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停滞
尼克松访华成功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1973年，尼克松开始其第二届总统任期。这为尼克松政府兑现其完成关系正常化的承诺提供了条件。2月，基辛格访华，两国商定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以便直接联系。5月，联络处正式开始工作，从而朝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1974年初，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停滞下来，直到1978年初才再次开始。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停滞的表现
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然而，两国关系迅猛发展一阵后，旋即出现了热情下降的局面。1974年初，尼克松政府明显放缓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福特总统上任后，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采取了拖的策略。卡特总统上任初期则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徘徊观望，犹豫不决。这样，从尼克松总统第二任后期开始，经过福特总统任期到卡特总统上任初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1.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
美国与蒋介石有几十年的交往历史，与台湾的关系是美国东亚政策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因此，美国坚持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和“防务”关系。1972年访华前夕，对于台湾当局，尼克松在致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宣称：“我们将保持我们的友谊，继续我们的外交联系，坚守我们的防务承诺。”3月，《上海公报》刚发表几天，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就飞抵台湾给台湾当局送去尼克松的亲笔信，向蒋介石保证：“忠实地履行我们对台湾的所有承诺和义务是美国政策的基石。”此后，尼克松政府又多次作出类似承诺。据统计，从1972年2月访华到1974年8月辞职，尼克松政府曾在52个不同场合向台湾当局保证美国将履行对台湾承担的安全义务。1974年，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任期届满，美国又任命职业外交官伦纳德·昂格尔为驻台“大使”。福特继任总统后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坚持对台防务承诺。1974年，福特政府允许台湾在美国新设两处“领事馆”，使台湾在美国的“使领机构”增加到15个，大大超过美国一些盟国在美国的外交使领机构。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福特政府派出了副总统级别的官员前往台湾参加丧礼。关于对台湾的防务承诺，4月16日，福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珍视这种关系，我们现在关心，将来当然继续关心……”不久，他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的目标是进一步密切韩国与美国的关系，重申我们对台湾的承诺，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其他太平洋国家更密切地工作。”
美国继续对台军援和军售，增强台湾对抗大陆的军事实力。蒋介石退守台湾后，一直从美国获得军事援助，引进先进军事设备。1974年6月，美国虽然宣布结束对台湾的军援，但仍然每年给台湾50万美元用于训练台湾军官。在军售方面，美国一直没有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且呈上升趋势。在从台湾撤走部分驻军的同时，美国向台湾出售了两艘潜水艇、一些驱逐舰、一批军用直升飞机、F-104G战机和G-123飞机。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通过对外军售计划和商业渠道向台湾的军售与70年代初相比有了显著的增加，军售总值从1973年的1.8亿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3.87亿美元和1978年的4.2亿美元。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允许台湾和美国公司联合生产的方式，向台湾转让先进的战斗机。1973年，美国与台湾签订协议，授权台湾与美国诺斯罗普公司联合生产F-5E型战斗机。
美国无理要求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理所当然地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1973年，中美互设享有外交特权的联络处，以此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步骤。美国政府却在此问题上打起了主意，提出了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1974年初，美国明显放缓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步伐。4月14日，邓小平在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期间与基辛格谈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基辛格推辞说美国在减少驻台存在，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是还没有想出解决办法。11月下旬，基辛格带着美国找到的“办法”访华。在与邓小平会谈时，基辛格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显然，这种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所谓“办法”遭到了中方的坚决反对。1977年8月，卡特政府国务卿万斯访华，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一个“仿联络处”方案。在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会谈时，万斯提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须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的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美国政府将在适当时候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心并有兴趣使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政府不发表反对美国政府声明的声明，不要强调武力解决问题。实际上，这是基辛格“倒联络处”方案的变种。因此，中方对此严辞拒绝，并明确提出中美建交的条件。邓小平在会见万斯时说道：“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
2.重视苏联，忽视中国
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东西方关系是国际关系的核心。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虽然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的概念，但是欧洲、日本和中国实际上仍然是一些潜在的力量中心。特别是中国，当时不仅非常贫弱而且国内处在混乱当中，在美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还没有真正显现出来。正如毛泽东对基辛格说的，苏联是美国的政策重点，美国、苏联、欧洲、 日本、中国，中国是老五。我们是老五，是小拇指。因此，在尼克松政府的外交议程中，美苏关系是首要的，中美关系是服从和服务于美苏关系的。事实上，尼克松之所以急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主要是想以此为美苏关系注入新的动力。1972年，毛泽东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指出：美国可能踩着中国的肩膀去接近苏联。如果中苏之间爆发战争，美国一开始可能不会介入，但向苏联提供军事物资；过了一段时间，等中国把苏联拖得疲惫不堪了，美国会从后方向苏联发起攻击。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国首脑举行了5次会晤，签订了100多个条约、协定，制定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中，尼克松举行了3次，福特总统接任举行了1次。可见，尼克松政府对美苏关系是非常重视的。这种片面重视苏联的政策自然引起了中国的怀疑和不满。据基辛格回忆，周恩来曾经问他：“在亚洲我们是否也打算强调遏制方针？还是企图通过让两个共产党大国斗得两败俱伤来获得自己的安全？如今越南战争已经结束，我们是否准备对苏联扩张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还是西方打算有意安抚苏联，企图‘把苏联这股祸水东引’——即鼓励或者至少默许它威胁中国？”6月，针对美苏首脑华盛顿会晤，周恩来又突然召见美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表示了中国的担忧和不满。1974年，尼克松再次访苏，但是不久他就因水门事件辞职了。
1974年8月9日，福特继任总统。在致毛泽东的信中，福特表示将继续尼克松开启的中美系正常化进程。他说：“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要素。”“在我的总统任期中，没有比加速实现我们两个国家在分隔了20年后发起的正常化过程更为重要的事了。”然而，福特实际上继续实行轻视中国、将美苏关系置于中美关系之上的政策。11月，福特访苏，与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会晤。1975年7月30日至8月2日，福特又利用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机会，与勃列日涅夫举行了两次会晤。与美苏首脑频繁会晤相反，从尼克松访华到1975年福特访华，中美关系显得比较冷淡。而且，1975年底，福特还解除了主张加强与中国军事合作的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的职务。因此，在1975年12月福特提出中美合作反对莫斯科的建议时，毛泽东说：这不过说说而已，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在明后两年，我们两国之间不会有什么大事情。
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第39任总统。最初，美苏关系仍然是卡特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新总统赞成广泛改善美苏关系。他不仅高度重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而且也高度重视恢复维也纳相互均衡裁军谈判。”因此，中美关系正常化没有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在1月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委托进行研究的15个项目根本没有涉及对华关系。国务卿万斯也认为，美苏关系是美国外交的中心环节，中美关系应该服从美苏关系而不能损害美苏缓和。因此，美国和苏联的来往也非常积极。卡特上任20天内向勃列日涅夫发了两封私人信件，2月1日又接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直到勃列日涅夫2月25日对卡特第二封信进行了“蛮横、冷嘲热讽、轻蔑，甚至傲慢”的回复后，他才开始冷却下来。4月中旬，卡特又提出要找机会与勃列日涅夫会晤，并希望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但是被苏联拒绝了。苏联官方发言人称：勃列日涅夫1977年不会到美国访问，除非美苏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达成了协议。在这样的情况下，卡特才逐渐考虑主动改善对华关系。
3.在双边交流中制造麻烦
在《上海公报》中，中美各自承诺为两国人民的联系和交流提供方便。然而，美国多次违背承诺，妨碍两国人民正常交流。根据双方商定，1975年，中国艺术团将赴美进行演出访问。在赴美演出前，中国艺术团事先将节目单、预备曲目及剧照等陆续提供给了美方接待单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并预定于3月29日启程。但是，就在中国艺术团即将启程之际，美国国务院要求取消艺术团预备曲目中的一首歌《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并限期中方给予答复。否则，就通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访问。3月27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宣布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访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就此发表了谈话。鉴于此，4月2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艺术团演唱这样一首歌曲完全是无可非议的。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中国人民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这对我们是个原则问题。美方的要求与这一原则是不相容的，中方理所当然地不能接受。美国政府在《上海公报》中同意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如果不是从
《上海公报》后退，就没有理由反对中国艺术团把这首歌列为预备曲目。由于美方坚持其违背《上海公报》精神的无理主张，中方只能同意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的访美。”
根据中美双方的交流计划，美国市长代表团将于1975年9月访华。出于种种目的，美国将波多黎各圣胡安市市长的名字列入了代表团成员名单中。然而，虽然圣胡安市市长赞成波多黎各成为美国一个州，但是波多黎各毕竟不是美国一个州。这种安排显然令中国为难。中方认为圣胡安市市长参加美国市长代表团访华不合适，要求改换他人。但是，美方不仅顽固坚持己见，而且无端指责中国将访问与波多黎各地位问题联系起来，把政治因素引入交流，片面宣布取消这一访问。对此，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评论进行驳斥，指出：姑且不论美国市长代表团访华本身就是一项具有政治含义的行动，把波多黎各圣胡安市市长列入代表团名单，挑起这场政治争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方自己。至于说什么中方干涉美方选择代表团成员人选的权利，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美方总应清楚，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人员交往，一方提出人选理应征得对方同意。如果认为只要一方提出人选，另一方就必须接受，这是强加于人。在中美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坚持这种主张，显然是不适宜的，不符合《上海公报》的精神。
美国政府一方面妨碍中美之间的正常交流，另一方面又支持西藏外逃人员前往美国进行非法的演出访问。1975年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指出美方这样做是公然违反中美《上海公报》的原则，是露骨地干涉中国的内政。
二、中美关系正常化停滞的原因
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是在极其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下进行的。《上海公报》表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虽然已经打开，但是两国之间的固有分歧并没有消除。正如尼克松指出的，“无论如何，我们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将继续存在深刻的分歧，这些分歧反过来会转化成一些具体问题上互相对立的政策，需要继续相互克制和适应。从更长远来看，世界环境不可避免的变化，将继续注入新的因素来考验我们的关系”。随着美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化，对美国来说，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感和重要性减弱。加之美国国内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放缓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1.美苏缓和取得了成果
尼克松和基辛格改善对华关系的首要目的是借助中国抗衡苏联，中美关系正常化一开始就是从属于美苏关系的。正如毛泽东对基辛格所说的，苏联是美国的政策重点。你们是踩着我们的肩膀到莫斯科去的，现在这些肩膀没有用了。因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不可能不受到美苏关系发展的影响。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解冻在美国对苏政策中的影响很快就发挥出来了。正如美国学者所言，“三角外交已开始付出红利，苏联因担心美国与中共过分亲善，愿意在《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坚定立场上让步。”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苏联本来拒绝讨论限制防御性武器，只同意进行限制进攻性武器谈判。尼克松访华后，苏联改变了立场。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苏联，与苏联领导人达成了《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卫系统条约》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还签订了防止海上事件、科技合作、环境、卫生和空间合作5项协定。此后，尼克松又和勃列日涅夫多次会晤，达成了一系列协议。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双方达成了《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美苏农业协定》等9个协定和议定书。1974年六七月间，尼克松再次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议定书》《美苏能源合作协定》等文件。对于美苏缓和的成果，尼克松感到非常满意，俨然和勃列日涅夫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1972年访苏期间，他对勃列日涅夫说道：“我向你保证，不论是在私下或公开场合，我决不采取任何损害苏联利益的步骤。但是，你应该相信我通过私下途径对你说的话，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对你进的谗言。不仅世界上有某些力量，而且有新闻界的代表，他们不愿意看到我们改善关系。”
福特入主白宫后，继续尼克松留下来的美苏缓和事业。1974年11月，福特到苏联进行工作访问，与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举行了会晤。双方发表了《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在美苏缓和推动下，1975年七八月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首脑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会议期间，福特还和勃列日涅夫举行了两次会晤。
美苏缓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美国觉得来自苏联的威胁减小，发生美苏冲突的危险减弱。1974年7月2日，尼克松在苏联的广播电视讲话中说：“在过去两年中，我们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激动人心的变化。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对抗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谈判的时代，现在我们正在学习进行合作。”卡特上台之初也说：“我相信与苏联的缓和。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走向和平。”随着美苏“缓和”的形成，美国认为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不是那么迫切了。不仅如此，由于中苏矛盾非常尖锐，苏联对美国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非常敏感。对于美国来说，美苏缓和是首要的战略任务，中美关系正常化不能损害美苏缓和。美国担心中美关系正常化引起苏联反弹。正如万斯指出的，一个稳定的美苏关系有助于创造有利于实现美国其他外交政策目标的国际环境，对于保持我们欧洲盟国的信心也是重要的。苏联对中国过于担心，美国与北京的任何战略合作都可能在美苏关系中引起严重反应。
2.越南战争已经结束
越南战争给美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不仅消耗了美国大量的资金，而且葬送了很多美国人的生命。到1968年中，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死亡人数达到了3.5万多，受伤人数7.5万多，财政开支达1000亿美元。战争的残酷性和久拖不决引起了美国国内严重的信仰危机和社会危机，美国社会出现了分裂。正如尼克松在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中说的，“越南战争支配我们的注意力，正在削弱我们的自信，我们的作用和代价持续增加，对冲突却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和谈前景黯淡。战争牵制了我们的国外政策，滋长了国内意见分歧和自我怀疑”。正是在这种欲战难胜、欲和不能的进退两难困境中，美国想利用改善对华关系在越南产生影响，促进越南战争早日结束，实现美国从越南体面撤军。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虽然中国坚持不拿原则做交易，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对美国没有作任何承诺，但是两国关系的发展却对越南战争产生了间接影响。基辛格指出：“美国、苏联、中国之间的三角关系打开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的大门：越南战争结束、保证进入分裂的柏林的协议、苏联在中东影响的大幅削弱、阿以和平进程的开始和欧洲安全会议（在福特政府任内完成）。这些事件一环套一环，联系紧密。”正是在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压力下，苏联直接对越南战争进行了干预，勃列日涅夫打算“为了和平的利益派一名最高级的苏联官员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去跑一趟”。在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下，越南改变了强硬的和谈立场，和谈很快取得突破。1973年1月27日，《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及其他4个附加议定书在巴黎签订。2月26日，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12个政府代表团和联合国秘书长参加了会议，会议确认美国军队于3月29日全部撤出越南南方。美国与越南的战争正式结束，美国达到了撤出越南战争的目的。与美国改善对华关系导致美苏缓和的结果一样，美国结束越南战争消除了美国发展中美关系的紧迫感，从而迟滞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3.台湾问题的影响
虽然《上海公报》确定了“一个中国”原则，但是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存在根本分歧。美方企图把从台湾撤军问题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挂钩；中国要求美方撤出所有驻台美军，认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美方不得干涉。这就是中美双方在台湾部分争论的症结所在。对于中国来说，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试金石，台湾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就难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邓小平指出：“如果美国不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中美关系就不可能在现有基础上向前发展。”可见，台湾问题直接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存在一股支持台湾的强大势力。这股势力统称为美国的“中国（台湾）游说集团”，包括国会内的“中国帮”“援华院外游说集团”和一些政府官员。他们虽然背景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支持国民党的事业，尤其是支持蒋介石的利益。在这股势力中，不仅有资深议员、高级官员、著名学者以及商界精英，而且有一定的民众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中国（台湾）的政策。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岛后，这些人成了美国内部反对新中国、支持蒋介石的中坚力量，不仅反对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反对与新中国进行贸易，反对美国承认新中国，从而成为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巨大阻力。1953年，亲台势力成立了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为一百万人委员会”，成为“院外援华集团”的主力。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委员会一直在为台湾游说。虽然影响不如当年，但仍然对政府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政策产生了抑制作用。事实上，在共和党内部，参议员高华德、瑟蒙德和赫尔姆斯等人坚决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损害台湾利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坚定地支持美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反对尼克松牺牲台湾而与大陆和解。1975年，里根又宣称，如果福特要访问北京，就该同样访问台北。1977年8月，卡特打算派万斯访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然而，正当万斯即将启程之际，参议员高华德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宣称当8亿中国人在没有基本人权的状况下生活时，美国与台湾断绝交往将使美国蒙受耻辱，卡特总统断绝与台湾的防御条约关系，将要冒遭弹劾的风险，从而打消了卡特当时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念头。
同时，台湾当局设法阻止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外部靠山。蒋介石退守台湾岛后，主要是在美国支持下才坚持下来的。无疑，中美关系正常化将给台湾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台湾当局采取各种方式阻止中美关系正常化。①通过台湾在美国的所谓“外交人员”直接对美国政府要人施加影响。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与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内的要人罗杰斯、基辛格甚至总统本人等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经常受到接见。福特政府还在1975年让台湾在美国增设了两处“领事馆”。②成立专门机构或利用公关公司赞助和游说
国会议员、政界要员和社会精英，让他们替台湾说话。1974年，成立不久的“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赞助了27名美国参议员、13名众议员、57名众议员助理免费访问台湾，1975年又邀请了60位美国大学校长免费访台。③利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等媒体宣传台湾当局的主张，通过演出、展览、旅游等方式宣传台湾的成就，通过发展美台经济贸易关系来深入美国基层社会，以对美国公众施加影响。1973年头4个月，台湾付给《时代》杂志25万美元用于反对中美接近的宣传广告。在台湾各种优惠吸引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有14万～15万美国人去台湾度假。④利用美台军售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制造障碍。反对美国向台湾当局出售武器，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鉴于此，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一直利用从美国购买先进武器设备来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美国售台武器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呈上升势头。⑤利用情报机构破坏中美关系正常化。1974年，台湾派梅公望赴美组织地下情报网。在美籍华人、台籍学生中拓展情报网络；加强对华人社区控制，防止美籍华人亲北京倾向滋长；设法渗透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等重要部门，获取可以用来破坏中美关系的情报，破坏美国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在美国内部亲台势力和台湾当局的影响下，美国公众对台湾存在着强烈的同情心理。他们要求美国政府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反对以“牺牲”台湾来实现与北京关系正常化。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1974年，有72％的美国人反对以北京的条件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1975年，美国公众虽然以61％对23％赞成与中国建交，但是以70％对14％支持“继续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保持关系”，仅10％认为应“撤除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承认，以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77年，64％的美国人赞成“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只有12％的人反对“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同时，美国公众中赞成美国继续对台湾承担安全保障的人也很多。根据哈理斯民意测验，1969年，美国公众中以55％对19％支持“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安全防务条约”，1976年上升到65％对6％，1977年下降到57％对12％，1978年又上升到64％对19％。
4.水门事件的影响
在1972年美国大选中，尼克松总统竞选班子及中央情报局人员潜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所在水门饭店，窃取民主党秘密文件，刺探民主党竞选策略，结果被发现，最终导致尼克松辞职。水门事件对美国国内局势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也不可避免地殃及到了美国的对外关系。正如1973年9月基辛格在国会作证时说的，“现在美国被投入又一场苦难的经历之中”，“这也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
虽然尼克松获得了竞选连任，但是水门事件把他搞得焦头烂额。水门事件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尼克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他顶住国内压力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能力，而且消耗了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使他根本无暇顾及对外政策，更不用说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有争议的外交政策。“在1973、1974两年中，掩盖真相、保住总统地位花去了尼克松的许多精力，他显然已经失去了往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魄力，在这种时候要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再采取重大举措自然是不可能了。”1974年8月，尼克松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承诺就匆匆离开白宫，将一个烂摊子交给了福特。
诚然，福特在对华政策方面与尼克松没有分歧。但是，由于水门事件的冲击，当时的美国局势并不利于福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诚如福特所言，“我是在美国人从未经历过的异乎寻常的情况下就任总统的。这是使我们的心灵遭受创痛的历史性时刻。”在改善对华关系上，美国国内本来存在很大的分歧，反对改善对华关系的力量非常强大。尼克松之所以能够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固然与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有密切的关系，但也与尼克松的个人条件有关。长期以来，尼克松一直以“反共产主义的战士”而闻名于世，美国人充分相信尼克松，根本不担心他会“出卖”美国的利益，也不担心他会“出卖”台湾的利益。福特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尼克松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魄力和胆识，在关键时刻能够把握历史的航向。正如他对毛泽东说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此外，与尼克松不同，福特还有参加总统竞选的担忧。因此，尽管基辛格几次提醒，尼克松原本准备在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福特都表示现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机尚不成熟，断绝与台湾的关系政治代价太大。
三、中国对关系正常化停滞的反应
中国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主要是出于战略考虑。正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所说的，“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是大问题。”面对苏联的军事压力，中国将战略问题摆在第一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而暂时搁置了台湾问题。尼克松访华后，中国一方面大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完成；另一方面对美国停滞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做法表示不满，并采取一些措施力图扭转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停滞的态势。
1.利用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中美关系
尼克松曾经指出：“我们的共同经济利益是今天使我们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但是这些利益在使我们在1972年走到一起方面没有起任何作用”，“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在反对苏联称霸亚洲方面的共同战略利益”。然而，在长期隔绝之后，两国都有着一种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的冲动。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两国的经济关系和人员交流迅速发展起来。要求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很快变成了推动中美关系前进的一股积极力量。
在经过20多年的艰辛探索仍然没有富强起来的现实面前，毛泽东开始重新萌发了融入西方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想法。基辛格回忆道：毛泽东如今已懂得中国如果继续与外部世界隔绝，就必然丧失影响，陷入严重的危险之中。他不无感伤地表示，中国还要派人去国外留学。中国人民“非常顽固和保守”，他们应该学学外语。他重复说，他要派更多中国人去外国留学，他自己也在学习英语。中国领导人还开始大力向国外展示中国的现代化图景。1975年，邓小平曾先后和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等多次谈论中国经济的长远规划问题，强调中国在20世纪末要达到当时的发达国家水平，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在向美国展示中国发展前景和经济机会的同时，一方面，中国有计划地开展与美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1975年，中国出土文物在美国举办了长达8个月的展览。通过展览，“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展览的成功增进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对于塑造美国人民心目中良好的中国形象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将关系正常化与经济文化关系联系起来，把正式建交作为经济文化合作的先决条件，以此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针对美国发展中美经济贸易和人员交流的愿望，1974年，中国官员直接或间接地一再告诉华盛顿，中美两国间贸易及各方面交流的任何突破都取决于美国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75年10月，基辛格访华，邓小平又拒绝了其提出的关于航空、商务和航海等问题的事务性协定。邓小平认为，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两国间没有可能达成这类协定。事实上，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停滞，两国经贸额也由1974年的9.34亿美元迅速下降到1976年3.36亿美元。中美关于债务和资产的谈判也趋于停止。
2.对美国采取强硬而冷淡的态度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开启以后，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准备迎接最终建交的到来。然而，到了1974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逐渐缓慢下来。这种状况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加之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美政策回旋余地变小，中国对美政策变得强硬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更难出现突破。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毛泽东从战略高度出发，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将台湾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了。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在与尼克松、基辛格会谈时留下了一份模棱两可的遗产。他虽然偶尔谈到中国人民有耐心，但是也指责美国怀有帝国主义图谋，指出台湾问题最终可能要用武力解决。周恩来也曾强调毛泽东“两手”打算中的“软”的一面。然而，随着美苏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对美国的怀疑和担心越来越大，开始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灵活立场，形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三原则：美国必须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全部驻台美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74年11月，基辛格访华。邓小平明确指出：“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中国领导人也坚持在正式建交以前不访问美国，多次拒绝访美邀请。1973年，周恩来在会见美国国会访华团时说：“我不会访问美国，华盛顿还有蒋介石的‘使馆’还有他的‘大使’，我不能去。”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中国虽然希望尽快解决建交问题，但是不打算对美国做出进一步的让步。1974年4月14日，正在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的邓小平告诉基辛格，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够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1975年9月28日，基辛格告诉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美国国内政治使美国不可能在福特总统访华期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乔冠华回答说，我们理解你们的问题，我们方面没有问题”。
中国还有意对基辛格甚至福特采取了冷落的态度。1973年，基辛格原本打算8月访华，但是出于对美国国内改变对柬埔寨战争的态度，中国推迟了基辛格的访问日程。“由于我们的失败而在国内受到政治伤害的周恩来放弃了准备对西哈努克采取的主动行动，并且断然把我的访问推迟到八月十六日，即停止轰炸后的那一天。”此后，由于双方的原因，直到11月才进行访问。1974年11月，基辛格访华再次受到冷遇。毛泽东虽然在基辛格访华期间接见了甚至比他级别还要低的外宾，但是拒绝接见他。不仅如此，1976年9月，中国还邀请基辛格的政敌、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访华，以示对美国重视苏联、轻视中国的不满。此外，中国对福特访华也不热心，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举行高层会晤没有什么意义。“中国方面并不急于邀请福特总统来华，而且也已经准备让双边关系停顿一段，等待美国做出必要的让步。但北京领导人还是同意福特总统访华，虽然在整个1975年中他们一直在质疑，如果不是去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另一次最高层会议到底有什么意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