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对美开放取得的成果
美国是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大国，也是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大国，是中国开放战略实施的最主要对象之一。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在双边关系迅速发展推动下，中美之间的开放全面发展，既涉及到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等众多领域，又涉及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等各个层面，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态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经济开放稳定发展
经济关系是开放最原初、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基本动力。中美关系的发展史表明，正常的国家关系是发展经济关系的前提。在国家关系不正常的情况下，经济关系也会受到影响甚至被彻底扭曲。在美国对华绝对禁运时期，中美之间不存在任何经济关系。尼克松开始改善对华关系以后，两国关系开始得到恢复。但是，由于没有正常的国家关系，两国经济关系缺乏制度保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停滞后迅速萎缩。中美关系正常化重新启动后，两国的经济关系又开始发展起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为两国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打开了大门。
1.扫除经济关系发展的障碍
虽然中美已经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美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影响发展经济关系的因素。这主要是朝鲜战争期间双方冻结的资产问题、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以及美国对华贸易限制问题。排除这些障碍是发展中美经济关系的前提。
关于双方冻结的资产问题，两国在尼克松访华后不久就开始了谈判。但是，主要由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停滞不前而没有达成协议。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这一问题很快得以解决。1979年2月24日到3月4日，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双方就资产问题达成了协议。关于最惠国待遇问题，尼克松访华时双方就此交换过意见。但是，由于当时中美贸易规模非常小，美国没有把它当回事，双方也没有取得共识。中美建交后，随着中国开放战略的确立与实施，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了中美双方必须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5月，美国商务部长朱厄妮塔·克雷普斯访华，双方就这两个问题达成了共识，签署了解决资产问题等协议，草签了中美贸易协定。10月23日，卡特将美中贸易协定提交国会批准，并签署一项公告说：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国有资格获得最惠国待遇。1980年1月24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以74票对8票和294票对88票批准了中美贸易协定。31日，美国财政部宣布解除价值8050万美元的中国资产的冻结。这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艾尔·厄尔曼在通过中美贸易协定后指出的，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是美中关系的转折点”。2月1日，中美贸易协定正式生效。
关于对华经济贸易限制问题，朝鲜战争期间，巴黎统筹委员会在美国推动下专门设立了负责对中国实行贸易管制的中国委员会，形成了对中国出口的广泛限制。对中国出口限制的严格程度远远超过了对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限制。同时，由于中国属于共产党国家，美国《1961年外援法》规定：美国私人投资公司不得为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人提供保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前来中国投资的积极性。中美建交后，为扫除这些障碍，美国逐步放宽了对中国的出口限制。1980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中国的出口控制由Y组改为P组。7月，美国参众两院批准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计划，卡特8月签署了该法案。9月，美国商务部又宣布放宽对中国出口的一些限制。1983年，美国进一步将中国从出口管制P组改为V组，并宣布7类电子产品列入可以向中国出售“绿区”。1985年，“绿区”的范围又扩大到了27类。1987年，进一步扩大到了31类。
2.双边贸易迅速发展
在双方积极推动下，两国的贸易关系迅速发展起来。表4-1显示出，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促进了两国贸易的飞速发展。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11.48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24.07亿美元，增长率为109.7％，大大高于中国同期对外贸易增长率42.1％。中美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5.6％增加到1979年的8.2％。由于两国关系的影响，从1979年到1991年，中美双边贸易虽然出现过两次明显的滑坡，但总体上保持了发展势头，增长了489.9％，大大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率362.7％。显然，这不仅仅是中国总体贸易规模扩大的结果，而且是中美双边关系内在动力作用的结果。事实上，从1979年到1991年，中美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8.2％上升到了10.5％，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加强了。
表4-1 1978—1991年中美双边贸易及其占中国对外贸易情况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田增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20.陶文钊.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22.
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如谷物、棉花和大豆等。此外，还有部分合成纤维和化工产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对华出口商品中的农产品比重在逐渐减少，技术产品份额在不断扩大。1984年，美国对华出口商品中的机器、电子、仪表等产品占24.6％，1987年上升到42.2％。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放宽了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好转，农副产品进口需求减少。中国农村开始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量连年大幅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幅度削减了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此外，这种状况的出现也与当时中美贸易总体萎缩有一定的关系。事实上，美国对华出口中的技术限制和歧视性规定依然存在。
3.对华投资独占鳌头
在一定程度上讲，美国国会批准美国私人投资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减轻了美国人来华投资的隐忧。但是，由于两国长期隔绝，美国人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不甚熟悉，对中国仍然存在一定的疑虑。同时，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还存在较大的分歧，两国关系还呈现不稳定的隐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来华投资的热情也受到了一定的抑制。因此，在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初，美国人对来华投资持观望态度。从表4-2可以看出，1980年与1981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额非常有限，累计仅0.6亿美元。事实上，1979年10月，国家旅游总局和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与美国伊沈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共同投资7200万美元建设北京长城饭店的合同。但是，主要由于中方的原因，长城饭店建设工程一直拖到1981年3月10日才破土动工。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中国的投资环境确实还有待改善。
表4-2 1980—199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金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汪熙，张耀辉.析美国对华直接投资[N].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1980年10月，中美草签了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华开展业务的协议，进一步消除了美国人来华投资的担忧。1982年12月，中美签署了《关于投资条约要点议定书》，这为美国人在华投资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地域的不断拓展，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也逐渐增加。表4-2显示出，从1980年到1982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累计只有3.8亿美元。1982年以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不仅一直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且增长速度也比较快。到199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到了79亿美元，比1982年增长了1978.9％。值得指出的是，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华投资仍处于调查和探索阶段。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对华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到1992年累计才达到1.58％。投资领域最初主要集中在旅游和石油行业，后来逐渐拓展到机械、化工、煤炭、仪器、汽车、轻工、医疗等领域。然而，即使是这样，美
国在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仍然处于前列。表4-3显示出，虽然在1989年和1991年出现了滑坡，但是从1988年到199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仍然大大超过了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总额达到了50.4亿美元。
表4-3 1988—1992年美日德英法对华直接投资比较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汪熙，张耀辉.析美国对华直接投资[N].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
4.经济交流与合作全面展开
经济交流与合作既是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为贸易和投资创造了条件。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后，由于两国刚刚从隔绝中走出来，各方面经济联系和合作有待建立，因此经济联系非常频繁。据粗略统计，1979年，前来中国联系洽谈经济业务的比较有影响的代表团就有十几个，涉及钢铁、航空、石油、矿业、通信、银行等多个领域。为了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1980年9月12日，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美国旧金山开幕，当时在美国访问的薄一波副总理主持了开幕式。展出两周后，又前往芝加哥和纽约继续进行了展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在美国举办大型综合性展览会。11月17日至28日，美国在北京举办美国经济贸易展览会，这是美国在新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展览会。此后，随着中国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以及中美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间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范围也不断拓展。
在两国的经济关系中，金融业的交流与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事实上，双方金融业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追溯到1973年。1973年6月23日，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洛克菲勒访华，同中国银行建立了业务关系，开启了两国金融业合作的新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一些银行纷纷要求同中国的金融机构建立代理关系或设立代表处。1980年10月，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美国美洲银行也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开始了业务合作。此后，到中国来开设代表处的银行不断增多。到1988年，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花旗银行、美洲银行、大通银行、汉华实业银行、化学银行、第一联美银行和建东银行等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总共设立了13家代表处。中国金融机构也开始前往美国开设分支机构，拓展业务。通过金融合作，这些机构不仅为两国经济贸易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筹措了部分资金。从1979年到1987年，中国共利用美方信贷资金6.63亿美元。
此外，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及开放战略的实施，一些美国新闻机构和公司也纷纷前来中国拓展业务。到1980年底，有16家美国新闻机构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80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开设了代表处。
二、技术开放取得重要成果
引进美国的先进技术，是中国对美开放的重要目标之一。中美建交为中国引进美国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科技合作成为两国商讨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逐渐放松，在两国政府间科技合作的推动下，两国民间科技合作与交流也迅速发展起来。
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期间与卡特亲自签订了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从而揭开了两国政府间大规模科技合作的序幕。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根据平等、互利和互惠的原则，在教育、农业、高能物理、工业科技管理、科技情报、计量、大气、海洋、卫生、水电、地震、地学、环境保护、基础科学、建筑和城市规划、地表水、核安全、核物理和磁约束核聚变、航空、交通运输、统计、化石能、测绘、电信、铁路、自然保护和空间技术27个领域签订了部门合作议定书或谅解备忘录，商定了500多个合作项目。两国政府间科技合作迅速全面展开。为加强政府间科技合作，双方多次召开中美科技联合委员会，从而推动了科技合作的顺利进行。1984年协定到期后，有效期继续延长了5年。其间，双方通过互派专家、联合举办学术会议、联合调查、联合研究、联合生产等方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特别是在农业、大气、地震研究、海洋、基础研究和医学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1989年以前，合作进展顺利，人员交流达到5000多人次。1988年，中美双方又就卫星发射签订了备忘录，就海洋与渔业科技合作、测绘科学技术合作、化石能以及地震研究科技合作等议定书签署了附件，促进了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发展。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放松也为美国对华技术出口与转让创造了条件。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逐渐放松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在出口管制类型上，中国逐渐由Y类被放松到P类，最后被列入V类。1988年，里根签署《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其中规定：对向中国出口高技术实行分销许可证办法后，一种产品或技术在获准后两年内可以重复出口，无须再办审批手续；中国转口产品中内含美国控制的零部件比例由10％提高到25％；缩减出口管制范围，取消原来对普通现代化电梯、常见医疗设备、通用办公用品等的出口管制，并规定对装有微电脑的通用设备不因含有电脑而施加管制；在中国展出的产品，只要能按时收回，不计其高技术水平，均可到中国参展。
在政府科技合作的推动下，两国民间科技合作也迅速展开。1987年，中美科学家共同发现了Markarian348星系。这是一个比银河系大很多倍的新星系。同时，随着美国对华技术转让限制的不断放松，一些美国公司开始与中国联合生产客机和吉普车、开采石油和煤矿、参与三峡工程的准备工作等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中美科技合作与交流使中国建成了一批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装置，提高了中国的科技生产水平，推动了中国的科技现代化。根据1979年方毅副总理和美国能源部长斯莱辛格签订的高能物理协定，中美两国科学家在高能物理研究方面展开了深入合作。在美国科学家的大力协助下，1988年10月，我国唯一的高能粒子对撞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提前成功实现对撞，其“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参数已达到或超过设计要求，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通过引进美国先进生产技术，中美合资的北京吉普车有限公司极大提高了原有厂家的技术水平，1987年零部件国有化水平达到了24.55％；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和美国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合作生产的MD82大型客机1989年总装7架，试飞合格率达到100％。
三、军事开放不断推进
中美关系从解冻到建交，战略因素始终是一个主要动因。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绝对的禁运措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比对苏联、东欧等国家严格得多，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启动后，为增强中国抗衡苏联的能力，美国对华出口的管制逐渐松动。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完成，为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条件，两国间的军事开放不断推进。
军事交流是两军关系的重要内容。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完成以及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中美两军交流迅速展开。1980年1月，布朗访华揭开了两国军事交流的序幕。布朗是美国第一位访华的国防部长，受到了中国热烈欢迎。华国锋、邓小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徐向前、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耿飚均会见了他。5月，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耿飚、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应布朗之邀访美。9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佩里率五角大楼一个高级代表团访华。里根入主白宫之初，中美军事交流受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重大影响。1983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恢复了中断两年的两军高层互访，两军交流迅速热络起来。1984年6月，国防部长张爱萍访美。8月，美国海军部长莱曼访华。11月，海军副参谋长陈裕铭率中国海军代表团访美。1985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克劳访华。同年，美国助理海军部长梅尔文·佩斯利、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中国海军司令刘华清也先后到对方进行了访问。1986年4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沃特金斯访华。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访美。10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再度访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洪学智访美。11月，美国陆军参谋长维克哈姆访华。1987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王海、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斯、美国空军部长奥尔德里奇等先
后到对方访问。1988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访华。10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特罗斯特访华，等等。这些访问不仅次数多、级别高，而且范围广，涉及中美两军陆海空各兵种，既加深了中美两军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还促进了两军不同层面的合作。此外，两军情报、训练、后勤等方面的功能**流也比较频繁。
早在福特政府时期，中美就曾谨慎试探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在中美建交秘密谈判期间，双方也进行了试探。但是，直到邓小平访美前，这种努力没有取得进展。正如布热津斯基指出的，“中美两国在安全方面的关系发展得很缓慢而欠踏实。我们方面对邓小平愿与我们搞非正式同盟的谈话持审慎态度，尽管1978年以来布朗和我都认为不妨同中国搞一点防务合作”。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卡特授权布热津斯基与中国进行某种特别谈判，布热津斯基亲自抓这件事情。5月，卡特总统又亲自出面向中国提出了一些逐步扩大中美战略联系的建议，从而跨过了一个重要的门槛。美国还向中国建议让美国军舰访问中国港口，作为对苏联舰队进驻越南岘港的回答。年底，中美终于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定。1980年，中美在新疆建立了2个监测站，以监视苏联的核试验。
1983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两国开始进行军事装备项目合作。中美双方第一批选定了3个项目：歼8-Ⅱ型飞机改装、大口径炮弹生产线、TBO鱼雷项目，其中以歼8-Ⅱ型飞机改装项目最大，改装后飞机的性能优于美国生产的F-16A型飞机，项目经费原定由中方负担5.02亿美元，准备改装55架飞机给中国。1986年10月，歼8-Ⅱ型飞机改装项目开始实施，预计用8年时间分三个阶段完成全部项目，1994年交付全部产品。到1989年，歼8-Ⅱ型飞机改装项目已经顺利进行到了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政治原因，美国暂时停止了全部三项军事装备合作工程，并最终迫使中方终止了这些合作项目。
为推动中美战略合作，美国逐步放松了对华军售限制。1979年1月，卡特总统在瓜德罗普与英、德、法首脑举行非正式讨论期间表示：美国不反对西方在向中国出售武器问题上采取通融态度。4月，布热津斯基和布朗又说服万斯通知英国，美国不反对英国向中国出售武器，并劝英国不必将出售武器的案子送呈统筹委员会审查，免得滋生争论。然而，在对华军售问题上，美国内部存在较大的分歧。万斯和国务院的人继续从美苏缓和出发，坚持对中苏“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反对向中国出售武器，反对与中国开展军事合作，反对布朗访华。虽然他们在7月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向中国提供某些民用先进成像系统、配有先进导航仪器的小型喷气飞机，但是这种分歧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内部才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了意见。1980年1月5日布朗启程访华当天，卡特让他告诉中国，美国政府愿意考虑以个案处理的方式向中国出售非杀伤性武器，包括叉车、雷达，以及通讯、指挥和控制设备。不久，国务院宣布放宽针对中国的各种条例，可由军火管制局发放许可证向中国出口30种后勤装备。4月，美国商业部又将中国从出口管制的Y类（对华沙条约国集团）转到P类（对新国家集团），运输飞机、远距离通讯设备、军用直升飞机之类的敏感装备都可以向中国出售。7月，商业部宣布进一步放宽许可出口范围。9月，美国国防部一个高级代表团访华，表示美国准许对华出口400多种用于军事后勤的先进技术装备。然而，美国对华军事技术转让也附带了一些限制条件，如不能转让第三者。
里根入主白宫初期，中美两国由于台湾问题而摩擦增加，对华军售也停顿下来。直到1983年6月21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放宽对华技术出口控制，将中国从出口管制的P类国家改为V类国家，即与美国友好的非同盟国。9月温伯格访华期间，双方进一步讨论了军售和技术转让问题。经过多轮谈判，1984年3月达成了协议，美国同意向中国提供反坦克和防空武器以及雷达等技术装备。6月张爱萍访美期间，美方答应向中国提供喷气截击机用的先进航空电子设备以及在美国基地为中国培训飞机驾驶员，中方同意向美国出售一批仿苏联米格-21型的歼-7飞机。美国还原则上同意向中国出售陶式反坦克导弹、霍克防空导弹以及提供炮兵使用的火箭增程弹、高爆炸药和穿甲弹等的生产技术。8月，美国西科尔斯基飞机公司同中国签订出售24架S-70C型直升机的合同，价值1.4亿美元。1985年1月，美国又同意向中国出售声纳、鱼雷、船用柴油发动机和舰载反导弹火炮。9月，美国决定对华出售价值9800万美元的生产线。1986年，美国同意提供价值5.5亿美元的航空电子设备等。1987年1月，美国国防部声明说：美国政府准备向中国出售价值6200万美元的四组跟踪火力炮兵雷达和无线电设备。此外，美国还向中国出售了4枚“马克-46-2”型鱼雷供中国试验和测评。但是，这种情况不久又发生了变化。1986年10月，随着伊朗局势紧张，美国指责中国向伊朗出售导弹，暂停审议对中国高技术出口。
四、教育文化交流与民间往来活跃
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途径。早在1973年2月，毛泽东就在会见基辛格时反复强调要派人留学。“他重复说，他要派更多中国人到外国留学。”但是，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两国开展教育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条件尚不具备。直到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的教育和文化交流与合作才正式启动。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了建交公报。26日，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的50名访问学者到达华盛顿，两国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正式启动。此后，中国政府派往美国留学的人数迅速增加。1979年，中国向美国派出了1330名学生和访问学者，1980年增加到了4324名，1983年猛增到19000名。1990—1991年，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共有39597人，占外国在美留学生总数的9.7％。1980年10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64所大学联合在中国招收物理专业研究生127名。中国60多个高等学校和研究单位的学生和其他研究人员参加了考试。1984年，美国有100多所学院和大学与中国约100所大学有交流计划。随着教育交流不断发展，中国人开始自费赴美留学，并且人数不断增多。从1979年到1991年，中国赴美留学总人数7万多人。其中，公费4万多人，自费3万多人。同时，随着对华了解的增加，美国人也开始来华留学。1979年到1988年，美国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7000多人，多数学习汉语，少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学习。
在留学人数不断增多的同时，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也逐步发展起来。到1988年，中美共有34个教育代表团实现了互访。1988年11月，中国国家教育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还与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签署了合作协议，决定3年内双方在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与制定政策方面进行研究合作。此外，还有一些美国学者来华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美国还在中国实施了富布赖特项目。1984年，仅在复旦大学任教的美国教授中就有2名富布赖特教授。
两国间各种交流活跃，范围非常宽广。在建交之初的两三年，中国平均每半年有25个文化和体育代表团访美，美国也有许多音乐体育团体访华。1980年1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开始仿建苏州古典庭园。8月，北京京剧院一行74人应邀赴美演出；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和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宣布不列颠百科全书（简编）的中译本将在中国陆续出版。两国的文学作品也开始被介绍到对方，美国的戏剧《哗变》和《推销员之死》、中国的影片《老井》和《红高粱》等，都在对方赢得了不少观众的青睐。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双边文化交流项目不断增多，规模也不断扩大。仅1987、1988两年，各种交流项目就达到100多个，参加者有1000多人。1988年，双方互访团组有200个、1500人。此外，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与往来也迅速增多。建交10年，两国间建立了友好省州25对、友好城市45对。美国来华旅游的人数也不断增加。1980年10万多人，1987年达到30多万人。这对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产生较好的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