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美关系对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40多年中，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其所受的外部影响远远大于两国关系的内在制约。特别是美国将中美关系置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中，以苏联因素定位和处理中美关系。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的主要外部动力消失，中美关系逐渐由外源型向中美双方内在因素起主要作用的内驱型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实际上是美国对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再认识、再定位的过程，大致呈现出3个阶段：定位模糊期、定位清晰期和定位逆转期。这导致了中美关系的不稳定，从而给中国复关/入世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一、美国对华定位模糊期
苏联突然解体，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失去判断和处理对华关系参照物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政策定位难度加大。1993年1月，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在对外政策上抛弃了其前任的对华政策，又没有提出自己的完整对华政策。美国对华定位模糊，对华政策混乱，中美关系麻烦不断，从而迟滞了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的历史进程。
1.苏联解体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冷战时期，美国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的霸权挑战。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对付苏联的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美国在对外关系中以苏划线，敌友阵线分明。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经历了从“敌人”到“友好的非盟国”的转变。1991年苏联突然解体以后，美国外交战略中军事安全因素的影响减弱，经济因素的影响上升。由于在对华政策上长期以苏联划线，因此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的对华战略定位问题上出现了麻烦。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但是，在当时苏联威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军事安全因素居于首位，人们对经济的关注相对较弱。苏联解体后，来自苏联的威胁消失，美国的注意力更多转向了经济。1991年10月，克林顿在乔治城大学演讲时宣称，我们的经济实力必须成为我们定义国家安全政策的中心要素。事实上，克林顿竞选总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其打出了经济的大旗。1993年克林顿入主白宫以后，经济因素被置于重要的位置，经济进步被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发展经济、增进安全和扩展民主成为克林顿政府优先考虑的3个议题。1993年1月18日，他在乔治城大学发表演说时说道，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三根支柱之上：第一，将我们国家的经济安全置于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第二，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重建我们的武装力量，以应对对我们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的新的和连续的威胁；最后，我的政府的外交政策将植根于团结我们的国家、现在全世界如此多的人向往的民主原则和制度；1994年，克林顿政府对外交政策重心做了一定调整，重新将安全问题置于外交政策的首位，经济因素屈居第二。1994年5月3日，克林顿在CNN访谈时说，上任以来，我的战略优先考虑三个方面的利益：①制定应对这个新时代安全挑战的政策，并增强执行这些政策所必需的防卫实力；②使我们国家的全球经济利益成为我们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③在国外促进民主的发展。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是基于对抗苏联的扩张。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扩张势头放缓后，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2年，美国国内87％的精英和64％的公众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对美国是重要的，1990年则分别只有73％和47％的精英和公众仍然持这种看法。在回答“从长远看中国和苏联谁是美国的友好国家或盟友”时，认为是中国的只占认为是苏联的一半。苏联解体后，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正如美国一名参议员说的，冷战已经结束，当我们翻开中国牌时，却发现只是一张“小二”。克林顿本人也持类似的观点。“政府继续娇惯中国”，“就我们而言，当冷战时期中国是苏联力量的平衡器时，这样的忍耐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当我们的敌人已经承认了失败的时候，现在打中国牌就没有意义了”。不仅如此，随着苏联的突然消失以及中国的迅速发展，美国国内政治精英对中国的怀疑和担心增加。因此，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定位一直是非常模糊的，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在此背景下，克林顿政府在抛弃布什对华政策的同时，没有形成一项统一、完整的对华新政策。有人认为，从1993年1月到1996年5月，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三大缺陷：①缺乏一个战略框架，基本按照个案来处理中美关系中的各种问题；②过分强调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把人权问题凌驾于中美关系中其他问题之上，把它作为观察两国关系的透镜，从而扭曲了两国关系；③由于政策本身不明确，在政策实施上，政府内没有一个部门将对华政策统管起来，各部门自行其是，显得比较混乱。
2.中美关系在麻烦中前进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就任美国第42任总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表示祝贺，并指出中国政府愿意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基础上，和美国新政府共同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做出努力。但是，在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重心转移、对华定位模糊、对华政策混乱的影响下，中美关系麻烦不断。
第一，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在国外推广美式民主是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国务院多数对华政策决策人赞成对中国实施人权外交。1993年1月13日，克里斯托弗在参院外委会审议他出任国务卿的听证会上宣称，美国的政策将是“谋求促进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度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办法是鼓励那个伟大的、非常重要的国家内那些力求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势力”。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也建议对中国实施人权外交，以促使中国向“更人道的体制”转变。不仅如此，据2月6日的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他还私下告诉参院外委会成员，他主张并倾向于在延长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时由白宫提出“合理”的条件。这是克林顿政府官员首次明确指出对1993年延长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将附加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5月28日，克林顿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他还责成国务卿就是否在1994年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提出建议。在提出建议时，国务卿必须广泛评估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否取得了全面而重要的进展，包括：开始采取措施遵守世界人权宣言；释放因非暴力表达政治和宗教信仰而被关押的中国公民，并提出可以接受的解释；保证善待犯人，允许国际人道机构和人权组织探访监狱；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遗产；允许国际无线电广播和电视进入中国。
第二，蛮横制造银河号事件。1993年7月23日，美国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指责中国违反《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派军舰和飞机跟踪银河号货轮进行侦察、拍照。不仅如此，美国还向有关国家施加压力，不许银河号在既定港口停靠、补充给养和卸货，给银河号的正常商业活动造成了巨大的影响。8月24日，沙特阿拉伯和中方人员在达曼港对货轮进行了彻底检查，结果没有发现美方宣称的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之类的化学物品。9月，中国、沙特和美国官员共同签署了证明文件，证明船上没有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对此，中国外交部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后，指出银河号事件给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国强烈要求美国立即消除其错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要求美方向中方公开道歉，赔偿中国所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第三，破坏两岸关系的稳定。克林顿上台后，美国不仅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且不断加强与台湾的关系。1994年4月30日，克林顿签署国会通过的《1994—1995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该法所附的修正案公然将“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上。10月25日，克林顿又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1994年移民及国籍技术修正法案》，其中包含了允许台湾“总统”和高级官员访美的条款。在共和党中期选举控制了美国国会两院以后，国会也大力要求邀请李登辉访问美国。1995年1月12日，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主席吉尔曼和前国务卿贝克表示支持李登辉访问美国，对共和党保守派很有影响的传统基金会建议允许李登辉访美，以此作为加强“美台关系”的一个步骤。对此，美国政府起初持反对的态度，反复向中方保证不让李登辉访美。但是，在国会压力下，5月19日，美国政府突然通知台湾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虽然中国反复交涉和强烈抗议，但是李登辉还是于6月7日到11日访问了美国，并从事了大量分裂祖国的政治性活动。16日，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奉命回国述职，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任期届满离任回国，导致了两国之间3个月在对方没有大使的不正常局面。
为了震慑台独势力，1995年七八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岛以北东海水域进行导弹演习。对此，美国国会要求政府根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国会报告事态。12月9日，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首次从台湾海峡通过，引起了中国的“高度关注”。
此外，美国还抵制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总统和副总统会见达赖喇嘛，指责中国向巴基斯坦扩散导弹技术，国家安全助理安东尼·莱克还认为中国是没有实行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逆潮流”国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两国关系。
显然，美国此时的对华定位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对华政策很不稳定。通过几场斗争，美国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在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对中国重要性的认识也加深了。1993年11月，克林顿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说：“我认为不能孤立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像中国这样对未来世界重要的大国。但是，我们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也不可能视而不见，这是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我们在尽力寻求适当的折中办法，我相信我们能够找到。”1994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在中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说时宣称：“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亚洲稳定和安全面临的挑战就没有一个能够被成功应对。我们每一方都拥有特别的影响，都必须适当运用这种影响。维持地区稳定是中美合作的任务，也是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这些认识对于美国正确对华定位是重要的。事实上，银河号事件发生以后，美国采取了一些改善双边关系的措施。在1993年亚太经合组织西雅图非正式首脑会议期间，江泽民和克林顿进行了会晤。同时，两国还恢复了军事交往和高层对话。1994年，克林顿又宣布将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脱钩。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两国关系仍然非常密切。这些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奠定了基础。
3.中国复关谈判停滞不前
克林顿上台以后，中美关系进入了美国对华定位不清、政策混乱的时期，两国关系麻烦不断，从而对中国复关谈判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第一，中美关系的总体环境不利于双方就中国复关达成协议。克林顿政府没有一个明确的、连贯的对华政策，没有将中美关系提到应有的高度，对中美关系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来对待。因此，从1993年克林顿上台以后，两国关系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仅仅在1993年，两国就因为对华最惠国待遇、人权、中国申办奥运会、银河号事件、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导弹技术扩散等问题而搞得非常紧张。特别是克林顿政府不仅大力发展与台湾的官方关系，而且想邀请李登辉出席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994年两国关系刚刚得到微小改善，克林顿政府又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9月7日，克林顿政府对美台关系做出调整：①美国政府官员将与台湾当局进行较高层次的接触，美国愿意同台湾进行次内阁部长级的经济对话，允许美台官员在除白宫、国务院以外的机构进行会晤；②除必要的过境外，美国将不允许台湾高级领导人访问美国；③美国允许来自经济和技术机构的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台湾；④美国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并寻求在一些国际组织中听到台湾的声音，但不支持台湾加入像联合国那样要求只有国家地位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⑤美国同意台“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更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台政策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抗议。正是在这种对台政策的鼓动下，1995年6月，李登辉访问美国，导致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并最终引发了两国1996年在台湾海域军事对峙。
第二，美国外交政策重点的转移增加了双方达成中国复关协议的难度。克林顿政府更加重视经济利益，最初将经济利益置于外交政策的首位。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美国在中国复关谈判中提出了很高的价码，并且采取滚动要价的方式逐步加码以迫使中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同时，中国开放战略实施以来，中美经贸关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美方认为，中国的贸易体制妨碍了美国商品的出口，是导致中美贸易中美国逆差增多的主要原因；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也给美国商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因此，美国一直以复关问题威胁中国在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对美国让步。1995年10月，克林顿在纽约与江泽民会晤时非常强烈地确认，我们愿意看到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成为一个主要的、日益成长的经济力量，但是中国应该在商业上提供可以接受的条件。主要由于美国要价太高，中国失去了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时机。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美国继续在中美双边谈判中制造障碍。虽然江泽民
在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期间宣布，从1996年起，对涉及中国6000种进口产品中的4000多种产品实现不小于30％的进口关税降低，取消174种进口产品的配额和许可证，但是坎特坚持中国不具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
二、美国对华定位清晰期
克林顿执政初期的对华关系，使克林顿政府逐渐认识到了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经过长期探索与观望，美国对华定位逐渐变得明朗起来。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大辩论，也以所谓接触派的意见占上风而暂时宣告结束。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与克林顿实现了互访，双方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就中国入世谈判的步伐加快。虽然其间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的冲击，但是双方迅速恢复了中国入世谈判，并且达成了协议。
1.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
中美在台湾海域的对峙引起了美国对两国关系的反思，并开始逐步调整对华政策。1996年5月17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外交委员会发表演说，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方针，为克林顿政府在第二任期内调整对华政策奠定了基础。他说：“基于我们长久的‘一个中国’政策，克林顿政府处理对华关系以如下三项原则为指导：①像我开始说的，我们相信中国发展成一个安全、开放和成功的国家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②我们支持中国完全融入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③在寻求通过对话和接触处理我们同中国的分歧的同时，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我们的利益。”此外，他还提出了要与中国接触和对话的一些具体措施：鉴于我们利益的广泛性和中国对我们未来的安全和福利的重要性，我相信发展我们两国之间更加经常的对话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在我们的首都保持内阁级官员的定期磋商有利于我们坦率地交流观点，提供更加有效的管理特殊问题的措施，允许我们在全面关系的更加广泛的战略框架内解决单个问题。
克林顿开始其第二任期后，对华政策开始摆脱其第一任期时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变得务实和成熟，接触和对话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主要方式。1997年2月，克林顿在议会联合会议上指出，为了我们的利益和理想，我们必须寻求与中国更加深入的对话。一个被孤立的中国无助于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适当作用的中国有益于美国。我将去中国，我已邀请中国主席来这里。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认识都一致，而是因为与中国接触是应对停止核试验之类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坦率地解决我们像人权之类根本分歧的最好方法。奥尔布赖特在国务卿提名听证会上说：“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国会和美国人民中存在着争议。在适当平衡这种政策的不同方面存在健康的分歧。但是，不应该怀疑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不应该怀疑需要寻求一项融合而不是孤立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第四大贸易伙伴的战略。”
然而，克林顿政府正在着手调整对华政策之时，以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合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为引线，围绕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否构成对美威胁、中国的战略意图与发展方向是否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对中国应该采取接触还是遏制政策等主题，美国内部对华政策辩论达到了新**，结果支持对华接触政策的意见占了上风。这场辩论在美国内部初步形成了对华政策共识，为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华政策营造了比较好的国内政策环境。正如参议员纳恩所言，“美中两国现在被一张密密的利益网交织在一起。这些利益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一部分则是相悖的。正因为承认了这一现实，现在在华盛顿以及美国人民中间正慢慢地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一种新的但是非常脆弱的共识。这种慢慢形成的脆弱共识，既反对对中国持敌对态度的极端做法，也反对热情接受中国的条件，而是谋求同中国进行合作，同时现实地接受在价值观与利益方面存在的分歧。”
基于这样的国内背景，美国政府开始对江泽民在西雅图与克林顿会晤时提议的中美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作出回应。1997年7月1日，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应邀参加香港主权移交仪式期间，向钱其琛转达了克林顿致江泽民的信，提议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时，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也在给刘华秋的信中表示美国希望“使两国关系从单纯的接触和对话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7月27日，钱其琛与奥尔布赖特在马来西亚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对话伙伴国会议期间进行了会谈，并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讨论了“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问题。事实上，所谓伙伴关系，它不同于以往的军事同盟、势力范围、国家集团及大家庭内部的“伙伴”关系，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结伴而不结盟，并立而不对抗，友好而不排他，合作而不控制。中美两国都是世界上的大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汇合点。同时，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又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分歧。显然，伙伴关系不失为处理彼此关系的健康模式。
1997年10月26日，江泽民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前夕，克林顿专门发表了电视讲话，全面阐述发展对华关系对美国的积极意义，为确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制造氛围。在江泽民访问期间，两国元首通过广泛的交流与会谈终于达成了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在双方于10月29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两国元首决定通过加强合作应对国际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致力于在中美两国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然而，美国国内反对改善对华关系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克林顿1998年访华遭到了国内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但是，克林顿顶住国内反对声浪实现了访华，维护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目标。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后，克林顿政府宣称，美国信守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承诺，将继续努力以达到两国元首提出的建立面向21世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
2.中美元首互访的实现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定位的逐渐明晰，中美关系开始驶入发展的快车道。这主要表现在1997年和1998年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成功实现互访上。中美元首互访不是偶然的，而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经过两国反复接触之后，双方对彼此的国家利益关切、共同利益和意见分歧都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和客观的把握。这为两国在务实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奠定了基础。正如美国代理国务卿塔尔诺夫1997年2月20日在美中协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等团体发起的《上海公报》发表2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中国事件的一个结果是，美国决定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进步与它的最惠国贸易地位联系起来。然而，结果是最惠国待遇这根大棒既威胁了我们的利益，也威胁了中国的利益。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也可以说整个关系绑在一起。因此，克林顿政府抛弃了过去5年给对华政策的范围和实质蒙上阴影的最惠国待遇争论，走向与中国的全面接触和新的战略对话。我们寻求这种对话，把它作为拓展在共同问题上的合作范围和坦率、尊重、耐心地处理我们的分歧的最好途径。”同时，克林顿竞选连任获胜，为美国在不断增加对华认知的基础上发展关系提供了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克林顿与江泽民商定在1997年和1998年实现互访，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为了确保江泽民访美成功，中美双方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1997年7月，钱其琛和奥尔布赖特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两国外长6个月内的第4次会晤，为江泽民访美做准备。正如奥尔布赖特说的，“我们两国元首期待今年秋天会晤，我们今天将讨论正在进行的首脑会晤的准备工作。我们的目的是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良好和建设性的关系奠定基础”。8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应邀访华，专程来为江泽民访美做准备。江泽民、李鹏、钱其琛、刘华秋等与伯杰进行了会谈。江泽民在会见伯杰时指出，我期待着同总统共商发展中美关系大计，把一个长期稳定、健康合作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伯杰说道，克林顿总统正期待着主席阁下访美，希望此次国事访问成为两国关系的新起点，成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里程碑。为了统一国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认识，继9月9日在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说时强调江泽民访美的意义后，10月24日，克林顿在美国之音发表讲话，专门阐述了中美关系和对华政策，指出了与中国合作对美国维护6个方面利益的重大意义：①创建一个和平、繁荣与稳定的世界；②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③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尖端武器扩散到不稳定地区和流氓国家及恐怖组织；④打击贩毒和国际有组织犯罪；⑤使全球贸易和投资尽可能的自由、公平和开放；⑥确保今天的进步不牺牲明天的利益。同时，中国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如颁布《核出口管制条例》、加入桑戈委员会等，缓和美国的关切。
经过充分准备，1997年10月26日到11月3日，江泽民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12年来首次访问美国，也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江泽民抵达华盛顿当天起，两国元首进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的广泛会谈，确定了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目标，提出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声明宣布：双方同意从长远的观点出发，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中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美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作为进一步推进中美关系、加强两国在国际领域合作的框架，声明还规定了两国元首定期访问对方首都、内阁和次内阁级官员定期互访、建立元首热线、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具体措施，明确了一些具体合作领域。江泽民还与国会议员、企业精英、大学师生等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与对话，两国还签订了一些合作文件，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基本达到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的。诚如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谢淑丽所言，“此次首脑会晤为同中国合作推进美国各方面的利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双方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取得了具体进展，也为两国关系确定了一个全面定义和框架，从而为未来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江泽民访美以后，两国在不同层面的互访与磋商有序展开，为1998年克林顿访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确保克林顿访华成功，两国又进行了积极的准备。1998年4月，美国副国务卿皮林、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先后访华，为克林顿访华做准备。6月11日，克林顿在国家地理学会专门就两国关系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再一次阐述了与中国接触的意义，分析了美国内部在发展对华关系上的分歧并得出了孤立中国不可能、不可取的结论。他说：美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帮助我们决定新世纪对于美国人民是否是一个安全、和平与繁荣的世纪。一个稳定、开放和繁荣的中国，一个对建设更加和平的世界承担责任的中国，显然是非常符合美国利益的。有些美国人认为，由于中国“制度不民主和侵犯人权”，我们应该孤立和遏制中国，以推迟中国增强“成为美国下一个主要敌人”的能力。有些人认为，仅仅增强商业关系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民主的中国。但是，寻求孤立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选择孤立而不是接触不可能导致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美国政府还对国会反对克林顿访华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不仅安排了很多政府官员前往国会作证，而且发动了分属两党的3位前总统、8位前国务卿、6位前国防部长、5位前财政部长和5位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联名致国会公开信，支持与中国接触，支持克林顿访华，还邀请著名的汉学家何汉理和罗迪到白宫会见记者，谈论与中国接触的意义。
在进行积极而充分的准备以后，1998年6月25日，克林顿开始提前进行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通过为期9天的访问，中美关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两国元首的会谈中，两国决定不把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向全世界表明了中美两国不是敌人而是伙伴。克林顿在台湾问题上向江泽民再次重申了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诺。两国元首还就经济、环保、能源、防扩散和人权等领域的合作或对话广泛交换了看法。访问期间，两国发表了关于《生物武器公约》的联合声明、关于杀伤人员地雷问题的联合声明、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了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议、中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签署了总额近2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项目合同或协议。此外，克林顿还在上海与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公开表示了美国对台“三不”的政策承诺。
江泽民与克林顿的互访将两国关系带入了稳定发展的轨道，极大地增强了中美关系对抗突发事变的能力。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两国关系一下子跌入谷底。但是，通过积极而妥善的处理，两国关系迅速得到了恢复，从而将一个和平与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了21世纪。
3.中国入世谈判取得重大突破
在两国关系改善的推动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明显加快。从1989年6月到1996年底，美国在中国复关/入世的问题上实际上采取了拖延战术，不断制造事端阻扰中国顺利复关/入世的历史进程。事实上，直到江泽民和克林顿成功实现互访之前，美国对中国入世的态度仍然是比较消极的。正如前述，1997年8月7日，巴尔舍夫斯基对记者说，尽管受到10月举行美中首脑会晤的压力，但是美国一点也不急。迄今，中国的努力与加入必须具备的条件还有一段距离
。江泽民与克林顿的成功互访，为中美就中国入世举行双边谈判并达成协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99年4月6日，朱镕基访问美国。通过双方反复谈判，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在中美联合声明中，美国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在1999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星期二晚上，当朱镕基重新与纽约华尔道夫投资者和商务主管开始会谈时，他自信地说这笔交易已经完成了99％。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中国虽然暂时中断了与美国、欧盟就中国入世进行谈判，但是继续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的重要盟国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边协议。在1999年9月江泽民与克林顿在奥克兰举行会晤以后，双方立即恢复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谈判。经过双方艰苦努力，1999年11月，中美达成了中国入世的双边协议。这不仅完成了中美之间的双边谈判，而且推动了中国与其他缔约方的双边谈判。
同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两国关于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地位问题的解决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经济贸易问题上，中国多次要求美国永久性解决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用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1996年10月，吴仪在会见全美集团首席执行副总裁、全美集装箱租赁公司董事长范礼世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近来有所缓和，其标志是上月举行了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希望美国政府以实际行动作出明智选择。最需解决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美国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是永久性解决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以便同中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关系。但是，美国拒绝永久性解决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希望将此作为一个工具，在需要的时候对中国施加压力。据洛杉矶《国际日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坎特表示：总统反对永久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坚持现行的一年一次延续的办法。他说，现在不是时候，还不能考虑这种选择。通过一年一次延续办法，可以给中国一个压力，促使它像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那样行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
中美就中国入世达成双边协议后，美国政府开始考虑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鉴于国内反对势力强大，克林顿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2000年1月，美国政府成立由白宫办公厅主任波德斯塔牵头的专门小组，发起说服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的全面宣传攻势。19日，克林顿召开顾问团会议，重点讨论如何促使国会通过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时，克林顿还多次发表谈话，敦促国会通过中国的永久性贸易关系立法。他说：“美国必须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否则将冒丧失我们谈判协议取得的所有好处的危险，包括特别进口保护和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强制中国执行承诺的权利。如果国会拒绝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关系，我们的亚洲和欧洲竞争者将收获这些好处，我们美国的农民和商人可能被远远甩在后面。”美国政府其他成员也被动员起来，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全面阐述通过中国永久性贸易关系立法的必要性。1月27日，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美国市长大会致词时呼吁市长支持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并警告说，如果国会否决这项议案，美国企业将会被欧日竞争对手挤出这个世界头号市场。2月2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在华盛顿对外交和外贸人士发表演讲时，敦促国会放弃每年一次审议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做法，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走出每年审议一次的怪圈。此外，美国一些企业、公司等也大力宣传并敦促政府和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0年3月8日，克林顿向国会提交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议案。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争论，5月24日，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议案。9月19日，国会参议院也在经过激烈辩论后通过了该议案。10月10日，克林顿签署了众议院第4444号议案，从而使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成为法律。这不仅为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使中国入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正如克林顿在签署该议案的仪式上所言，今天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这个仪式标志着我们努力的**。这种努力是由尼克松总统在大约30年前开始的，在这种努力的基础上，卡特总统实现了对华关系的正常化。两党总统坚定地寻求与中国在各个方面实现与中国的正常关系，以保护我们的利益，推进我们的价值观念。今天，我们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朝应对这个新世纪一些主要挑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美国对华定位逆转期
美国的政党政治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美国内部长期存在巨大的分歧，对华政策问题往往成为两党竞选争论的重要话题。因此，随着执政党的更替，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在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就是如此。共和党的小布什入主白宫后，全面地审视了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推翻了克林顿政府的中美关系战略定位，从而引起了中美关系的震荡，但对中国入世没有产生什么消极影响。
1.小布什逆转对华战略定位
乔治·沃克·布什上台后，在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重新评估和定位。在入主白宫之初，布什公然宣布，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从而推翻了克林顿政府对中国“战略伙伴”的基本定位。
早在竞选获胜以前，布什及其共和党已经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1999年8月，布什在接受CNN访谈时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定位进行强烈的批评。他说：“总统把中国称为战略伙伴已经犯了一个错误。我认为他给中国发出了一个很糟糕的信号，等于是说‘好吧，如果你们决定对台湾采取攻击行动，必要的话我们不做出反应’。下一任总统应该明白，对于中国，我们虽然能够找到一些意见一致的领域，例如开放他们的市场，但是他们需要被看作竞争者，一个战略竞争者。”2000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继续攻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其竞选纲领在批判克林顿的对华政策的同时，表明了共和党对中国的基本政策趋向。纲领宣称：克林顿总统的北京之行是被误导的对华政策的例证，导致了令人尴尬的总统叩头和对我们长期的盟友日本的公然侮辱；美国政府保守核机密的失败正在使中国实现弹道导弹力量的现代化，从而增加了对我们国家和我们盟友的威胁；美国在亚洲的关键挑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美国一个战略竞争者而不是一个战略伙伴。我们对待中国既不怀恶意也不抱幻想。新的共和党政府虽然理解中国的重要性，但是不会将中国置于其亚洲政策的核心。
然而，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不仅不符合中美关系的现实，而且是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的。诚然，中国的发展与美国存在一定竞争性。但是，两国合作的领域是十分宽广的。而且，历史事实反复表明，一个国家是否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不在于其实力的强弱，而在于其实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同时，坚持自己不称霸、不当头。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经济贸易代表团时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进一步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因此，从中国的对外政策来看，中国不会挑战美国霸权。相反，由于自证预言的作用，如果美国坚持将中国当成敌人，就有可能使中美双方彼此真正成为敌人。这对美国利益显然是不利的。小布什上台之初的中美关系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通过几个月交往，到2001年7月，布什政府开始改变对华“战略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2001年7月底，国务卿鲍威尔访华，美国开始调整对华强硬政策。在访问期间，鲍威尔强调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两国致力于寻求合作。从7月以后，布什政府不再用“竞争者”来定位中美关系。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走向积极，为“9·11”事件后美国迅速调整对华战略定位创造了条件。
2.中美关系再次遭受挫折
布什推翻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在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布什政府上台后对华态度非常强硬。在台湾问题上，布什在竞选时就批评克林顿对中国过于“软弱”。他于1999年8月接受CNN电视采访时说：“谈到台湾，我们需要采取非常坚决的立场”，“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应该清楚表明，美国将坚持‘与台湾关系法’的精神与规定”。他还声称要用美国的武装力量“保卫”台湾。在入主白宫以后，布什政府将其竞选期间对台湾政策的设想带进了实际的政策运作之中。一方面，大规模向台湾出售武器，表示要武力“协防”台湾。2001年4月，美国答应向台湾出售4艘基德级驱逐舰、8艘柴油动力潜艇、12架P-3C反潜飞机、12架MH-53E扫雷直升机、54艘AAV7A1两栖突击装甲车等，是美国历来最大的单笔售台武器。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查尔斯·吉布森采访时，布什公开表示放弃一旦台海发生战端美国在是否动武问题上的“模糊政策”，“尽其所能帮助台湾自卫”。另一方面，美国大力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提升“美台关系”的级别。4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5月，美国允许陈水扁“过境”纽约并与一些国会议员见面。此后，又允许李登辉访美。这些极大地怂恿了以陈水扁的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既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环境，也破坏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
2001年4月1日，中美两国在南海发生了撞机事件。美方军用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撞毁正在正常执行飞机任务的中国战机并私自在海南岛降落。2日，布什发表讲话为美国军用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辩解，要求中方确保美方机组人员安全并送交美方，让美国飞机返回美国。他说：“美国海军海上巡逻飞机在南中国海上空的国际空域执行例行检查任务时，与尾随我们飞机的两架中国战机中的一架相撞”，“我们优先考虑机组人员立即和安全返回，并在没有进一步毁坏和改动的情况下归还我们的飞机”，“第一步是让我们使馆人员立即前往探视机组人员”。此外，他还指责中国没有对美国的要求进行立即回应是与通常的外交实践不相符的，与中国表达的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愿望也是不一致的。在讲话中，布什漠视中国飞行人员的安危，只是在讲话的最后才提到愿意帮助寻找失踪飞机和飞行人员。对此，江泽民发表谈话指出，美方应该就军机相撞事件向中国人民道歉，并做一些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事，而不是发表颠倒是非、不利于中美关系的言论。但是，国务卿鲍威尔拒绝道歉。经过中方严正交涉，鲍威尔和布什才先后对撞机事件表示“遗憾”。5日，布什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对中国飞行员失踪表示遗憾，我对中国损失一架飞机表示遗憾。”但布什在表示“遗憾”时声称：中国必须认识到，现在是我们的人员回家的时候了。经过双方反复交涉，11日，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向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递交了致歉信，美国飞行人员旋即回国，美国飞机也于7月拆运完毕。
此外，布什政府在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制造事端，也极大地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发展。直到南海撞机事件处理完毕后，随着布什政府对华定位逐步转向积极，中美关系才基本上稳定下来。
3.中国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尽管布什政府反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在2000年1月5日美联社向主要总统候选人提出的测问中，民主党主要侯选人如副总统戈尔、布拉德利和共和党的小布什、哈奇以及麦凯恩都明确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呼吁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共和党也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竞选纲领宣称，共和党人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布什政府逆转对华战略定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没有产生什么消极影响。
布什政府上台以后，很快就在困扰克林顿政府时期中美双方关于中国入世谈判的农业补贴问题上取得了基本共识。2001年3月，美方向中方提交的建议与中国一贯坚持的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立场基本一致，从而成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虽然由于撞机事件的冲击，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步伐有所放缓，但是并没有影响中国入世的基本进程。正如布什在4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再次提出的，他是一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倡导者。6月中旬，中美就中国入世的所有遗留问题都达成了共识。7月19日，布什政府又宣布，政府强烈反对不同意（从而撤销）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的议案，并指出由于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给予中国年度正常贸易关系是维持我们当前贸易关系的根本。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27日，布什签署命令，给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从2002年1月1日起生效。至此，中国制度性开放的目标基本实现。正如白宫副新闻秘书所言，布什签署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命令，“是美中贸易关系正常化和欢迎中国进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制的最后一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