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美关系对中国对美开放的影响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快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剩余价值。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知识资本，都是尽可能地朝利润更高的地方流动的。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优惠的经济政策，为吸引美国资金和技术创造了条件。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脱离于其赖以存在的客观环境。中国对美开放是在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下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尚没有形成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作为中美关系的组成部分，中国对美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美关系的总体发展水平。
一、中美关系艰难磨合期
尼克松在谈论中美关系解冻时指出：“我们不幻想双边关系的发展不受干扰。尽管我们跨越了巨大的距离，但是20年来的敌意不可能在两年内消除，仍然需要谨慎和信任。”中美建交以后，两国间仍然存在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台湾问题，存在很大的认知差距，双边关系很不容易契合。从1979年中美建交到1983年，中美关系就是在艰难的磨合中缓慢前进的。
1.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但是，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仅是应付苏联威胁和反击越南的需要，而且是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需要。虽然大陆和台湾之间存在一定的发展差距，但这只是暂时的。随着中国开放战略的顺利实施，大陆的发展速度肯定会比台湾的快。因此，大陆的综合国力就会进一步迅速增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这不仅对亚太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一个福音，而且符合海峡两岸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当时并不急于解决台湾问题。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内有些人认为，大陆力量增强会对台湾安全构成威胁，坚持美国对台湾安全承担义务。有些人虽然赞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反对以牺牲台湾为代价。事实上，美国政府并没有打算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而是坚持在1979年以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所谓的防御性武器。无疑，这种分歧不利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为了给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提供法律基础，1979年1月26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调整美台关系的“立法调整法案”，要求国会就台湾问题“立法”。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内存在分歧。同时，国会议员对卡特政府与中国进行关系正常化秘密谈判等做法感到不满，一些亲台议员非常恼火。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扎布罗基和该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沃尔夫在致函总统支持正常化的同时抱怨说：“毫无疑问，把如此重要的决定在公开宣布之前不到三小时才通知（国会）是怎么也算不上磋商的。”亲台的参议员高华德宣称，“总统不仅违反了法律，而且他藐视宪法，公然对抗国会”，“正如总统本人不能废除一项法律一样，他也不能废除条约，条约本身也是法律，他应该征求国会，至少是参议院的同意才能废除它”。因此，国会便利用立法机会修改政府的“对台政策”。3月26日，“与台湾关系法”在国会通过，4月10日经卡特签署生效。此后，“与台湾关系法”便成为美国发展对台湾关系的基础。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承担安全责任，实际上仍然将台湾作为一个国家对待。法案宣称：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禁运解决台湾问题是对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今后美国法律提及国家、民族之类的实体应包括台湾。
中国坚决反对“与台湾关系法”的立法。3月3日，驻美大使柴泽民向万斯转达中国政府的口信：“美国政府和国会制定什么法律是美国的内政，中国不予干涉，但对涉及中国领土台湾的任何立法，中国方面理所当然地表示关注；美台未来关系的安排应该根据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来处理，不允许单方面违反或破坏这些原则，中国方面不能同意任何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台关系带有某种官方性质以及变相地保持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立法条款；中国方面注意到卡特总统已表示不能接受同美国已向中国作出的保证相抵触的任何决议或修正案，希望美国政府能真正做到这一点。”16日，外交部长黄华召见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就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美台关系立法议案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指出其多处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的基本精神和两国达成建交的谅解。但是，中国从当时国际国内战略形势出发，对此采取了比较温和与克制的态度，从而使这场风波没有影响到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代表团时说：“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基础受到了一些干扰。对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还是要保护台湾。美国认为保护台湾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包括一旦有事美国还要干预。所以说，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我奉劝美国朋友注意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能干了。”“我们注意到卡特总统在签署这个法案时说，在执行法案时他要遵守中美建交协议。我们以后要看实际行动。”
1980年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的亲台言论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担忧和不满。8月，里根的竞选伙伴布什访华，向中国领导人做解释。22日，邓小平会见了布什，并请他向里根转达了中国政府的4点正式立场：①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②不管美国1980年大选后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③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对台湾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④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以致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先生发表的有关言论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但是，里根并没有从亲台立场上后退，不仅继续发表亲台言论，而且当选后即派其外交顾问、素以亲台著称的克莱因访台，并向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发出参加其就职典礼的邀请。
鉴于里根坚持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决定采取积极措施避免中美关系逆转。1981年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等人，阐明了中国政府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他指出：“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此外，中国以强硬的态度迫使里根取消了蒋彦士出席其总统就职典礼，还以“杀鸡骇猴”的策略严肃处理了荷兰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将中荷关系降格为代办级。
里根入主白宫后，售台武器问题凸显出来。1981年国务卿黑格访华期间，中方着重谈售台武器问题。黑格虽然表示认识到中国对此问题的敏感性，但坚持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黑格访华期间，里根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我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感情。我们有一个法案，一项法律，叫作“与台湾关系法”。它规定了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以及我们关系中的其他事项，我打算遵守‘与台湾关系法’。”鉴于此，中国反复强调售台武器问题对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并准备中美关系因售台武器问题出现倒退。在坎昆会议期间，赵紫阳、黄华又分别与里根、黑格就售台武器问题交换了意见，最后双方决定黄华访美期间与黑格继续会谈。10月28日至30日，外交部长黄华访美。在中方的压力下，美国同意就售台武器问题举行谈判。12月4日，会谈开始。美方坚持不接受减少售台武器数量直到最后终止的条件，还将售台武器问题与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挂起钩来。中方坚持美方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逐步减少向台湾出售武器直到最后终止。1982年5月，副总统布什访华，邓小平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采取了灵活态度。他说：“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到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词可以研究。但我们一定要达成谅解或协议，内部一定要肯定这一点。”在中国坚决反对和积极灵活的应对下，美国立场逐渐松动。经过艰苦谈判，双方发表了《八一七公报》，再次冻结了售台武器问题。美方声明：不寻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最初几年的水平，逐步减少对台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条件，但美国的对台政策仍然不时干扰中美关系。
2.对美开放遭受冲击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关系虽然因为台湾问题很快出现了波折，但是主要由于战略因素的作用，它并没有影响到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因此，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对中国对美开放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在遭受挫折后立即恢复并迅速发展。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争斗是由美方引起的。由于历史惯性的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有些人对断绝与台湾的关系感到很不适应，对大陆怀有疑虑和不信任。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中国维护主权的决心认识不足，认为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需求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会容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存在4种错误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然而，美国不仅需要利用中国对付苏联扩张，更担心“中国可能以牺牲美国利益来寻求与苏联的和解”。1982年，里根派尼克松和基辛格先后前来中国探询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表明了这一点。因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克制。
事实上，在中美建交之初，中国确实面临强大的安全压力，越南在苏联支持下侵略柬埔寨对中国安全构成了战略性威胁。邓小平访美时告诉卡特，“中国已得出结论，必须打乱苏联的战略部署”，“如果不给越南人一点颜色看，他们就会更放肆。”在美国争论《与台湾关系法》时，中国正处在与越南艰难激战之中。然而，到1981年，中国的安全压力大为缓解。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中越边境恢复了平静，中国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的估计发生了变化。邓小平认为，“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即使中美关系倒退，苏联“也只能凶到那么个程度”。随着美苏争霸态势和中苏关系出现新变化，中国开始考虑调整外交战略。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调整了针对苏联的“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战略，确立了以不结盟为特点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与美国拉开了距离。
然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美国，更不意味着与美国对抗。中国正在为实现小康水平而奋斗，至少需要20年的和平发展环境。中国认为争取20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仅仅是可能，还需要争取。邓小平指出：“我们说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八十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苏联新领导上台后，扩张势头虽有所减弱，但仍然没有根本变化的迹象。邓小平告诉奉命来华探询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尼克松：中国认为苏联新领导上台后，其政策不会变，因为苏联的政策不是某些个人的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其制度决定的。中国对苏联，作为国家关系，和你们美国一样，总还是要同它来往，实际上我们对全球战略的看法没有变。这就要求中国对美国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虽然主要围绕台湾问题发生了争执，但是都不希望破坏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从而使问题和争端逐步得以解决。不仅如此，从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需要出发，美国还不断放松了对中国的出口限制，为中国向美国引进先进技术和防御性军事设备提供了条件。但是，双方关系的波折仍然对中国对美开放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正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指出的，几乎可以肯定，这将不可避免地给贸易和重要的战略关系带来各种消极的影响。
第一，双边贸易额迅速下降。中美建交初期，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双边贸易额由1978年的11.48亿美元猛增到1979年的24.07亿美元，翻了一番还多。事实上，中美贸易在1978年之所以达到11.48亿美元，也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影响。中国以经济贸易为杠杆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1978年，中美贸易额从1977年的37400万美元猛增至114770万美元，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进口额在1977—1978年间猛增。1981年里根上台后，两国关系因台湾问题而滑坡，双边贸易也迅速下降。由1981年的59亿美元下降到1982年的52.8亿美元，进而下降到1983年的44.9亿美元，下降了23.9％。
第二，对华投资裹足不前。中美正式建交的最初3年，美国资本对中国处于观望状态，对华直接投资非常少。1980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0.4亿美元。到1981年累计仅0.6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的0.03％。198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增加到3.8亿美元，也仅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的0.18％。显然，这种状况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台湾问题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而迟迟不能稳定下来，无疑会使美国资本更加担心对华投资的前景。
第三，军事交流中断。为了战略的需要，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后，中美两国的军事交流
与合作迅速发展起来，两军高层互访增加，美国对华军事技术转让也不断放松。里根入主白宫后，这种军事联系迅速中断。虽然黑格1981年访华时表示要进一步放松对中国武器出口的限制，但是美国并没有兑现。直到1983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和合作才重新启动，并迅速发展。
二、中美关系平稳发展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磨合，中美双方对彼此的认知都变得更加理性和务实了，双边关系逐渐步入了更加现实的发展轨道。中国逐渐改变以苏划线的做法，实现了外交政策的调整，中苏关系开始松动，中国在中美苏大三角中的战略地位逐渐改善。美国也逐渐放弃以苏联作为观察中美关系的标尺，不再刻意强调与中国的战略关系。这些都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进而为中国对美开放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1.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大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外交政策的调整，最主要的是强调“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之后，中国又及时向美国进行了解释，从而消除了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疑虑和担心。1983年1月，国务卿舒尔茨主持国务院会议，美国重新审查了对华政策，对华政策开始转向更为现实的基础上来。
2月，舒尔茨访华，以恢复中美之间的对话来牵制中苏会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先后与他进行了会谈。舒尔茨访华虽然没有就中美关系改善取得成果，但是进一步明确了中美之间的分歧，为改善双边关系起到了探路的作用。事实上，此时中国也在为改善双边关系而努力。为了表示中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中国派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出任驻美大使。3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时又表明了中国改善关系的诚意。他说：“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提出的新问题，就是存在着中美是否能建立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问题。从全球战略角度来说，中美有广泛的相似的地方，当然这不是说全部。我们两国都需要有一种政策的连续性。”8月，邓小平在与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逊谈论中美关系时又说：当然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希望不要出大问题，出些小问题不要紧。我是热心于发展中美关系的。我们不希望两国吵架吵得不得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逐步改善。9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两国的军事交流得以恢复。10月，吴学谦访美，进一步促进了双边关系改善的势头。
为了增进相互了解、稳定两国关系、促进中美友好、维护世界和平，1984年1月，赵紫阳前往美国进行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首脑首次访美，美国政府与国会都非常重视。访问期间，赵紫阳和里根就双边关系、台湾问题、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国际局势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会谈，还与舒尔茨、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总统科学顾问乔治·基沃斯、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以及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等就两国间科技、经贸及军事交流与合作等进行了广泛交谈，签订了中美工业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访问促进了两国关系发展，美国进一步采取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措施。
4月，里根应邀访华。这是中美正式建交后美国首位在职总统访华，中国高度重视。国家主席李先念、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邓小平等先后与其进行了会谈。邓小平在与他会谈时，主要谈了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南北问题和经贸往来等问题。关于中美关系，邓小平指出：中美关系近来是好的，但说中美关系已进入成熟阶段的判断不准确。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我们允许一个国家有两种制度，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统一。中国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利。中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少分歧。两国都有发展关系的愿望。希望两国领导人、政府成员更多往来，交换意见，解开疙瘩，较快地发展中美交流和中美关系。访问期间，中美双方还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协定等一系列文件。
赵紫阳和里根的互访，标志着中美关系结束了里根上台以来的停滞不前状态，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正如里根在复旦大学的演说中所言，“我们两国政府的沉默已经结束。过去12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已经重新认识。现在，我们两国的关系正在成熟，是为两国持久的友谊奠定基础的时候了”，“我们已经作出选择。我们将继续我们新的旅程。但愿我们永远生活在友谊与和平之中”。
此后，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磋商不断。1985年，李先念和布什副总统进行了互访。1987年，为纪念《上海公报》发表15周年，双方领导人互致贺信表示祝贺。3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再度访华。5月，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率政府代表团访美。1988年3月和5月，外交部长吴学谦、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先后访美。7月，舒尔茨再次访华。12月，为庆祝中美建交10周年，中美双方举行庆祝活动。两国领导人互致贺电，并表示希望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1989年2月，布什上任伊始就匆忙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军委主席邓小平、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人与他进行了会谈，并向他介绍了中苏关系取得的新进展。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在与他会谈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李鹏在会谈时就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表明了中方的关切。他说：美国有少数人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企图影响中国的政策，干涉中国的内政，如果这种做法来自官方人士，势必给中美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良好关系投下阴影。
2.对美开放迅速发展
随着中美关系从艰难磨合逐渐转向平稳发展，战略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逐渐减弱，经济因素的影响不断上升。这不仅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奠定了更加厚实的基础，而且为中美关系全面发展增添了更加鲜活的内容，进而推动了中国对美开放。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进一步朝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主题变化的信息，逐渐形成了新的时代主题观，认为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日益成为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主要问题。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又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五岛升率领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进一步指出：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关于和平问题，中国认为，虽然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已经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关于发展问题，中国认为，不仅落后国家要发展，发达国家也要发展。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南方国家充分发展，北方国家的资金和商品就缺乏足够市场，北方的发展也就没有出路。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和平，发展就缺乏良好的环境；发展是和平的基础，没有发展，和平就没有足够的保障。
基于对时代主要问题的这种认识，中国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战略。在国内战略方面，中国对自己维护和平的能力更加自信，发展经济的决心更加坚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一心一意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来了。同时，中国进一步完善了开放战略，将过去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开放拓展到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开放。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些人理解只是对发达国家开放，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关系不好的也开放，共三个大方面。在国际战略方面，中国更加坚定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真正的不结盟，既不打苏联牌，也不打美国牌，更不允许其他国家打中国牌。中国对待国际问题的态度，是只对事不对人，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确立自己的立场。因此，中国已经逐渐将联美抗苏从中美关系中排除出去，对美经济开放逐渐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然而，即使这样，中国也更加重视中美关系，因为苏联给不了美国所能提供的资金和先进技术。
鉴于中国实施了外交政策调整，美国也调整了对华政策，经济因素在对华关系中的地位上升。1984年，里根在访华前夕表示，他“这次访华要竭尽全力推销美国产品”，充当“推销员”的角色。然而，里根入主白宫时，美苏实力差距继续缩小。以海军力量为例，表4-4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除了在航空母舰、直升机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方面不如美国外，其余各主要舰种的数量均大大超过美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里根上台后，对苏联推行新遏制战略，实行低烈度战争，要将苏联的力量从第三世界“推回去”。中国是美国在亚洲太平洋方向遏制苏联扩张最有效的力量。因此，美国希望继续借助中国遏制苏联，取得主动。1983年，温伯格在前往中国访问的途中对记者说，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保持独立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遏制苏联侵略，是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与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会谈时，他又强调苏联海空军力量的增长及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使用这种力量的可能性。里根访华期间也仍然呼吁中国一起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1989年布什上任伊始即匆忙访华，也有牵制中苏关系发展、确保中美关系优于中苏关系的目的。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从国际战略层面思考中美关系，仍然希望中国跟美国合作遏制苏联。同时，利用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进一步鼓励中国改革开放，牵制中苏关系发展。
表4-4 20世纪80年代美苏海军主要战舰实力对比 单位：艘 资料来源：波特.世界海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742.
在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美国调整对华战略以后，经济因素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美高层互访和磋商中，经济贸易合作和技术转让也成为基本的话题。在1984年赵紫阳和里根的互访中，经济贸易、经济技术合作和教育科学文化交流是双边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里根还在人民大会堂对中国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学术界人士发表了演说。毫无疑问，经济关系由政治关系的工具逐渐转变成国家关系的基本内容，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稳定，进而推动了中美相互开放的发展。
第一，双边贸易迅速增加。中美关系走向平稳发展终于遏止住了双边贸易在1982年和1983年连续两年大幅下降的势头，并且有了一定的增长。198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1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了35.9％，比中美建交后的最高年份1981年也增加了3.4％。此后，中美贸易迅速发展。到1989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22.5亿美元，比1984年翻了一番，增长了100.8％，比1983年增长了172.8％。
第二，对华投资大幅增长。随着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美国资本逐渐结束了对中国徘徊观望的状态，美国公司迅速挺进中国市场。1983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累计7.6亿美元，1984年增加到了9.2亿美元，1985年猛增到21亿美元。此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直线上升，1989年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到39亿美元。1988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达到3.7亿美元，1989年增加到6.4亿美元，成为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第三，科学技术合作不断发展。中美关系走向平稳发展是从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的逐渐发展起步的。虽然黑格1981年访华期间表示要放宽对华出口限制，但是一直得到没有落实。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恢复，美国逐渐开始加强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放松对华技术转让的限制。1983年5月，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基沃斯访华，中美签订了运输、航空学、核子学和生物学4项联合研究协定，使两国科技合作研究项目达到了20个。6月，美国商务部长鲍德里奇宣布将中国的出口管制与西欧盟国列为一类。11月，里根政府推出对华出口新政策，将中国所需技术的75％划入“绿区”，只需办理例行批准手续即可向中国出口。1984年6月张爱萍访美期间，里根签署了同意中国享受“对外军事销售待遇”的文件，允许中国用现金购买美国武器。此外，两国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协议。此后，美国对华技术出口范围进一步放宽，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能也有所提高。直到1987年10月，美国认为中国向伊朗出售了导弹，才停止了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审议。
三、中美关系急剧滑坡期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美关系中的问题也不断显现。在中国积极应对下，虽然两国关系急剧下滑的势头得到了遏止，两国关系开始缓慢回升，但是在布什任内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中国对美开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1.中美关系急剧滑坡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局势处在深刻的变动之中。在国际形势的影响下，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风波发生后，美国政府积极进行干预。6月5日，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他说：“考虑到最近几天发生的事件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对此表示强烈和公开谴责的必要性，我命令采取以下措施：暂停所有政府对政府的武器销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中止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访问……根据中国事件的继续发展重新审查我们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
对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中国政府表示“极大
的遗憾”。6月7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美国政府公然对纯属中国的内部事务横加指责，并单方面采取损害两国关系的行动，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任何以这种或那种手段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企图，都是不明智的，也是短视的。我们希望美国方面能以中美关系大局为重，从两国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不要做任何不利于两国关系的事情。中方还推迟了外交部长钱其琛原定于6月12日对美国的访问。
然而，美国不顾中国抗议，继续采取行动。6月20日，美国政府又暂停与中国的一切高级政府官员交流，并寻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对中国提供新的贷款。国会也一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参议院和众议院先后几次通过了一系列对华实施制裁的修正案。11月30日，布什又对美国总检察长6月6日延迟强迫回国的中国人采取4项保护措施：①全部豁免留学人员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义务。②对于1989年6月5日已合法移居美国的个人，保证其继续合法居留的身份。③对于1989年6月5日已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给予在美国工作的权利。④对于非移民身份到期而符合推迟强迫离境的个人，仅通知其非移民身份期限已满，而不实施驱逐出境。
在美国政府和国会顽固干涉中国内政的情况下，中美关系迅速下滑，出现了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但是，中美都不愿意两国关系退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状态。在对中国实施制裁的同时，美国也在寻求与中国沟通的渠道。1989年7月初，布什派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与中国交换有关中美关系的看法。7月底，国务卿贝克在巴黎参加柬埔寨和平会议期间3次会见钱其琛。8月，美国军事合作项目工作小组访华，商谈歼8-Ⅱ型改装项目，并达成了初步协议。布什、奎尔副总统、斯考克罗夫特和贝克都约见了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美大使韩叙。9月，钱其琛在纽约出席第44届联大期间再次会见了贝克，并应邀于10月2日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了演讲，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4点意见：要承认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不能把另一国的国内政治作为恢复和发展关系的先决条件；要努力增加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处理好台湾问题十分重要。此后，美国又采取了一些缓和双边关系的措施。12月，美国政府取消了美国进出口银行暂停对同中国进行商业活动给予资助的禁令，批准向中国出口3颗卫星。1990年1月，宣布不再反对世界银行对中国贷款。5月，布什又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一年。12月，布什又批准进出口银行向在华从事贸易的公司贷款，准许休斯公司的卫星在中国发射。
为了使中美关系走出困境，中方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10月底11月初，尼克松应邀访华，江泽民、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等中国领导人会见了他。邓小平在与尼克松会谈时，请他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通过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尼克松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希望恢复同美国的良好关系，但是坚持必须由华盛顿采取主动；二是北京目前不愿意对6月发生的事件重新做出估价。11月，基辛格应邀访华。邓小平及中国党政领导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荣毅仁、姚依林、李瑞环等人会见了他。邓小平针对双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中方要求美方取消制裁，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实现江泽民对美国的正式访问。基辛格答应将此转告美国政府。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增加了中美相互了解，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维持和恢复。他们都认为应该恢复中美关系，尼克松建议布什“考虑主动采取一个步骤，即恢复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国高级官员之间的接触。这一行动不应要求中国方面先行采取”。
12月9日，斯考克罗夫特公开访华，中国非常重视并予积极评价。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人会见了他。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邓小平表达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显示了中国灵活与和解的态度。他对斯考克罗夫特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在中国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12月14日，美方答复同意中方“一揽子”方案。
1990年8月，海湾危机爆发。这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新契机。11月，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授权武力解决海湾危机的决议后，钱其琛应邀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标志着美国高层访问禁令被打破。这推动了两国官方往来的逐渐恢复。1991年11月，贝克访华。标志着美国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最终被打破。然而，两国关系虽然缓慢恢复，但是问题仍然不断。1992年是美国大选年，加之苏联已经于1991年12月解体，美国对华政策更加强硬。9月，布什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危机。在中国坚决反对下，布什采取了一些改善中美关系的措施。但是，随着布什政府即将离任，中美关系难有重大突破。
2.对美开放遭受重创
1989年，美国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美关系并没有完全中断，对华制裁也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虽然中美关系急剧滑坡对中美相互开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并没有逆转中国对美开放的大方向。
中美关系的急剧滑坡不是偶然的，它是国际局势、中美关系以及两国内部形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尼克松改善对华关系是出于抗衡苏联的考虑，卡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是出于对抗苏联的需要。因此，中美双方与苏联的矛盾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动力。中美建交以后，苏联在中美苏大三角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与美国争夺霸权，苏联大规模的发展军事实力，不断在第三世界扩张，极大地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国内矛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激化，综合国力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加之，美国长期对东欧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东欧国家反苏意识不断增强，变革呼声高涨。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党政大权以后，推行“新思维”，对东欧国家实行甩包袱的政策，在国内推行激进的改革，引起了东欧和苏联局势的重大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西方的多党议会制道路。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影响下降。
美利坚是个具有极强使命观和优越感的民族。通过开放将中国纳入美式自由民主大家庭，是美国历代政治精英的梦想。早在美国建国之初，杰斐逊就主张通过贸易把中国纳入“自由帝国”范畴，即实行共和与自治的帝国。中国是最先开始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使某些美国人产生了一种幻想，希望中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头羊’。”然而，在苏联东欧已经出现剧变的时候，中国并没有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因此，美国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制裁，希望以压促变；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改革开放逆转，不愿意彻底关闭对中国开放的大门。布什说道：“实际上，我们最近几周看到的民主萌芽，主要应归功于1972年以来我们发展的关系。现在，采取行动鼓励那种关系和民主化进程中的积极因素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是重要的。如果中国回到孤立和压制的前1972年时代，那对所有人将是一个悲剧。”很明显，在对中国领导人施加压力不成的情况下，布什仍然求助于商业。“在商业方面，我不想伤害中国人民。我本人相信，从本质上说，商业往来已经导致追求更多的自由。我认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集权制度下，人们有商业诱因，民主运动变得更加不可阻挡。”
中美互相开放虽然使美国按其意志重塑中国提供了可能，但是更为中国稳定中美关系奠定了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1982年，中国实现了国际战略的调整，成功地减弱了苏联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增加了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分量。随着中国对美开放不断发展，经济因素已经不仅仅是对美斗争的手段，而且是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在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美国难以贸然对中国采取过激的措施。正如1990年5月布什在解释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理由时说的，“最惠国待遇地位是我们保持与中国的商业关系、避免代价高昂的贸易战所必不可少的，贸易战将损害两国商业利益，伤害两国的消费者”。事实上，由于美国从中国开放中获益不断增多，美国内部要求保持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力量不断壮大。正如陶文钊研究员指出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已经建立起了广泛的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支持，不仅是一些重要的利益集团，如农场主、粮食和棉花出口商、一些主要的企业集团，而且公众也支持发展中美关系”。可见，中国对美开放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安装了一个更加经久耐用的车轮，确保了中美关系在苏联解体以后仍然能够安稳地朝前奔跑。
主要是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1989年后，中美关系虽然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但是仍然具有发展关系的基础。美国在实施对中国制裁的同时，也对发展中美关系留有一定的余地。美国的制裁措施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和科技领域，对经济领域基本上没有采取特别措施。在中国对美开放中，受中美关系急剧滑坡冲击最大的是军事和技术开放，其次是教育文化领域，对美经济开放的影响比较小而且恢复较快。
第一，军事交流中断。在1989年6月5日宣布的对华制裁措施中，主要是中断双方的军事交流和技术合作。美国单方面取消了原计划的中国海军司令员张连忠、国防部长秦基伟的访美安排，并停止两国之间的军火销售和军事合作关系，两军之间的功能性互访也被取消。作为对美国单方中断两军交流与合作的回击，中国国防部在对美国的行动表示遗憾的同时采取了对应措施，原计划的美国陆军参谋长沃诺、海军陆战队司令格雷等人对中国的访问被取消，两军之间各个层次的功能**流也被暂时停止。后来，美国为了表示改善对华关系，两军交流与合作虽然有所松动，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中断状态。
第二，技术引进停止。军事技术是美国对华技术转让的重要内容，美国对华出口控制最主要的是敏感技术。在两军交流与合作中断的同时，美国立即停止了对华军事技术转让。同时，非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也被中止。美国不仅自己停止放宽对中国技术出口管制，而且要求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加强对中国的出口控制。6月5日，美国全国科学院宣布暂停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与中方的一切交流活动。美国还停止了中国科学家在美国有关公司的工作，暂停了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卫星的合同，等等。到1990年中，随着两国关系开始逐步改善，美国政府表示两国科学家之间的活动可以开展。6月，美国全国科学院宣布恢复美中科学家间的科学交流。10月，中国又向美国购买了一些技术和设备。但是，美国仍然限制对华技术出口。1991年6月，美国政府又以中国公司向国外转让导弹技术为由，宣布对中国实施高技术贸易制裁，限制向中国出售高性能计算机，继续禁止中国火箭发射的美国卫星技术转让，对涉嫌导弹技术扩散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
第三，文化交流中断。对美开放以后，中国向美国派遣了大量留学生，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超过了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的一半以上。1990—1991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为39597人，占在美留学外国人数的9.7％。1989年后，美国暂停了两国之间的科学文化交流与合作，同时宣布豁免在美中国留学生必须回国服务两年的义务，导致两国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中断。随着两国关系逐步改善，中国虽然同意了美国恢复教育文化交流的要求，但是暂时停止了向美国派遣学位留学生的计划，只恢复了两国科学家和访问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关系，美国在华富布赖特项目也仅有限恢复。即使到1995—1996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也仍然只有39613人，仅比1990—1991学年多16人，增幅远远小于1985—1986学年到1990—1991学年的水平。
第四，双边贸易下降。虽然布什宣称中断两国间的商业关系会伤害两国人民的利益，只暂停对中国军事技术和设备的售卖，但是作为双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技术产品包括飞机的零部件也在暂停之列。同时，两国关系滑坡影响了贸易所需的良好环境，中美商务贸易联合委员会和中美经济联合委员会的有关交流活动也被暂时停止。因此，虽然两国贸易没有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出现停滞状态，但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90年，中美贸易额由1989年的122.5亿美元下降到了117.7亿美元，下降了3.9％。与中美贸易下降相反，在西方国家实施对华制裁的情况下，中国同期的对外贸易增加了3.4％。不过，这种影响不是很明显。在两国关系逐步开始改善后，1991年，中美贸易又出现了上涨，贸易额达到了141.98亿美元。
第五，对华投资放缓。毫无疑问，对华制裁也殃及到了美国对华投资。1990年2月16日，布什签署了《1990—1991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继续中止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向对华投资项目提供保险或其他资助，中止对外援助法所提供的资金用于贸易发展办公室与中国有关的活动。美国还要求国际金融机构暂缓考虑对华贷款。在此环境下，美国对华投资迅速放缓。1988年，美国对华投资3.7亿美元，1989年增加到6.4亿美元，增长率为72.97％。然而，1990年，美国对华投资仅3.6亿美元，下降了43.75％，不仅大大低于1989年的水平，而且相对于1988年也有微小降幅。随着两国关系逐渐改善，1991年，美国对华投资开始出现回转，达到了5.5亿美元，比1990年增加了52.78％，但是仍然没有达到1989年的水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