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复关/入世谈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不仅是中国开放战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且是美国试图改造中国、缓解中国迅速发展对美压力的需要。美国学者哈里·哈丁指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重新激起了美国人长期以来怀有的一种兴趣，即促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按照美国的办法重新铸造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同样的事情，在中国人看来是促进他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伙伴关系，而美国人则认为是鼓励中国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一种努力。因此，中国复关/入世符合中美双方各自的利益，从总体上说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苏联因素消失后，美国想趁机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在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中不断提高价码，致使谈判过程充满矛盾，从而加剧了中美关系的波动。
一、中国必须全面融入国际社会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被孤立在世界市场经济体制之外。中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在国际经济机制中的发言权，而且丧失了许多经济发展的国际机遇。随着中国开放战略逐步实施，中国逐渐认识到了融入既有国际经济机制的意义，要求加入既有国际经济机制。因此，1986年正式申请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以后，中国不惜付出巨大努力，通过15年艰辛而漫长的谈判争取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中。这是国际国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是人们逐渐将经济生活由区域拓展到全球，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发展生产、开拓市场的过程。它是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相伴而生的。但是，人类经济生活真正从区域拓展到全球是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事情。地理大发现将世界从空间上联结到了一起。在地理大发现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出现以及殖民扩张的全球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各地均被卷入了世界经济生活，“单独的个人随着他们的活动的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
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在战争的残酷洗礼中，世界各地人民真正开始将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均发生了将社会主义国家排斥于统一的世界经济生活之外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冷战政策，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关系格局。在此背景下，斯大林提出了“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理论。1952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两个对立阵营存在之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随后，斯大林关于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论断得到了苏共十九大高度评价，成为苏联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理论，从而对世界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在人为割裂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全球化被迟滞了40多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两个平行并立的世界市场逐渐彻底消失，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的壁垒被拆除。这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条件。转型国家的现代化追求、完整统一世界市场的出现和全球一体开放心态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资本的再次大规模跨国运动。在国际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的驱使下，跨越国界的大规模人员流动、货物流动、技术流动、服务流动也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全球化的主体。这给各国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经济优先的时代大旗下，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突破经济发展本土要素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谋划生产、拓展市场，经济竞争更趋激烈。任何国家要想繁荣和富强，就必须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抢抓发展机遇，规避经济风险，增强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的能力。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抢抓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自己。
2.市场经济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中国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建设中教条式地接受了苏联的经济理论，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否定商品经济和商品市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认识了商品经济的意义，匡正了过去彻底消灭商品经济的错误做法，允许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对市场经济的再认识逐渐取得突破。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十二大报告又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命题，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标志着中国对商品经济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对中国开放战略的深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恢复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缔约国地位的问题被提上了对外开放的议事日程。
有商品就必然有市场。198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比较全面地探索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为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根本突破打下了基础。大会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明确几个基本观念。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在全社会自觉保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第二，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第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从根本上打破了对计划与市场的传统认识。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彻底廓清了中国人长期在姓“社”与姓“资”、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存在的思想迷雾，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对中国开放战略提出了新要求。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脱离于世界市场体系而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需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同时，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类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区别更有联系，两者完全可以共存于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之中。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是和中国复关/入世相互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中国复关/入世，而复关/入世又要求中国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必然产物
开放战略实施以后，通过特殊经济政策与经济管理制度，中国大力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中国经济逐渐与世界经济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
从对外贸易看，开放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2001年成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大国。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数据，当年世界商品贸易总额超过123107亿美元，其中出口60000亿美元，进口63107亿美元。而中国商品贸易总额5110亿美元，其中出口2672亿美元，进口2438亿美元，分别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2％、4.5％和3.9％；世界商业服务贸易总额约29143亿美元，其中出口14667亿美元，进口14476亿美元。而中国商业服务贸易总额约716亿美元，其中出口327亿美元，进口389亿美元，分别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2.2％和2.7％。从1990年到2000年，世界商品贸易出口和进口的年均增长率均为6％，而中国分别为15％和16％。世界商业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和6％，而中国分别为18％和2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表5-2的数据显示出，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差不多增加了23.7倍，其中出口增加了约26.3倍，进口增长了约21.4倍。在1978年到2001年24年中，除了8年为一位数或负增长外（进口为9年），其余16年基本上为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而出现负增长的年份集中在1982年、1983年、1990年和1998年这4年。这显然与中美关系、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1982年前后，中美双方围绕售台武器问题发生了争执。1989年以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1998年前后，东南亚发生了金融危机。
表5-2 1978—2001年中国对外贸易情况：总额、进出口额及其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从国内外研究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普遍使用的参数——贸易依存度来看，表5-3显示出，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商品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并且上升速度比较快
，由14.2％上升到了38.5％。其中，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由6.6％增加到22.6％，进口由7.1％增加到20.5％。在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1986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达到24.8％。同时，从表5-2和表5-4可以看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小于对外贸易增幅。从1978年到198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481.8亿美元增加到2978.3亿美元，增加了100.99％，比同期贸易增长低157个百分点。事实上，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商品贸易增长曲线的走势基本同步，但商品贸易年增长率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稍高。这说明商品贸易额的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存在比较密切的关系。
表5-3 1978—2001年中国商品贸易、商品和服务出口、商品和服务进口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9.
此外，国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贸易组织一份报告指出，“维持稳定与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到顶点的坚实的市场改革相结合，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创纪录的产出和贸易增长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促成这一杰出表现的因素之一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从日本和其他亚洲发达经济体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带动了高水平的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表5-4显示，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国经济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总体上都呈增长态势。从1983年到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2284.6亿美元增加到13248.0亿美元，增长了近5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由9.2亿美元增加到468.8亿美元，增长了近50倍。受亚洲金融危机原因素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势头在1989、1990、1998、1999年有所减弱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也明显放缓。诚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减速有多方面原因，但与外商投资也不无关系。事实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大致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见图5-1）。
表5-4 1978—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The Ministryof Commer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图5-1 1978—20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商品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
事实上，外资在中国资本形成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对缓解中国现代化建设资金的不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表5-5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从1993年到2002年，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一直保持两位数，最高时达到了17.08％。这无疑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表5-5 1991—200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
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要求中国必须积极融入到既有国际经济机制中去，以规避于我不利的经济运行规则，营造稳定、安全的经济发展环境。事实上，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不断密切，中国国家利益的范围也在逐步拓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中国不仅仅需要遵守和维护既有国际经济规则，而且必须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只有这样，中国才可以真正与其他国家公平享有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机遇，尽可能快地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
二、美国需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邓小平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作为当今世界的霸权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全球利益，美国根本不可能忽视中国。因此，将中国纳入美国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机制，成为美国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战略目标。克里斯托弗说道，美国的目的并不是孤立中国，而是要让它更彻底地同国际社会和全球经济结成一体。美国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主要出于以下目的：
1.打开中国巨大的市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放战略实施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购买能力逐步提高。作为新兴的大市场，中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具有无比的商业诱惑力。但是，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不利于美国在中国拓展商业利益。1993年5月，美国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激增，但是严重的保护主义使美国产品无法进入中国市场。中国采取的不平等市场准入原则，确实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因此，打开中国的巨大市场是美国支持中国加入国际经济机制的重要目标。正如巴尔舍夫斯基所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中国是美国公司的巨大潜在市场，使美国拥有一次扩大对华贸易的历史性机遇。无论从全球的战略角度来看，还是从美国国内角度来看，打开中国市场都与美国利害攸关，美国将为此竭尽全力。克林顿也认为，中国接受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责任，将为美国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大量机会，同时将加速中国国内变革和促进中国接受法治。
中国对美国开放市场具有重大的意义。美国商品流入中国缓解了美国就业的压力，“向中国和香港的出口为美国增加了40万个工作岗位”。中国为美国资本提供了安全稳定、利润丰厚的市场。此外，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为美国居民节省了生活开支，减轻了生活压力。1998年7月9日，巴尔舍夫斯基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说，不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使美国消费者每年增加近6亿美元开销。因此，发展对华经济关系，延长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全球经贸机制，成为美国上下的普遍共识。1994年5月5日，近800家美国企业给克林顿总统写信，呼吁继续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并使贸易与人权问题脱钩。1999年朱镕基访美期间，克林顿政府没有与中方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引起了美国商业界的强烈不满。美国国际集团主席格林伯格指责财政部长鲁宾，说政府“错过了火车”。在白宫举行的贸易协议通报会上，美中商业委员会主席柯白近乎吼叫地对克林顿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斯珀林说，美国政府在一份能够给美国企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协议面前退缩了。其他商业行政总裁们也愤怒地吼叫。在2000年美国内部围绕中国正常贸易关系立法的争论中，以美国商会和商业圆桌为首的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关系的大企业，组织了强大的游说团，投入了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以来最大的一笔游说资金1200多万美元。商业团体的电子邮件和传真犹如雪片般飞往国会，包括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0多位历届总统经济顾问在内的149位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强烈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显然，这些人强烈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性经济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是基于感情因素，更不是出于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而首先是为了发展美国的在华经济利益。正如克林顿所言，我决心在商业上可行条件的基础上寻求关于中国入世的协议。这不是对中国的恩惠，而是打开和改革中国市场的一个途径，是使中国遵守全球贸易规则的一个途径。
2.引导中国的国际行为
将中国接纳入国际机制，以此影响中国的行为，是美国鼓励和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考量之一。克林顿指出：“我们致力于将中国带入全球机制之中，促使中国遵守关于人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犯罪与毒品、移民、环境和贸易等方面的国际规范。”中国开放战略实施以后，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给苏联解体后的美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根据权力转移理论，中国的发展必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特别是作为一个没有完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国家，中国的迅速发展更加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在《中国的经济转变如何塑造自己的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变得富强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如果这种富强是通过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与政治体系实现的话。看着中国变成一个置身于这种体系之外的强国，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美国国内有些人看来，中国如果游离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之外，其行为就不可能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约束，从而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危险。克林顿说道：“如果我们不把中国带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我们的每一种担心都会变得更大，问题将会变得更糟。”反之，如果将中国接纳入既有的国际机制之中，就可以促使中国接受既有的游戏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美中之间的矛盾。“合作派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正处在大国兴起的早期，现在还有时间来建造一个由中国参加的安全体制，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化解未来美中冲突。”可见，美国内部的基本共识是，鼓励和支持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以此限制中国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中国是联合国的重要成员，已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等全球或地区机制。但是，中国不是全球性贸易机制的正式成员。将中国纳入国际机制，主要是让中国加入国际贸易机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与核不扩散机制等联结起来。“中国参与世贸组织是美国长期利益之所在。尽管中国不可能创建一个规则不同的类似体制，以取代世贸组织，但是如果世贸组织没有了中国，美国也就失去了一个敦促中国遵守世贸体制的重要渠道。”因此，美国鼓励和支持中国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美关系极端困难时期，美国也声称支持中国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1994年6月9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对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助理龙永图说：“美将继续致力于支持中国参加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但中国应像所有国家一样承担多边贸易体制的责任。”
3.改造中国的政治制度
美利坚是一个具有典型传教士精神的民族。美国人具有强烈的优越感，自诩其自由、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希望将美国的自由民主精神传遍全球。同时，美国对共产主义制度存有强烈的偏见，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极权、专制和扩张的代名词。美国不仅极力阻止共产主义思想在第三世界的传播，而且尽力将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拉回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正如保罗·肯尼迪说的，美国还鼓励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效法美国人的自助、企业家精神、自由贸易和民主等原则，对中国尤其寄予厚望。
中国实施开放战略，使美国人看到了希望。美国认为，对外开放会加强中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自由思想，进而会推动中国政治上的变革。因此，美国积极支持和鼓励中国对外开放，以此作为和平演变中国的途径。1993年，克里斯托弗在提名为国务卿的国会听证会上宣称：“我们的政策是，通过鼓励那个伟大国家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力量，寻求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度的和平演变。”东欧剧变曾激起美国人对中国的强烈幻想。美国上下对北京高度关注，并且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妄图以压促变。然而，在幻想破灭之后，美国虽然带头对中国实施了制裁，但是并没有中断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在克林顿政府1993年对中国实施制裁期间，白宫官员也宣称中国商品照样可以向美国出售。
事实上，美国非常担心中国退回封闭状态。因为中国回到孤立、封闭状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不利于美国实施以贸易促变革的战略。美国认为，自由贸易是传播自由制度的重要途径之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既与美国进行经济贸易，又能够坚拒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于国门之外。克林顿指出，“贸易也是保持中国社会变革的力量，它通过传授方法、增加接触和传播观念来促进自由。”如果中国退回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孤立状态，那么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就会中断，中国内部那些倾向于西方的变革力量就会受到打击。1992年3月2日，布什在否决国会通过的HR2112号议案时明确指出：“附带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严重损害中国倾向西方的、正在现代化的那群人，削弱香港，增强民主和经济改革的反对力量。”克林顿也认为，脱离接触和对抗政策只会加强中国那些反对更开放、更自由的人。因此，美国希望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机制，进一步密切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以防止中国开放和改革的逆转。正如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符合美国利益，因为我们希望看到中国进行经济改革、遵守法制、中国规章制度符合国际准则。
三、复关/入世谈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在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利益汇合点。正是这种相互需求将中美两国联系起来了。在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虽然麻烦不断，但是基本上属于斗而不破，两国之间沟通和对话并没有中断。可以说，中国开放战略是保持两国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发挥了减震器和缓压阀的作用。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面对这种公然侵略中国领土和主权的行为，中国政府保持了理性和克制的态度，从而确保了中美关系没有脱离稳定发展的轨道。正如5月13日江泽民在欢迎驻南斯拉夫使馆人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的，中国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偏离发展经济、进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应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驻南使馆的暴行不能阻挡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要一如既往地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然而，中美双方在中国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以何种身份复关/入世的问题上。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国际贸易机制，享受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的全部权利，履行相应的成员义务。但是，美国坚持中国原则上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国际贸易机制，认为中国的贸易水平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水平。这就与中国谋求以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来改善中国的经济贸易环境，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发生了冲突。显然，中国申请加入国际经贸机制首先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发展权益，是为了充分利用国际贸易和投资机制，营造更加良好的开放环境，而不是满足发达国家进入中国市场的要求。问题的关键是，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国际经贸机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不符。因此，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将会使中国加入国际经贸机制丧失积极意义，而且会使中国经济发展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理所当然坚决拒绝在此问题上做出让步。
同时，美国还要求彻底打开中国市场，寻求最大的商业利益。中国开放战略实施以后，中美双边贸易迅速增加，贸易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贸易不平衡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美方认为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很不正常。从表2-7可以看出，根据美方统计数据，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对华贸易中不仅一直处于贸易逆差地位而且数额巨大，增加速度很快。1990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104亿美元，到2000年高达838亿美元，增加了705.8％。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外贸总逆差的四分之一。这与中国的统计数据存在巨大的出入。根据中方统计，从1990年到1991年，中国处于入超地位。从1993年开始，中国才逐渐出现贸易顺差。1994年，中国贸易顺差为62.8亿美元，2000年为297.4亿美元，增加了373.6％。为了解决贸易逆差问题，两国进行了长期的磋商，但是基本上没有解决问题。美方坚持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妨碍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要求中国采取措施对美国开放市场。1995年11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对记者说，不能进入中国市场是美国1995年对华贸易逆差将达到400亿美元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它也不能导致中国迅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此外，美国认为中国国内盗版严重，对美国的知识产权缺乏保护，导致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商业损失。美国便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复关/入世联系起来，以此对中国进行要挟。1995年2月，中美第9轮知识产权磋商达成协议后，坎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协议并不直接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联系，但它将有助于消除某些问题。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美双方围绕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而在谈判过程中，美国又动辄以制裁相威胁，中美双方几次走到了贸易战的边缘。1996年2月28日，坎特对记者说，中国要避免因侵犯美国知识产权而受到经济制裁必须采取4项步骤：①停止华南34家制造盗版产品的工厂；②严格海关条例以防盗版产品出口；③延长1995年2月26日签署的一项双边反盗版协议中商定的特别执行期；④采取步骤向美产品开放国内市场。
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问题与中国复关/入世基本上没有必然联系。只不过美国想抓住中国复关的机会迫使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做出让步，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从而导致两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中国加入国际经贸机制问题进行了长期讨价还价。显然，这主要是美国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正如巴尔舍夫斯基说的，美国只根据商业条件，而不能根据任何别的条件。这不是国家政治问题，这是钱的问题。如果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就必须开放它的贸易体制。同时，它也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存在着极大的关系，是与国际格局的转换分不开的。美国对华关系中的经济利益长期存在，贸易逆差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也不是20世纪90年代的新现象。正如玛格丽特·M.皮尔逊指出的，在1989年中期时议定书草案框架并不强迫中国接受市场原则以成为缔约方，现在世贸成员国却要迫使中国在越来越紧的时间内完全接受市场原则。
美国在中国进入国际经贸机制问题上漫天要价的蛮横态度，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中美两国长达10多年的谈判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两国为了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等问题几次走到了贸易战的边缘，极大地加剧了国际格局转换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冲击，使两国关系迟迟不能稳定下来。对此，皮尔斯指出，1995和1996年，外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施压促使美中签署了几个协议。这表明，美国力图使中国遵守国际规范的努力是可行的（从达成了协议这一意义上来讲是如此，但并不见得执行）。但是，即使这种边缘政策能够导致协议的签署，美国的大棒政策所导致的剑拔弩张，对中美关系其他方面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如果中美关系整体上好一些的话，这种影响也不至于这么糟。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互信受到了损害。美国在谈判中漫天要价的态度，使中国怀疑美国支持中国融入国际经贸机制的诚意。正如吴仪1994年访美时对布朗说的，美国是唯一以书面方式承诺坚定支持中国复关的国家，但在实际行动上表现出缺乏诚意，希望美方言行一致，真正支持中国复关。同样，美国也对中国加入国际经贸机制的诚意表示怀疑，认为中国表面上想加入国际经贸机制，实际上不愿意加入。1995年4月4日，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主席吉拉德在会见正在日内瓦访问的中国外经贸部部长吴仪时指出，关贸缔约方和关贸中国工作组的成员由于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不同的信息，对中国在复关谈判问题上到底有多少诚意产生了怀疑。1999年9月，中美双方在奥克兰谈判期间没有达成协议，美方又有人怀疑中国是否真的愿意在年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显然，这种互不信任不仅对中美入世谈判带来了消极影响，而且在中美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也产生了消极影响。1996年9月25日，在中美商务贸易联委会第十次会议召开前夕，美国商务部长坎特就对记者发表谈话：美国不会指望出现戏剧性突破，但双方正建立一种具有互惠性质的正常的并可望是有成效的贸易关系。显然，美国对中国缺乏必要的信任与信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