担保不会与克里姆林宫合作施行勃列日涅夫主义。尼克松想要知道的是，中国是否可能与美国合作对付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的攻势。”诚然，苏联问题是中美改善双边关系的主要原因，但是两国也存在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
1.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原因
尼克松之所以积极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由美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国内社会经济形势也变得非常糟糕。尼克松和基辛格想借助中国改善对美不利的国际局势，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维护美国的霸权。在评论尼克松访华的原因时，有学者指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经济发展、技术转让、国家安全、学者交换以及西方国家所梦寐以求的进入中国市场的关键所在。”因此，推动尼克松政府打开中国大门的原因是多维的，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需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联霸权主义对美国构成了严重挑战。1972年尼克松在跟周恩来会谈时指出：使美国和中国走到一起来的，不是哲学概念，也不是友谊，而是国家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但是，在力量对比上，苏联在战后初期和美国相距甚远。为了称霸世界，美国对苏发动“冷战”，以遏制“共产主义暴君的扩张浪潮”，对华政策也被纳入冷战的轨道。赫鲁晓夫执掌苏联党政大权时期，追求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推行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所谓“三和”政策，苏联在美苏关系中总体上处于守势，美国不具有改善对华关系的紧迫感。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苏联国内局势比较稳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对外实行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全球政策，对美国霸权构成了严重挑战。同时，苏联抛出勃列日涅夫主义，在中苏边境驻扎重兵，出现了重新将中国纳入其控制下的危险。“苏联武力干涉中国将是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全球力量平衡的最严重威胁。将勃列日涅夫主义应用于中国，意味着莫斯科尽力迫使中国政府像一年前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被迫屈服。那么，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臣服于一个核大国。这将是令人畏惧的中苏集团复活的一个不祥征兆。那个庞然大物在20世纪50年代引起了恐惧。”为了避免这种可怕前景、维护美国霸权，尼克松和基辛格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结束中美相互敌视的状态，阻止中苏集团复活。同时，借助中国抗衡苏联，迫使苏联对美让步，以改变美国在美苏关系中的不利处境。“一旦苏联不能再利用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常存的敌意——更何况它们实际上被视为已经开始合作——苏联不妥协的余地就会减少，甚至消失。由于威胁的姿态可能强化中美合作，苏联领导人将不得不两边下注。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环境下，改善中美关系成为尼克松政府对苏策略的关键因素。”
第二，来自越南战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尼克松入主白宫时，约翰逊政府给他留下了一个越南战争的烂摊子。战争不仅消耗了美国大量物质财富，而且夺去了很多美国人的生命。随着战争中美国阵亡人数的增加，美国国内反战情绪迅速高涨，游行示威时有发生。在1969年11月15日举行的新示威中，旧金山12.5万多名示威群众中一部分高呼和平，而黑豹党头目戴维·希利亚德坚持说：“我们要杀死理查德·尼克松，我们要杀死任何阻碍我们获得自由的人。”面对在越南问题上的困境，尼克松政府希望迅速而体面地结束战争。但是，越南坚决拒绝做出让步。因此，尼克松希望通过改善与苏联、中国的关系对越南施加压力，迫使越南同意按照美国的方式结束战争，从而使自己体面地摆脱困境。他写道：“我历来相信，要想同北越成功地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谋求苏联人和中国人的帮助。尽管能否同中国重新接触以及能否同苏联实现缓和最终取决于他们的态度，但我仍然认为这将是加快结束战争的一种可能手段。”但是，当时苏联在越南战争中的作为令尼克松政府感到非常失望。而且，美国认为中国对越南具有较大的影响。事实上，“越南北方坚持武装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在向越南提供全面援助的同时，也一再劝告越南领导人不要轻易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否则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完成国家统一的斗争将前功尽弃”。因此，要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就要打开中国的大门。对此，基辛格指出，“和中国的和解有着战略上的考虑：制约苏联，无论是向它施压还是引导它进行认真的谈判；孤立河内，给河内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通过展示美国仍有能力把握重大事务的主动权，使美国从印度支那混乱的撤退中仍保持自信”。
第三，美国国内发展对华关系的呼声增大。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对中国继续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引起了国内的非议。1966年3月8日到30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了12次对华政策听证会，出席听证会的人大多数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提出，从以往的经验看，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也许还是有成效的，但是孤立中国则是失败的和不明智的。美国政府当前对中国应实行一种“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而最终目的则是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听证会期间，198位专家联名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政府面对亚洲的现实，采取灵活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联系。要求改变对华政策日益成为美国公众的呼声。同时，在政府内部，通过人员交流和商
业往来“驯化”中国也很有市场。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国家安全事务班子的中国问题专家詹姆士·汤姆森说道：“一直寻求对共产主义中国‘驯化’的美国，如果对遏制加以修正的话，即通过对自由世界的商品、人员和观念的谨慎使用，那么效果不是更好吗？”1966年7月，约翰逊总统在美国亚洲政策的演说中谈到中国时也宣称：“打开封闭思想和社会的最强大力量是观念、人员和商品的自由流通。”尼克松则强调：“我们不能仅仅等待变化，我们必须寻求促进变化。”商业部及商业界人士则呼吁通过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开拓中国市场，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是“不明智的”。显然，美国国内出于各种原因而产生的这些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吁，也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中国改善对美关系的原因
中国之所以在当时国内局势十分混乱的环境中着手改善对美关系，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战略因素是最主要的。正如有人指出的：“中国人也是仅仅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和解的吗？实际上中国人认为，两国关系的重建是解决台湾问题和结束国际孤立的一个途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孤立正是美国以削弱中国革命为目的策动的结果，并持续了许多年。”
第一，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不断加大。新中国成立以后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消除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固有分歧。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并很快由两党间的分歧上升到国家利益的冲突。苏联不仅支持印度与中国对抗，而且逐渐在中苏、中蒙边境增加驻军，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压力。1968年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的武装挑衅增加，两国边境地区很快变得不安宁起来。1969年3月，中苏在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几次激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陡然增加。这对仍然同时处于两个超级大国压力下的中国构成了严重的安全挑战。“珍宝岛的冲突开始把中美苏战略关系的课题提上了毛泽东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考日程。”但是，此时中国对改善对美关系仍然存有疑虑。5月，苏联又鼓吹“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想将中国孤立起来。8月，苏军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越界袭击中国边防巡逻部队，酿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在政治局的讨论中，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甚至提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炸弹。也有人提出用有限的核武器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来恐吓中国人并摧毁其核设施。虽然由于担心美国阻遏，苏联政治局在僵持一段时间后放弃了轰炸中国的计划，但是决定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来显示苏联的实力。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晤，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是，苏联仍在中苏和中蒙边境增加军队，总人数达到100万，并部署了约占苏联中程导弹总数1/3的中程核导弹，从而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现实安全威胁。与此相反，美国此时深陷越南战争，正在调整国际战略，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大大小于苏联，而且尼克松表示要改善对华关系。因此，中国决定利用美苏矛盾打开对美关系的大门，抗衡苏联的军事威胁。正如基辛格说的，“数世纪以来，中国一直以远交近攻的策略来保障自身安全。毛泽东深以苏联扩张主义为患，在对美开放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
第二，解决台湾问题离不开对美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中国坚持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但是，由于美国与台湾签有共同防御条约，在台湾驻军并派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离不开对美关系。因此，中国愿意跟美国谈判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5年2月6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说：“中国是不拒绝同美国在国际会议上直接谈的，因为正是美国在干涉中国的内政，霸占了台湾，最近还派遣了这么多的海空军，陈兵台湾海峡，直逼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和战争挑衅。”然而，中美开始大使级会谈以来，经过15年断断续续的谈判，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同时，经过海峡两岸20年的谈谈打打，大陆的对台政策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逐渐形成。而要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就必须首先谈判解决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问题。不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美国就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和麻烦，解决台湾问题就会面临更加巨大的困难。既然大使级会谈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就希望通过更高级别的会谈来解决这个问题。正如1971年中国政府致信美国所说的，“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可见，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改善对美关系的重要考量之一。正如周恩来说的，“毛主席八年前就讲了，要我们做台湾的工作。现在我们要通过在日本、美国的台湾人做些工作，叫他们回祖国看一看，让他们知道，祖国是关心他们的，大陆的政策不会损害台湾人民的利益。”
三、中美关系正常化启动的影响
在描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美关系时，窦克指出：“两国的普通公民之间没有正式的联系、贸易、合法的旅行往来以及任何双边的接触。也许在当今的时代，还从来没有两个大国如此地相互隔阂，并且在和平的时期隔阂的时间又如此之长——如果把冷战视为无战事的和平时期的话。”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打破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与最发达的国家之间这种彼此孤立的状态，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改变了国际战略力量的结构
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主要动因首先是战略上的。20世纪60年代，苏联抛出勃列日涅夫主义，在中苏边境驻扎重兵，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力量平衡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基于这种客观现实，毛泽东和尼克松合作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构建中美苏大三角，形成了事实上的中美联合对付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局面。在《上海公报》中，双方宣称：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虽然首先是中美双方的自我约束，但是在当时无疑对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形成了制约。正是在这种战略格局下，苏联改变了其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国际关系开始进入冷战中的缓和时期。1971年4月中美开展乒乓外交后，苏联在5月就改变了强硬拒绝讨论限制进攻性武器的态度。诚然，中美关系解冻主要是美国赢得了战略主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美国追求的中国和苏联都愿意与美国改善关系的目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不仅美苏实行军备控制有利于减轻中国面临的军备竞赛压力，而且中美苏大三角也为中国抗衡苏联的军事压力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力量杠杆。
2.推动了中美经济往来和人员交流
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尼克松在堪萨斯城讲话时指出：“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开了门——开了旅行之门，开了贸易之门。”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启动，“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随着美国外交关系的转移，在被压抑了20多年后突然爆发了。对中国的兴趣扩展到了中国的一切，其涵盖的领域从时装到食品、从旅行到贸易、从科学到教育”。1972年，150多个美国商人参加了广州春季和秋季出口商品交易会。1973年，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同中国银行建立了业务关系。随着经济交往的发展，两国的贸易额迅猛增加。1970年，中美之间没有贸易往来，1971年双边贸易额仅为490万美元，1972年增加到9590万美元，1973年又增加到8.0551亿美元。同时，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国会议员、科学家、学者、记者也不断增多，“和中国进行文化与教育交流的愿望十分高涨，对165所大学所做的一个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赞同和中国的交流项目”。到1974年末，美国有8000多人来中国参观访问。
3.促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中美两国人民不能相互交往，台湾成了“美国人获取关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唯一途径。学术界和政府中的多数人都是通过台湾的报纸了解中国的”。“通过意识形态的交流、美国的帮助和保护，这两个团体之间的感情联系就形成了，至少可以这么说，通过和台湾的密切联系，美国强化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偏见。”加之，美国对华不友好的个人和集团的歪曲和误导，美国人民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不断加深。1971年5月19日，周恩来会见美国植物生理学家高尔斯顿教授和微生物学家西格纳教授时，问他们觉得美国人民对中国怎么看。他们答道，恐怕唯一恰当的形容词是“完全无知”。我们的新闻报刊描绘的中国形象是这样的：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决心作重要的强国，决心在亚洲施加尽可能广泛的影响。由于描绘了这样一个形象，人们就更加惧怕中国，特别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不能忽视美国人民惧怕共产主义的心理。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美国也成了最危险的敌人、帝国主义侵略者。然而，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为改变双方的这种认知状况提供了途径。通过与中国人接触，尼克松认为中国人比较容易相处、一点也不骄傲自负、念念不忘自我批评、有献身精神、守纪律等；中国领导人也对美国整个代表团比较年轻特别感到惊讶，周恩来还表示在这一点上要向美国学习。1972年4月，参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访华后则退出了“院外援华集团”，因为他通过亲身观察发现中国“不是一个侵略的民族”。
4.结束了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中国被孤立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门外。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到6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又逐渐被社会主义阵营所孤立。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发生了“**”的动乱。这严重影响了外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基本上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珍宝岛事件后，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对陈毅等人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不仅使中国从两个超级大国的联合压力下摆脱出来，而且使中国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大发展。受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英国、荷兰、日本、联邦德国、西班牙等西方大国均在此期间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也有一批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进程。1971年10月，基辛格再度访华时，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蒋介石的代表被驱逐出了联合国。对于联合国内部的这一变化，不仅美国始料未及，中国领导人也没有料到。正如1971年10月28日周恩来对日本《朝日新闻》东京总社编辑局长后藤基夫等人说的，“我们这次没有料到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的提案会被通过，会被以压倒的多数，就是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被通过。美国政府出乎意外，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出乎意外。”从此，中国彻底打破了被孤立的状态，真正登上了国际舞台，并迅速融入国际社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