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完成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关键的一年，也是中美关系史上关键的一年。由于美苏矛盾重新激化、美国政府内部对实现关系正常化逐渐形成共识、中苏中越矛盾更加尖锐、中国改革开放蓄势待发，中美两国都迎来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有利内外环境。正是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中美关系出现了重大突破，双方最终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从而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完成的过程
经过几年停滞，1977年7月，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虽然重新启动，但是进展缓慢。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1978年，卡特政府终于下定决心与中国完成外交关系正常化。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双方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经过长时间谈判，12月中旬，双方完成了中美建交的历史进程。
1.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重新启动
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之初，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没有被提上政府的外交日程。然而，这种状况很快开始改变。2月25日，勃列日涅夫给卡特回了一封态度冷淡的信，对他触动很大。布热津斯基写道：“这封信使他大吃一惊，他说他对此感到失望，但同时他表示不会受它的影响”，“卡特说他现在想考虑对中国采取更多的主动行动，很显然这一定是他在勃列日涅夫作出这一相当令人不愉快的反应的情况下想到这一点的”。为表示对中美关系的重视，4月，卡特派他的儿子齐普·卡特随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并致信中国政府。5月，他又在圣母大学的演讲中指出：我们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是重要的。我们把美中关系看作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中心因素和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我们希望与富有创造精神的中国人民在全人类面对的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框架来克服那些仍然把我们两国分开的困难。6月，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逐渐形成。国务院提交给总统一份跨部门的关于中国的备忘录，建议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断绝与台湾当局的正式官方关系。既然与台北没有外交关系，那么防务条约和美国的军事存在也应终止。
7月30日，卡特专门召开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会议，为万斯访华做准备。最后，卡特告诉万斯：让所有这一切开始吧，我从来没有从拖延耽搁中得到什么，把我们所有的立场都讲出来。如果中国人准备接受他的一揽子计划，他准备实现关系正常化，如果他们不愿意那就算了。显然，卡特此时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仍然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还不是特别积极。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再次启动了。
8月22日，万斯到达北京。访问期间，他先后与黄华、邓小平进行了会谈，并受到了华国锋的接见。在与万斯会谈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历来都说，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国务卿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比我们签订上海公报后的探讨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万斯访华虽然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但还是具有积极意义。它不仅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重新启动，而且使美国更加清楚了中国的立场。这对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实现关系正常化是有益的。
事实上，万斯访华也使中国进一步明白了美国关于正常化的立场和态度。这对于中国采取适当的措施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也是有益的。为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1977年下半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①在台湾问题上态度又发生了微妙变化。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辞又靠近了毛泽东构想中软的一手，重新表达了中国人民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耐心和愿望。在各自的访华期间，参议员杰克逊、肯尼迪和克兰斯顿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而且中方在会谈中都强调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事实上，在与万斯的会谈中，邓小平就已经表示中国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②打破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前中国官方不访问美国的惯例。中国石油化学工业部接受美国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的邀请，向美国派出了一个政府代表团。这是中国第一次没有坚持所有代表团成员必须打上“非官方”的标签。③在停止两年以后，中国恢复了向美国购买小麦。④邀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从抗衡苏联的需要出发，布热津斯基对关系正常化停滞不前非常不满，希望访问中国。11月，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利用蒙代尔副总统为他举行离任送行午宴的机会，向布热津斯基发出了访华邀请。⑤李先念副总理在接见《华尔街日报》记者时重申中国的立场：如果美国发表声明，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那么我们也要发表声明，是用和平方式还是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外国无权干涉。这实际上是对美国要求建交时单方面发表关于台湾问题声明的一个灵活回答，既可以满足美国的要求，又可以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
2.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得重大突破
1978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成为卡特对华政策的重心。在受到中国的邀请后，布热津斯基开始积极争取总统批准访华。在副总统蒙代尔和国防部长布朗支持下，3月中旬卡特决定派布热津斯基访华。5月17日，卡特指示布热津斯基告诉中国：我们把美中关系看作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方面。美中两国具有某些共同利益，双方有着并行不悖的长期战略利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反对任何国家谋求全球或地区霸权。所以，你此行不是战术性的，而是要表明我们对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具有战略方面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具有根本的和持久的性质。此外，卡特还告诉布热津斯基可以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建交三项原则，可以重申尼克松的五点保证。他说：“你应该说明，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了。”
经过充分准备，5月20日，布热津斯基一行10人抵达北京开始访问，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在与外交部长黄华的会谈中，布热津斯基首先着重谈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共性。他说：“我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是因为卡特总统和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具有某些共同的根本战略利益，以及相似的长期战略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双方对全球以及地区霸权主义的态度。因此我们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的兴趣，决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基于某些长期战略目标的。”同时，他还对中国批评美国对苏软弱进行了适当的辩解，并对中国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但是，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布热津斯基并没有和黄华进行深入会谈，只是确认：“《上海公报》是双方关系的出发点。卡特总统重申确认美国前两届政府所阐明的五项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总统认为中国在维持全球均势方面起着中心的作用。总统相信，在我们这个多元世界里，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是维持和平的一支力量。”
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双方主要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布热津斯基说道：总统本人准备尽可能迅速而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拖延下去。在双方关系中，我们所依据的仍然是《上海公报》，是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问题如何解决，那是你们的事情。同时，我们也有某些国内问题、某些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很复杂、很棘手，有些还很牵动感情，因此我们必须设法找到某种方式，使我们可以表示我们希望和期待台湾问题能获得和平解决。当然，我们承认这是你们的内政。对此，邓小平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是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通过坦诚的会谈，双方确定从6月开始就建交问题进行高度保密的谈判，布热津斯基反复申明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了。在谈妥了正常化问题后，双方还就国际形势以及战略关系继续进行了会谈。
5月22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了布热津斯基一行，并与他就台湾问题、中苏关系、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此外，布热津斯基的随行官员也与中国相应官员进行了会谈，内容涉及有关美苏力量对比的战略问题、军事情报以及互派军事代表团访问的建议、扩大双方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扩大科学方面的合作等问题。23日，布热津斯基结束在中国的行程前往日本访问，访问取得了成功。通过紧张而友好的会谈，双方在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共识，从而结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踌躇不前的状态，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奠定了基础，加快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3.中美关系正常化秘密谈判
为了确定中美建交秘密谈判的相关问题，6月20日，卡特召集万斯、布朗、布热津斯基和乔丹开会。为了保密，有关内容由布热津斯基写在一张纸上，没有打印。美中关系：①必须严格保密。②中国方面很希望改善关系。在布热津斯基访华之前，他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要做的一切。③争取12月15日建交。但只限于最少数人知道。对外只表示我们愿意改善关系和实现正常化。④在国会里先解决美中关系，然后才解决批准限制战略武器协定问题。⑤残存的关系：希望除私人机构外能有更广泛的选择余地。派驻贸易使团如何？派驻军事销售使团如何？请万斯提出法律方面的估计。⑥由伍德科克主持谈判。奥克森伯格和霍尔布鲁克进行准备工作。由伍德科克约见对方开始谈判。随后发去指示。⑦伍德科克进入谈判时，建议每10天谈一次，建议以下议程：代表方式；和平解决；美国与台湾的贸易关系；公报以及发表的方式。⑧下周初拟出关于代表方式的指示电稿。⑨请伍德科克试探对方能否同意在通知中华民国后给一年的善后时间。策略确定以后，伍德科克开始与中国谈判。
7月5日，中美建交秘密谈判正式在北京开始，中方代表为外交部长黄华，美方代表为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然而，谈判刚开始，双方就在谈判方式上出现了分歧。在第一次会谈中，伍德科克提出了4项议程：①美中关系正常化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②宣布关系正常化时我们将发表的文告。③美中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与台湾的贸易。④联合公报以及关系正常化的方式。黄华则提出了中方关于中美建交的原则立场。14日，黄华就美方的议程提出了意见，“认为美方应先就中方提出的建交三条件和建交联合公报作出响应，提出具体意见。中方的态度是，让美方先把底牌亮出来，再提出评论或反建议”。但是，美方指示伍德科克逐条逐条谈，在弄清楚中方不会拒绝以后才亮出底牌。不仅如此，美方认为，美国接受了中国的建交三原则，他们也要提出三个条件：①宣布关系正常化时，我们准备单方面发表关于台湾的未来应和平解决的声明，请中国方面不要加以反驳。②我们将在非官方基础上同台湾保持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关系。③我们应能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因此，在谈判的初期阶段，双方各自陈述立场，没有涉及实质性问题。
随着戴维营调处埃以冲突成功，卡特决定加速中美建交谈判进程。9月中旬，双方开始磋商实质性问题。但是，双方很快陷入了僵局。17日，卡特在接见中国新任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时说：中国领导人应该了解一件事，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而不对台湾的安全作出承诺，正常化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军事设施是至关重要的。对此，10月2日，黄华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告诉万斯：中国政府对于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还要同台湾保持安全关系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中国不能同意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废止以后美国还要向台湾出售武器。如果美国政府坚持这一条件，那就会危及正常化谈判，中方可能撤出谈判。
事实上，黄华在跟伍德科克进行谈判时，布热津斯基也在与柴泽民进行谈判，霍尔布鲁克也与韩叙开辟了谈判的渠道，卡特总统有时候也亲自出马。同时，美国还通过落实布热津斯基访华的一些具体承诺，采取了一些推动中美会谈的措施。此外，卡特总统还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推迟与越南建交，向中国提出一份建
交公报草案。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回应美国的举措。11月2日，邓小平指示外交部：从卡特总统的表态来看，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出的问题谈。在中美两国高层的关心下，建交谈判的速度大大加快。在11月2日的第五次会谈中，美方提出了建交联合公报草案，在12月4日会谈中又对中国关心的一些问题做了说明。12月13日，邓小平会见伍德科克，基本上接受了美国的公报草案，并表示自己将于1979年1月访美。至此，中美建交秘密谈判基本上完成。
然而，到了最后一刻，问题出现了。中国误以为美国从1979年开始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了，而美国的意思是仅在1979年不出售武器给台湾，1979年以后恢复向台湾出售武器。因此，15日晚上，布热津斯基指示伍德科克约见邓小平，要求澄清美国售台武器问题。邓小平起初非常气愤，但是很快冷静下来，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搁置起来了。邓小平说道：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争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这样，通过将近半年的谈判，中美双方终于就完成关系正常化达成了协议。北京时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3月1日建立大使馆，互派大使。至此，历时6年多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历程终于结束了。中美关系翻开了新一页。但是，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敏感问题，这为此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留下了隐患。
二、中美关系正常化完成的原因
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启动后，主要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不久就逐渐进入了停滞状态。经过6年多的艰难曲折，1978年，两国终于达成了关系正常化协议。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完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是美中两国国内形势变化的产物。当然，这也是与两国领导人的远见和胆识分不开的。
1.美国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逐渐放缓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然而，卡特入主白宫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在正常化问题上变得积极起来，从1978年7月开始建交秘密谈判到12月发表建交公报，迅速完成了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显然，美国这种变化的发生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原因的。
第一，三角关系出现了新变化。尼克松和基辛格之所以追求缓和，是想借此限制苏联侵略势力的扩张，以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然而，在缓和的掩盖下，苏联的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仅以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导弹核潜艇的情况为例，表3-1的数据显示，从1972年尼克松访苏实现美苏缓和以来，两国实力的差距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按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1972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3万亿美元，是苏联的238.3％；197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4.04万亿美元，是苏联的235.8％，比1972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苏联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两国军事力量的变化更大。1972年，美国有核潜艇41艘，是苏联的82％，1978年下降到仅为苏联的46.6％。事实上，苏联的陆基导弹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与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这为苏联向美国霸权挑战奠定了力量基础，从而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正如亚历山大·黑格将军1977年2月所说的，“苏联的威胁今天确实进一步增大了。苏联正在以飞快的速度从一种地缘政治力量爬上超级大国的地位。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纯粹是军事力量膨胀的产物。作为一种必然结果，苏联现正在逐渐崛起，不但能够在某个地区或某个大陆发挥作用，而且已能够在全世界发挥作用。”
表3-1 1972—1978年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pp.180-187;George Modelski& William,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as,1494-1993,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pp.239-302.
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苏联打着缓和的旗号开始加紧在亚非拉扩张，干预发展中国家事务，抢占战略要地。在南亚，苏联支持印度对抗巴基斯坦，以控制印度洋；在非洲，苏联利用古巴在安哥拉打“代理人战争”，侵略扎伊尔，在非洲之角制造埃塞俄比亚同索马里的冲突；在亚洲支持越南反华和侵略柬埔寨。“特别是利用古巴这个工具从也门和埃塞俄比亚包抄沙特阿拉伯”对中东地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不仅如此，在美苏战略武器谈判中，苏联的态度趋向强硬。勃列日涅夫认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任何协定必须以符拉迪沃斯托克谅解为基础，包括把空对地巡航导弹算入战略武器总数之内的具体方案这一点在内。此外，勃列日涅夫还坚持逆火式轰炸机应完全从协议中排除出去。这是苏联最极端的立场。面对苏联日益嚣张的侵略气焰，美国的态度也转向强硬。卡特宣布：“苏联要么选择对抗，要么选择合作，美国已经做好了应对苏联选择的充分准备。”
值得指出的是，正当中美关系正常化停滞不前之际，中苏关系又出现了改善的迹象。毛泽东逝世后，苏联的对华政策出现了缓和苗头。在这个过渡时期，苏联试探改善中苏关系。虽然邓小平复出后中国拒绝了苏联的提议，但是这仍然引起了美国有关方面的注意。在1977年国务院提交给总统的一份跨部门备忘录中，万斯认为，除非中美关系向前推进，否则美国将冒中苏关系改善的危险。而改善中美关系有利于美苏关系像1971—1973年那样得到改善。显然，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特别是在决策圈内。万斯的观点得到了蒙代尔、布朗和布热津斯基的强烈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觉得有必要重打“中国牌”，从而既可避免中国再次与苏联接近又可以借助中国牵制苏联。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我们相信，华盛顿与北京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将大大促进远东的稳定。从全局观点来看，这对美国与苏联进行全球竞争是有利的。”
第二，竞逐中国市场压力加大。美国是一个商业主义传统很强的国家。追逐海外经济利益、夺取海外市场，是美国外交扩张的基本动力。促使中国门户开放是美国对华的一贯政策。在近代史上，美国通过“门户开放”政策逐渐挤入中国市场，并形成了较大的规模。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美国丧失了一百多年来其先辈们在华孜孜开拓的成果。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与中国的商业往来和经济贸易关系逐步恢复，并且一度飞速发展。但是，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停滞，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大受影响。相反，其他西方大国不仅冷战时期就与中国保持了一定的经济联系，而且在尼克松访华后纷纷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在开拓中国市场方面抢占了先机。从1972年到1978年，中国与西欧、 日本的经济贸易关系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则出现了起伏波动，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据美方报刊统计，仅1978年上半年，欧共体对中国的出口就比美国多3倍。1978年2月，中日又签订了长期贸易协议，从1978年到1985年，每方出口金额累计100亿美元；日方在头五年以延期付款方式出口技术设备70亿～80亿美元、建设器材20亿～30亿美元。4月，中国和欧洲共同体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双方保证增加贸易，并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
同时，随着中国国内局势转向稳定，中国逐渐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与国外各界人士的会谈中，中国领导人经常向他们展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图景，以及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的设想。中国百废待兴的前景和庞大的人口，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非常看好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然而，在竞逐中国这个市场方面，美国不仅已经丧失了先机，而且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在发展经济贸易和商业关系方面，中国优先照顾已经建交了的国家。1978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些美国报刊发行人和编辑时曾说：“当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企业为签订同一个合同而竞争的时候，中国必然要照顾那些早已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不管中国是有意利用经济贸易关系作杠杆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还是真正出于应该优先照顾已经建交的国家，这种政策考虑无疑都不利于美国商业界竞争中国市场。蒙代尔、万斯、布朗以及布热津斯基等人认为，中国人已经不相信美国稍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承诺。除非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否则我们与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关系将停滞和破坏。因此，美国要想与其他西方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地竞逐中国的巨大市场，就必须打开中国对美开放的大门。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赖斯顿所言，“在中国开始同日本、德国、英国以及其他工业国家进行大量贸易之后，许多美国大企业家，其中大多数是共和党人，极力要求同北京建立正常关系，使美国有较好的机会及早进入中国市场。”
第三，国内形势有利于实现关系正常化。尼克松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逐渐增多，赞成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人也在增多。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出现停滞后，美国内部出现了是否应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争论。在学术界，费正清、鲍大可、哈里·哈丁等著名学者坚决支持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在参议院，1978年1月，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电视讲话中呼吁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认为中国是这个“独特历史时期”亚洲和平的关键；克兰斯特也宣称承认中国的时间已经到了。在众议院，1978年7月，美国保守派联盟进行了一项调查：你是否支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如果这种正常化美国不得不终止与台湾的关系并且废除共同“防务”条约？在435名众议员中，211名反对牺牲台湾利益而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34名“基本上反对”接受这样的条件，180名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有6名赞成这样一种行动。表面上看，国会内部存在强大的反对声音。但是，他们反对的不是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而是“牺牲”台湾的利益，是担心损害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事实上，“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国会和行政当局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持基本相同的立场，都认为美国应该与中国恢复邦交”。此外，美国大企业家也对卡特政府在中美建交问题上徘徊不前普遍感到不满，极力要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8年，政府内部在正常化问题上逐渐取得共识。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不仅大力呼吁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积极做前往联络处的议员、商人和记者的工作。布朗认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仅因为中国是对付苏联的战略砝码，而且这样的关系将能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地区安全的兴趣”。在布热津斯基访华后，国务卿万斯对中美建交的反对意见也大为缓和，积极支持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正如布热津斯基说的：“其实，在那个阶段我们两人还是互相合作的；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为了避免国会内部不必要的麻烦，万斯建议在国会休会期间实现关系正常化。他和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认为在1978年秋天国会选举后可能存在一个正常化的窗口，这个窗口一直开到1979年初，因此强烈建议利用这个窗口。正是在这种比较有利的国内条件下，卡特在调处埃以冲突成功后加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步伐，还亲自与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会谈建交问题。
2.中国力推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完成是中美两国双向作用的结果，是两国相互妥协的产物。在中美建交秘密谈判中，中国在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单方面发表希望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方面做出了让步。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中国一贯坚决反对别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显然，中国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是因为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需要打开对美关系的大门。
第一，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被打倒，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逐渐稳定下来。随着“**”的结束，中国走出了十年动乱的不正常状态，国家工作重心重新转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
等各个方面，进行紧张的工作和斗争，而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1月10日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又讨论了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过36天的充分讨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任务都提出来了。在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从而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经过短短5天时间，会议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此，中国开放战略正式确立。
然而，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兴产业不断崛起，世界经济联系愈益密切。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富余资金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拥有最先进的科技和最雄厚的资金，而且控制着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从现代化建设角度看，中国需要美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尼克松访华后，虽然中美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两国经济关系已经开始，但是由于两国没有正式建交，两国关系依然缺乏制度性保障，中美关系的大门可能被关闭。正如奥克森伯格回忆的，为了获取美国能够提供的技术和资金，1978年2月全国人大将经济发展至于中国的最高议事日程，大大增加了与美国建立密切关系的吸引力。不仅如此，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中国营造和平、稳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环境的基本保证。1978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布热津斯基时强调，中国希望获得更多的美国技术，担心美国未必给予通融。他还问布热津斯基，美国是不是担心得罪苏联。因此，邓小平强调中美建交是个“大局”，并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对美国做出了让步。
第二，中苏关系继续紧张。因为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国驻扎重兵对中国构成现实威胁，所以虽然苏联多次表达改善关系的意向，但是中国拒绝了。中国指出，苏联如果真想改善中苏关系，就应该做点实事，撤退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国的驻军。中苏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恶化。1977年2月，苏联恢复了反华宣传。4月，苏共中央书记齐米亚宁甚至指名攻击中国“反苏立场没有丝毫变化”，并抛出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指名攻击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1978年三四月间，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前往西伯利亚和远东视察部队，并观看了具有强烈针对中国色彩的军事演习。5月，苏联飞机入侵黑龙江省，军舰侵入中国水域，边防巡逻兵登上中国江岸并打伤中国居民。6月，苏联将越南纳入经互会并唆使越南反华。9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致信越南，诬蔑中国指使柬埔寨“对越南进行侵略”。11月，苏越又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为越南反华撑腰。显然，苏联的这些行动进一步恶化了中苏关系，引起了中国警惕和担忧。正如1978年国防部长徐向前在纪念建军节的文章中说的，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境内陈兵百万，部署进攻性战略武器，并大大加强太平洋舰队的实力，频繁地举行以进攻我国为背景的军事演习……不久前，勃列日涅夫还亲自出马，窜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活动，为其军队打气，进行战争鼓噪”。在中国看来，苏联之所以能够在中苏边界部署大量SS-20导弹和先进的战斗机、直升机，驻扎重兵，就是因为美国对苏联搞缓和使苏联在欧洲面临的压力减轻，从而恶化了中国的安全形势。
第三，来自越南的威胁增加。新中国建立后，与越南共产党建立了良好关系。在越南反抗法国殖民主义以及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中国都给予了越南重大的支持，成为越南抗法、抗美的可靠后方与坚强后盾。然而，越南1975年后迅速走上了反华道路，不仅借解放南方之机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中6个岛屿，而且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武装冲突。1975年在中越边境武装挑衅439次，1976年达986次，造成中国边民300多人死伤，还派武警殴打中国维修凭祥铁路的人员，伤50多人。1978年夏秋，中越关系进一步恶化，边界冲突达1000多次。越南还单方面毁坏界桩，派军队在中国境内巡逻、埋雷、设障，派公安人员登记户口，还大肆驱赶华人、华侨。到1978年年底，被越南驱赶到中国境内的华人、华侨达到28万多人，很多华人、华侨被迫逃到其他国家谋生。此外，越南将金兰湾租给苏联作为海空基地，形成对中国南北夹击之势；不断侵略柬埔寨，打算建立“大印度支那联邦”。这些都对中国南疆的稳定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不仅如此，为了改善国际环境，越南还在极力拉拢美国，甚至不惜以放弃对美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为条件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
面对越南的反华浪潮，中国曾经谋求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以避免冲突。但是，越南不仅不予理睬，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反华、排华。1978年5月，中国撤消了对越南的75个援建项目，7月停止了一切援助项目。这更加引起了越南的嫉恨。7月，越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决议指出：越南基本的、长远的敌人虽然是美帝国主义，但直接的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越南要进一步依靠苏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夺取西南的胜利，防范北方的威胁，准备与中国展开血战。在中国看来，越南已经变成了苏联侵略扩张的工具，其反华排华不是孤立的。因此，越南执意反华使中国西南边疆安全形势迅速恶化迫使中国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以借助美国制衡苏联，为反击越南扩张主义创造条件。奥克森伯格认为，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最突如其来的是中国领导人对越南背信弃义的强烈谴责。邓小平地位的稳固和中国对南部边疆日益增加的安全关切，可能是促使中国对布热津斯基提议加强战略对话、开始关系正常化谈判以及在关系正常化以前扩大科学和经济交流做出积极反应的两个附加因素。
三、中美建交对中国开放战略的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主要是为了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加快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显然，中国开放战略确立之初，主要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开放。尼克松访华以后，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在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一直踌躇不前。这不仅影响了中美经济和技术交流与合作，而且制约了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转让与交流。因此，中美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对中国开放战略的形成与确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确保了中国开放战略顺利启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基于对中国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得到缓解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安全环境是非常不利的。在北方，中苏关系非常紧张，中国对苏联极度不信任，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很小。苏联不仅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而且1978年又在中苏边境部署了SS-20导弹和先进的战斗机，还举行了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大了。在南方，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侵略气焰十分嚣张。“从1978年夏天到初秋，中越关系继续恶化，越南进一步投靠苏联，到9月，越柬之间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中国与越南处于战争的边缘。显然，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当时将改善极端不利的国际环境的希望寄托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上。因此，如果中美关系正常化不能顺利完成，那么不仅苏越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不能缓解，而且中美关系出现恶化的可能性也依然存在。这无疑不利于中国一心一意地从事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开放战略也就难以顺利启动。
2.打开了美国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大门
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最大受益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逐渐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为雄厚、尖端技术最为发达的大国。从表3-2可以看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从1970年到197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4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还要多。同时，美国的技术也大大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美国资金和先进技术寄予了一定希望。这从邓小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来。1979年1月5日，邓小平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愿意同科学技术、工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合作。我们愿意采取多种方式，同他们进行合作，其中包括银行贷款、补偿贸易，也包括其他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认为，美国在相当多的领域里处于领先地位。我们欢迎美国像西欧和日本一样，参与这个竞争。”1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又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表3-2 1970—1978年美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比较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1820-1992）,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5,pp.180-183.
事实上，美国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在布热津斯基访华后，美国便大力利用技术交流和商品信贷的杠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8年7月，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雷斯率领一个跨部门的高级科技代表团访华，团员中包括国家宇航局局长、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以及美国各重要科技机构的负责人。这是美国向任何外国派遣的最高规格的科技代表团。10月21日，卡特签署了一项农产品出口法案。其中，有一项条款允许商品信贷公司向中国提供3年以内的短期贷款。在此之前，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规定，对中国和对苏联一样，是不允许提供这类贷款的。24日，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又率美国能源代表团到达中国访问，并于11月4日受到华国锋的接见。这些不仅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秘密谈判，而且为中美建交后中国引进美国资金和先进技术奠定了基础。
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为两国人民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后，卡特总统说道：美国从中美建交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之一是，我们既能同台湾、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牢固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又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乎10亿人民发展新的繁荣的贸易关系。对于中国来说，从中美建交中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之一是中国打开了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大门。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双方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的换文，两国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以及关于建立领事关系和互设总领事馆的协议。从此，美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成为推动中国开放战略发展的重要外部力量之一。
3.减小了从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的阻力
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扫除了双方经济贸易关系的障碍。在中国“优先照顾”已经建交的国家的政策下，西欧、日本等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远远走在美国的前面。但是，由于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存在，中国与这些发达国家之间的军事技术转让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同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中，大多含有美国的技术部件，其转让也必须得到美国的允许。1977年入主白宫后，卡特再次重申了不向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国务卿万斯则坚持，在军售和技术转让方面对中国与苏联要同等对待。1978年初，英国、法国等国家极想向中国转让技术产品，但必须事先询问美国。因此，要想打开西方发达国家技术转让的大门，就必须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奥克森伯格指出，“对于基辛格来说，科学和文化交流显然是附属的关切，被归入了次要议程之中。对卡特及其属下而言，与中国的科学交流可以用作重要的政策工具。”事实上，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在逐渐放松对中国转让技术的限制。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时告诉中方，美国愿意放宽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以利于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美国将批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可用于资源勘探的一种红外线扫描器。11月，万斯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美国将不向中国和苏联出售武器，但不反对盟国向中国出售武器，只要这些武器是防御性的，不会对台湾构成威胁。显然，这只是卡特政府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种临时性措施。如果中美关系正常化不能实现，这种临时性措施就随时有可能被取消。因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完成，为中国从其他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