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形成与实施
平等、互利是新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战略方针。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的30年间，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是以中国无偿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形式展开的。开放战略实施以后，这种状况逐渐改变。十二大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随着开放战略的成功，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互利共赢”上升到战略层面，不仅是语词表述的变化，更意味着中国开放战略的重心和内涵发生了调整和升级。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要求，取得了积极成果。
一、中国开放战略带来的消极影响
开放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大，国际社会普遍分享了中国开放的红利。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主要驱动力，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00—2004年，中国对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新增量贡献率达到11.3％，仅次于美、德，居世界第三位；对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进口新增量贡献率达到11.2％，高于美、德，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经济对世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新增量的贡献率达到23.1％，分别比美国、欧盟和日本高6个、13.3个和19.2个百分点，成为世界第一大贡献国。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中国经济贸易进一步高速发展，一些既有的问题进一步激化，一些新产生的问题开始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紧张。
1.经济贸易摩擦加剧
开放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197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仅为206.4亿美元，2001年增加到5096.5亿美元，增加了2369.2％。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外贸易发展更加迅速。从表6-1可以看出，2000年，中国商品进出口额分别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3.4％和3.9％，分别居世界第八和第七位。2002年，中国进出口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4.4％和5.0％，分别居世界第六和第五位。中国商品进出口年增长率大大高于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率。2001年，世界贸易自1982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下降了1.5％。在全球商品贸易大范围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商品进出口却分别增长了8％和7％。同时，中国出口所占国际市场份额长期高于进口所占国际市场份额，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状态，商品进出口不平衡的状况比较明显，贸易盈余增幅比较大。2005年，中国贸易盈余超过1000亿美元，比2001年增加了451.3％；2007年超过2000亿美元，比2005年增加了156.7％。
表6-1 2000—2012年中国商品贸易占全球商品贸易的比重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1—2013.
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必然导致贸易摩擦迅速增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报复行为明显增多。以反倾销为例，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呈加速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仅2起，80年代平均每年6起，90年代平均每年32起，而2001—2003年总共有150起，平均每年50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摩擦更加激烈。从1975年发起第一起337调查至2007年10月，美国共对中国发起75起337调查，占立案总数的12％，其中80％是2002年以来发起的。仅2007年1至10月，美国就对我国发起14起337调查，占同期立案总数的50％以上。2006年，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也大幅增加。截至2006年12月11日，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新发起反倾销调查共39起。其中，巴西9起、印度8起、土耳其4起、墨西哥和泰国各3起、埃及和哥伦比亚各2起，其余9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各1起。到2006年，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全球反倾销最多的国家。
不仅如此，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对外贸易遇到的关税壁垒虽然大为减少，但是技术贸易壁垒等大为增加。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技术指标体系建设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产品难以完全满足有关国家安全、环保、卫生等方面指标要求。在技术贸易壁垒影响下，中国贸易遭受了重大损失。从1995年到2007年5月，世贸组织各成员国通报影响贸易的新规则共23897件，其中技术性贸易措施16974件，占总数的71％。仅2006年，中国就有15％的出口企业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造成贸易机会损失1400多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15％。
2.外资利用竞争激烈
发展资金不足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难题。中国实行开放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以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形成竞资关系。中国开放战略实施以来，随着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外商来华投资不断增加。开放战略实施之初，中国利用外资的数额非常小，从1978年到1982年的5年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总共才17.7亿美元。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育，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改变。1992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110.1亿美元，同比增长152.1％，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此后，外资继续增加，2001年达到了468.8亿美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内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外资流入的速度进一步加快。2002年，中国实际使用对外直接投资金额首次跃居全球第一。表6-2显示出，2002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上年下降了20.83％，而中国实际利用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12.51％。显然，中国挤占了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实际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国际上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更加激烈，中国也遇到了强劲的竞争。2007年的东盟投资报告指出，自从2002年对外直接投资回升以来，东盟过去5年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相当显著。然而，过去5年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流入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达到峰值32.53％，此后逐渐下降。但是，从2001年到2005年，中国实际使用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占流入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20％以上，到2007年仍然占16.54％。
表6-2 2001—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对外直接投资占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
任何国家的国内外行为都必须考虑其对他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就中国吸引外资来说，在中国周边，除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外，所有经济体都处于现代化阶段，都在大力吸引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以中国周边地区为参照系，考察中国开放战略对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更有意义。然而，表6-2的数据显示出，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吸收对外直接投资的格局中，中国吸收外资的能力更加突出。从2001年到2007年，中国实际使用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一直占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三地之和的1/3以上。这说明中国与周边地区的竞资现象更加明显。
3.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开放战略实施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但是，从总体上说，这种增长是建立在能源和资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仍然属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据测算，在中国，平均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日本的11.5倍。对于中国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后果，联合国环境奖获得者布朗指出：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和模式发展，到2031年，人口将达到14亿的中国每天将消耗掉9900万桶石油，比目前的全球石油总产量还要多18％；将吃掉全球2/3的粮食；用纸量将是目前全球纸产量的两倍；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1亿辆，比2005年8亿辆的全球汽车总量还多，届时中国修建的公路和停车场将与中国目前的耕地面积一样大。显然，这种资源消耗水平是任何国家都承受不了的。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处于世界后列。目前，中国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面积和水资源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约1/10、1/20和3/5。虽然布朗的说法不无危言耸听之嫌，但是它确实反映了部分事实。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中国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初级产品进口大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成了初级产品净进口国。2007年，初级产品进口额高达2430亿美元，增加了29.8％；初级产品贸易逆差达1814亿美元，比2006年高35.2％。
以石油为例，中国是一个石油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2003年，石油消费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6-3显示，2004年，中国原油进口量突破1亿吨，达到1.2亿吨。如果按照实际原油消费量计算，当年原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40.8％。2005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略有下降，此后便一路攀升，2009年首次超过了50％。为保障石油供应，中国三大石油公司的触角伸向全球，从而引起了有关国家的怀疑和担心。2005年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担忧的折射。
表6-3 2002—2012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与消费量比较 资料来源：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2012年原油消费量为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原油表观消费量。
资源的高消耗必然造成环境的高污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开放战略实施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国经济超常规的发展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污染物的超常规排放之上的。数据表明，200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总贡献率为4.3％。但是，当年中国消耗了全球30％的煤炭、27％的钢铁、25％的铝材和40％的水泥。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又导致了水土严重流失。据测算，中国全国平均每年因人为活动新增水土流失面积多达1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总量达50亿吨，占世界年流失量的19.2％。
此外，在开放过程中，在片面追求外资心理的作用下，国外一些已经被限制生产的污染严重项目也被转移到国内来。在贪大求全观念的影响下，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城市的超常规扩张，发展规模得不到控制，人口急剧集中，引起水资源短缺，能源供应紧张，交通拥挤，污染加剧，环境失衡。由于环境问题的跨国性，中国国内的环境污染也会影响周边地区的环境发展，甚至对全球环境产生不良后果，从而加大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生态环境安全的压力，进而引发国际矛盾和争端。
4.战略安全压力增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机制迅速发展，国际关系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有序化。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的本质。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丛林法则”仍然支配着国与国之间关系。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政治一直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现在可能还是如此”，“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其所占有的世界权力份额，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要以牺牲他国为代价”。根据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逻辑，一国力量的增强必然导致向外扩张，以寻求与自身实力一致的国际地位，直到建立世界霸权。在国家力量诸要素中，经济力量是最基本的，经济力量变化迟早会引起国际关系的变革。在考察了1500年以来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以后，保罗·肯尼迪认为，尽管列宁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论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但是这个规律看来对所有国家是共通的。不管它们赞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模式，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迟早会引起世界政治和军事平衡的变动。这正是20世纪以前4个世纪内大国发展所遵循的历史模式。
开放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从表6-4可以看出，开放战略实施以后，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差距迅速缩小。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481.8亿美元，2001年达到了13248.0亿美元，增长了794.05％。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又突破了2万亿美元；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51％，2001年达到了13.15％，2008年进一步达到30.46％。如果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还小得多。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是德国的80.1％。2007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肯尼迪认为，“中国更长远的作战能力中最有意义的方面在于它引人注目地飞速发展的经济。”
表6-4 1978—2008年中国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较 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9.
根据西方战略家经济实力增强必然导致军事实力增强的逻辑，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怀疑和担心。由于当今世界上的国际机制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反映了美国的利益和主导地位。美国担心中国强大起来后会要求改变既有的游戏规则，从而挑战其霸权。“据推测，获得了与美国平等的全球地位的强大中国将着手改变一些‘交通规则’，以更好地反映它自己的利益和偏好。”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则担心中国实力强大以后会武力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更担心中国将影响扩展到东南亚地区。虽然东盟国家在中国推行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等方面获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东盟成为中国的附属或同盟，甚至冒这种危险。没有哪个东盟国家认为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大多数东盟创始成员和新成员对中国改革前的颠覆因素和干涉它们的内政保持清醒的认识，警惕远逝的危险将来再现。”日本、印度等周边大国也对中国快速发展存有忧虑，担心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者。
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忧，中国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反复宣示“中国对内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内外政策的根本原则决不会改变。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作出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积极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推进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互利合作。但是，这并没有纾缓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之所以这么做，“那
只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发展和强大，所以中国需要这么做。如果将来中国强大了，一定会控制这些国家，限制它们的发展，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最终确立
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范畴，涉及经济与社会等方面内容。在经济方面，就是摒弃国际社会长期存在的只顾自己发展的观念，在中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以中国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让国际社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在社会方面，就是打破国际关系史上的“霸权兴衰律”，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妥善解决开放战略中出现的问题，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遵守国际社会的通行规则，并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倡导构建和谐世界。正如《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指出的，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中国坚持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本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原则，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不断为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作出贡献。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从形成到确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1.对外开放路径的调整
中国开放战略实施之初，主要是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发展外向型经济，主要是着眼于中国自身的发展。随着开放战略的巨大成功，“引进来”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发展的需要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思考开放战略的调整升级。1992年，党的十四大对“引进来”提出了新要求，萌发了“走出去”思想。大会报告指出：扩大出口贸易，改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同时适当增加进口，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引进先进技术。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规范的新型外贸体制。赋予有条件的企业、科技单位以外贸自营权。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经过长期酝酿，“走出去”思想逐渐被提升到战略高度，与“引进来”一起成为中国开放战略的两个基本方面，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1997年12月，江泽民在接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在努力扩大商品出口的同时，必须下大气力研究和部署如何走出去搞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这个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走出去，形成开拓国外投资市场的初步规模。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此后，江泽民又多次对走出去战略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发和论述。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对走出去战略进行了阐述，强调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江泽民在大会报告中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交流和合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调整升级的基本方向，对外投资战略和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被逐步确立为党的重大方针和政策。
综观走出去战略的形成过程及江泽民的有关论述，走出去战略当时主要是着眼于中国自身的长远战略利益和经济安全目标。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只有大胆地积极地走出去，才能弥补我们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才能把我们的技术、设备、产品带出去，我们也才更有条件引进更新的技术，发展新的产业；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以利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也才能更好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增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要从我国现在的实际出发，还要着眼于国家长远的发展和安全。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考虑，加强对外合作都是一个大战略，应该不失时机地抓紧部署和实施”，“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实际上，虽然中国已经认识到开展对外投资和区域经济合作是对其他经济体发展经济的有力支持，但是中国当时并没有完全从这个层面进行足够的战略思考。
2.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升
中国开放战略主要是建立在“先富+后富=共富”模式之上的。这个模式的基本逻辑是：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对外开放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引导和帮助后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富裕起来，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1988年，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明确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东南沿海地区富裕起来了，中西部地区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仍处于不发达状态。为了解决开放战略中出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及贫富悬殊加剧等社会经济问题，中国一方面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另一方面又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实现了从“小康社会”到“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战略提升。
从战略层面来说，党的十六大已经萌生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大会报告从4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全面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将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到了新高度，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提出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要求“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2005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研讨班。胡锦涛在开班式上就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明确界定了和谐社会的内容和要求。他说：“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至此，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建议将其纳入十一五规划。2006年，中央召开专门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全面部署，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而形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完整思想。
在国内形成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后，面对充斥世界的一系列不和谐音符，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胡锦涛创造性地将建设和谐社会的思想运用于构建国际秩序的实践，形成了“和谐世界”的战略理念。2005年4月，胡锦涛在印度尼西亚出席亚非峰会时第一次正式提出“和谐世界”的命题。5月，胡锦涛访问俄国，发表《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首次将“和谐世界”的概念载入国际文件中；9月，胡锦涛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倡导构建和谐世界。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指出：“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至此，中国将自己关于国际新秩序的新诉求——“和谐世界”正式宣示于国际社会。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和谐世界作为中国的根本追求载入了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写进了大会报告，并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基本内涵，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现实路径，形成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系统思想。报告指出：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和谐世界是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新诉求，是中国国内社会发展目标在全球社会发展目标方面的新体现，不仅要求中国在国内实现利益均衡普惠发展，而且要求推进世界各国与中国一道实现全球利益均衡普惠发展，“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3.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确立
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与和谐世界观紧密相联的，两者的形成、确立与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本路径，和谐世界是实现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根本保障。古语云：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富悬殊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发达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基础上，没有南北方国家共同发展就不可能有世界和谐。因此，新中国一直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对外开放战略实施之初，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无偿援助减少。可以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这样做也是为了提高自己更好地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并不意味着中国放弃援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主义义务。正如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指出的，“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中国不仅没有中断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而且主动承诺发展起来后援助发展中国家脱贫致富。1986年6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时指出：“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即使发展起来了，还是要把自己看成是第三世界，不要忘记第三世界所有的穷朋友，要帮助第三世界穷朋友摆脱贫困。实现中等发达水平的中国，仍不忘帮助穷朋友，这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是在搞社会主义。”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更加离不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开放战略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加复杂。胡锦涛指出：“没有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世界难享太平。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使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各国发展与全球发展日益密不可分。经济全球化应该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而不应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因此，在“走出去”过程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开放理念，并最终形成并确立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党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全面认识和把握国际因素对我国的影响，不断提高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全面分析和妥善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机遇和挑战，善于扬长避短，坚持平等互利、共赢共存，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努力变挑战为机遇”。
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即将结束，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温家宝着重从3个方面阐述了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基本目标：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我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一是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努力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二是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着力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强对外资的产业和区域投向引导。三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到境外投资。这标志着中国开放战略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变化，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由追求单方面发展转向双向共赢，由大力引进来转向积极走出去，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公平、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高度，强调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对于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意义。会议通过的决定指出：“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注重加强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2007年，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明确提出以中国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发展。这既是中国对国际社会质疑中国发展的正面回应，又是中国对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庄严承诺，标志着中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最终确立。他说：“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我们将继续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合作者权益。我们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缩小南北差距。我们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中国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这成为进入新世纪后指导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思想。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与各国一道积极参与应对，为世
界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大的积极贡献。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中国进一步坚定了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决心。十八大报告鲜明地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中国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加强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中国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这是中国就促进互利共赢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就推动经济全球化均衡普惠发展对国际社会的重大倡议。互利共赢是中国对外开放恪守的基本原则，成为开放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取得的成果
对外开放是一种双向活动，互利是对外开放的基本特质。没有互利，开放就失去了原动力。但是，这种互利是消极的、被动的，会造成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严重背离，从而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和“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现象。中国开放战略的互利共赢则是积极的、主动的，是中国有意识地缩小开放双方相对收益的差距，使中国对外开放惠己富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公平普惠方向发展，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繁荣。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虽然在十七大才最终确立，但此前中国已经在对外开放中践行互利共赢的理念。事实上，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就是在这种实践摸索中逐渐形成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形成、确立与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开放战略造福世界各国的过程，就是以中国发展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过程。
1.“走出去”战略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走出去”战略正式实施以前，中国企业已经开始零星走出国门。但是，前往国外创业的企业不多，投资规模也不大。据《人民日报》报道，20世纪末，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额仅6亿多美元，不到全球对外投资总额约1万亿美元的0.1％；发达国家输出国际直接投资与引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比例平均166∶10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8∶100，中国1.5∶100。在全世界每年1万亿美元左右的国际工程承包金额中，中国仅拿到1％多一点。2001年，“十五”计划纲要明确将“走出去”确立为“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基本内容。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走出去”战略推动下，中国企业到境外投资的积极性高涨，前往境外投资的企业迅速增多，投资步伐明显加快。从企业数量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发布的统计公报，2002年底，境外中资企业6960家，到2008年底增加到1.2万家，到2012年底继续增加到近2.2万家，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或地区，投资主体有1.6万家境内企业。从投资金额看，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7亿美元。表6-5的数据显示，2004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2012年达到878亿美元，进入世界三大投资国之列。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实现了1.1％的增长。2013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901.7亿美元，其中流入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的投资达到654.5亿美元，占72.6％，同比增长9.1％。大量中国资金的投入，为包括发达国家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从资金流向来看，从2007年到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共3702.1亿美元，其中亚非拉地区3165.8亿美元，占85.5％。对于面临发展资金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企业直接投资无疑是一个推进现代化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事实上，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兴业为投资对象国增加了税收，创造了就业机会；中国企业积极主动地参与当地社会经济建设，有利于造福当地百姓、改善民生，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据统计，2011年，境外中资企业向投资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金总额超过了220亿美元；年末在企业就业的人数达到122万，其中雇佣外方员工88.8万人。
表6-5 2003—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及流向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加之中国人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劳动力素质较高。对外劳务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外汇收入，而且有利于相关国家缓解劳动力缺乏压力、扩大消费、增加税收。作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内容，作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途径，21世纪，中国对外劳务合作迅速发展。从人数来看，对外劳务合作派出人数与年末在外人数均有较大增长。从2004年到2012年，对外劳务合作项下派出人数增加了60.9％，年末在外人数增加了20.5％。2013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2.7万人，其中劳务合作项下派出25.6万人；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达85.3万人。从金额来看，截至2002年底，累计完成营业额237.6亿美元，合同额295.2亿美元。其中，2002年完成营业额307141万美元，新签合同额275167万美元。截至2009年底，对外劳务合作累计完成营业额648亿美元，合同额达674亿美元。其中，2009年完成营业额89.1亿美元，新签合同额74.7亿美元。
对外工程承包业务发展也非常迅速。表6-6显示，从2003年到2012年，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数、合同金额、完成营业额和年末在外人数虽然受世界经济危机等因素影响而有所波动，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增长幅度都比较大。2013年，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3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7.6％；新签合同额1716.3亿美元，同比增长9.6％；年末在外人数27.1万人；新签合同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685个，合计1347.8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78.5％。其中，上亿美元的项目392个，较上年同期增加63个。截至2013年底，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累计签订合同额11698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927亿美元。
表6-6 2003—2012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与对外劳务合作情况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企业国外投资在亚非拉地区占比很大。表6-5显示，2003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直接流量所占比重为：亚洲52.72％、非洲2.62％、拉丁美洲36.37％，总共占91.71％。2006年，亚非拉地区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到94.43％，此后虽有较大幅度下降，但2012年仍占83.7％。同时，伴随资金流入的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流入，是人才的流入。作为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来说，中国的技术项目和产品更容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与需求对接，而且中国的投资和技术从来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因此，对于受资金与技术瓶颈制约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投资的增加无疑是一个利好因素。而对于中国来说，国内企业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兴业，不仅可以锻炼国内企业跨国经营的本领，培育和壮大自己的跨国企业，而且可以将部分出口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内部，有利于促进对外贸易收支平衡。此外，中国能源与资源企业走向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保障中国的能源与资源安全。
2.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世界上很多地区都走上区域经济合作的道路。中国所处的东亚是一个多样性非常突出的地区，区域主义道路远没有欧洲和北美那样平坦。作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合作在十七大正式提出自由贸易区战略之前已经起步。到2007年，中国正在建设的自由贸易区有5个，正在商谈的自由贸易区有7个，共涉及29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对外贸易总额的1/4。
互利共赢开放战略逐渐确立以后，中国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力度增强，步伐明显加快。十八大提出：“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指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根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发布的数据，目前中国正在建设的自由贸易区有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此外，中国还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中印区域贸易安排联合研究已经完成，中国与哥伦比亚等也正在就自由贸易区开展联合可行性研究。以中国周边地区为基础，中国初步构建了一个覆盖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框架。
作为亚太地区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东盟是中国构建和谐周边的突破口，在中国开放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订《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经济、贸易和投资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合作的目标，从而启动了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历史进程。2004年11月，双方签署《货物贸易协议》，规定双方自2005年7月起对约7000个税目的产品实施降税。2009年8月，双方又签署《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建设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谈判正式结束。2010年1月1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中国-东盟经济关系迅速密切，90%以上的货物贸易实现了零关税。为提高自贸区的开放程度，双方在走过战略关系的“黄金十年”后，又在努力开创双边关系的“钻石十年”。2013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打造升级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月，在出席第1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李克强建议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力争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让东盟国家更多从区域一体化和中国经济增长中受益。2014年3月，中国-东盟自贸区联委会第五次会议在成都举行，筹备升级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会议重要内容。目前，中国已经向东盟提交了升级版倡议草案，但东盟内部意见存在分歧。
在东北亚地区，自2002年提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设想以来，由于政治关系的制约，中国与东北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进展比较慢。2012年5月，中日韩签署自由贸易投资协议。11月，三国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2013年3月，首轮谈判在韩国首尔举行。目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已经举行4轮，三方就谈判的基本原则和方针、谈判范围和商品准入方式、货物贸易谈判模式、货物贸易降税模式、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方式、自贸协定范围和领域等进行了讨论和磋商，并就货物贸易降税模式达成了共识，自由贸易区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3.中非经济合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中非双方有着长久而深厚的友谊，中国历来重视与非洲的合作关系。非洲大陆资源丰富，经济普遍欠发展，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对象之一。进入21世纪，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为推动南南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加强中非在新形势下的友好合作关系，中非双方共同倡议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2000年10月，双方在北京举行了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两个历史性文件，决定在21世纪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机制。2003年12月，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通过了《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为此后3年中非合作制定了总体规划。在论坛框架下，中国宣布继续增加对非洲国家的援助，3年内为非洲培养各类人才1万名，给予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最不发达国家部分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
随着中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逐步确立，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非经济贸易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首脑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确定了中非“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目标。根据宣言精神，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北京行动计划》，为双方在2007—2009年进行政治、经济、国际事务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合作确定了基本框架。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合作，中国宣布将采取8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包括扩大对非援助规模，提供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的中非发展基金，援建非盟会议中心，免债，免关税，在非洲国家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以及提供人才、技术、医疗、教育等方面援助。
2009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对2010—2012年的中非合作进行全面部署，通过了《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中国承诺3年内在农业、环保、投资、减免债务、市场准入、气候变化、科技合作、医疗、教育、人文交流8个方面采取新举措，推动中非合作务实发展。2012年7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计划》，全面规划了2013—2015年中非合作的发展方向与重点领域。中国政府宣布了支持非洲和平发展、加强中非合作的5大重点领域：投融资、援助、非洲一体化、民间交往、非洲和平与安全。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目前会议后续行动的落实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双方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双方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中非经济关系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1年，中非贸易额达到1663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2倍；中国累计对非直接投资达到150多亿美元，项目遍及非洲50个国家。在双方合作推动下，中国连续5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3年，中非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达到2102亿美元，同比增长5.9％。其中，中国对非洲出口928亿美元，从非洲进口117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8.8％和3.8％。目前，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有2500多家，非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50亿美元，涉及道路、电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资源开发、金融、商贸物流等多个领域。在中非合作稳步推进的背景下，2014年5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非盟总部，提出中国愿与非洲积极推进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6大工程，打造中非全面合作的升级版。中非合作开始朝更高目标迈进。
此外，中国认真履行入世的各项承诺，不断完善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和制度体系，积极推动解决国外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2004年新西兰率先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到2010年5月，又有80个国家和地区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同时，中国在改善对外贸易结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引进先进技术和服务业开放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