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美关系推动中国战略性开放
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1953年12月，中国又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事实上，平等互利是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贯原则。然而，之所以在新世纪将互利共赢上升到战略高度，最主要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心增大。为了纾缓国际社会的焦虑，争取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对国际社会的担心做出积极回应。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中国进行积极回应的主要对象之一。因此，中美关系对中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形成与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利益冲突要求中国实施战略性开放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权国，利益和影响遍布全球。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大国，利益和影响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的不断增强，中美两国的利益交汇面也不断扩大，从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利益冲突。事实上，中国开放战略实施以后，两国的利益冲突就已经逐渐显现，只不过进入21世纪后更加突出。这集中反映在战略利益与经济利益两个层面，要求中国必须从互利共赢的战略高度加以主动应对。
1.战略利益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力量超强的大国。而中国则是一个领土辽阔、人口众多、具有大国潜质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权力转移理论，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加之苏联的存在，这种结构性矛盾并没有显现出来。开放战略实施以后，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1991年，苏联突然解体，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迅速凸显出来。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将中国视为最有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从各方面牵制中国的发展，甚至希望以压促变，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然而，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国不仅没有步苏联、东欧的后尘，而且经济继续高速发展。这更加引起了美国的警惕。
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防范和遏制的一面显得更加突出。2001年9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中国确定为美国的威胁。报告指出：尽管美国近期不会面对一个同等的竞争对手，但是存在地区大国发展出足够能力威胁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的稳定的可能性。特别是亚洲正逐渐成为一个容易出现大规模军事竞争的地区。一个拥有巨大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者可能在这个地区出现。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的东亚沿海是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区域。
“9·11”事件发生后，面对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布什政府的安全观和世界秩序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决意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军事和制度实力，建立一个自罗马帝国消亡以来的“新帝国”，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塞巴斯蒂安·毛雷比指出：对于布什政府来说，新帝国主义的逻辑太有说服力了，以致不能抵制。今天，美国甚至是一个更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但是，新的帝国时刻已经来临。根据它的实力，美国注定要扮演领导角色。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要填补欧洲帝国消失产生的真空，而是它是否认识到这是它正在做的事情。只有华盛顿认识到了这一责任，它的反应才能前后一贯。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推行“布什主义”，建立美利坚“新帝国”成为美国追求的首要目标。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布什主义有4个组成部分，其他几个组成部分结合到一块，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建立美国的霸权、美国第一或者美利坚帝国。
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增长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从表6-7可以看出，从1979年到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普遍大大高于美国。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中国经济的真正起飞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从1992年到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出现了两个持续5年以两位数增长的高速增长期，中美之间经济总量的差距迅速缩小。197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美国的6.94％，1992年下降为6.72％，2000年则上升到12.27％，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30.46％。根据表中的数据，中国经济总量是以加速度的形式赶超美国的。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赶超能力进一步增强。从1993年到2000年8年间，中美之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仅缩小了6个百分点，而2001年到2008年8年间则减少了18个百分点。
表6-7 1979—2008年中美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长率对比 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9.
不仅如此，与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预期相反，中国国内政治秩序保持了长期持续稳定。在抗击特大洪水灾害、非典、禽流感、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过程中，政府的组织管理和动员能力、国民素质和民族凝聚力等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则一度普遍陷入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当中。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中美经济差距缩小的速度更快。表6-8显示出，2012年，中国GDP总量82271亿美元，占美国162446亿美元的50.65％。仅4年时间，中美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就缩小了20个百分点。
表6-8 2008—2012年中美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和增长率对比 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
对于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美国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意味着中国对美国霸权的压力增大，而美国是不容许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拥有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实力的。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宣称：“美国拥有并打算保持超越挑战的军事实力，以便使其他地区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毫无意义，将竞争限定在贸易与其他和平方式之内。”因此，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担心。美国国防部2002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正在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正在前进中的核力量和非核力量现代化，中国是一个可能卷入目前和潜在事件的国家。因此，报告将中国列为美国核打击的7个对象国之一，指出如果“中国与台湾发生军事对抗”，五角大楼将准备使用核武器。很明显，这份报告是在“9·11”事件之前完成的。当时，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这样的看法并不令人惊奇，但它也反映出美国确实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表示怀疑和担心。
事实上，即使在“9·11”事件以后美国也没有放弃对中国发展的怀疑和担心。2003年7月，国防部发表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说：“北京增加其常规弹道导弹的精确性和毁坏性，给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构成了不断增长的重大挑战。”2005年的中国军力报告又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现行态势给中国提供了能在亚洲采取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实力，对在该地区活动的现代军事力量构成了可信的潜在威胁。”2006年2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宣称：“在主要新兴国家中，中国具有在军事上与美国竞争的最大潜力”，“外界对中国支撑其军事现代化的动机、决策以及关键能力知之甚少。”报告还重申了2005年中国军力评估报告的观点，中国军事力量建设的步伐和范围已经使地区军事平衡处于危险之中。奥巴马执政后，中美关系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两国间的互信进一步增加。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怀疑和担心。2010年2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关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范围以及最终目标，中国只让外界分享了有限的信息，这引起了大量对于其长期目标合情合理的疑问。”国防部2013年致国会的年度报告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和战略决策缺乏透明度，增加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意图的担心。2014年3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在谈及亚太地区发展趋势时指出：“由于这个地区的国家继续发展它们的军事和安全能力，危险更大。长期存在的主权争端和自然资源诉求造成的紧张将引发破坏性竞争甚至爆发冲突，从而逆转该地正在上升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势头，特别是中国快速、全面的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领导人关于军事能力和军事意图相对缺乏透明度、公开性相伴。”显然，不管出于什么考虑，这些判断都表明美国对中国缺乏足够的信任，对中国快速发展仍然存在疑虑。
美国还认为，中国为了获取石油等能源资源，与国际社会的努力背道而驰，不断发展与那些侵犯人权、治理不善的资源富国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关系，影响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的努力。2006年的中国军力评估报告宣称：“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如伊朗、苏丹、缅甸、津巴布韦、古巴、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联系。这些国家是国际社会影响它们朝着核不扩散、政治改革、维护稳定和（或）尊重人权方向发展的对象。”“中国传统武器和军事技术转让记录表明，欧盟和其他第三方卖给中国的武器，可能导致中国公司拓展海外市场的那些政权的处境得到改善，包括那些遭受关注的国家。在记录中，中国军事援助的主要接受国伊朗、缅甸、苏丹和津巴布韦，都是当前欧盟武器禁运的对象。”中国继续保持或加强与它们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关系，削弱了国际社会影响这些国家的努力”。
2.经济利益冲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对外经济关系的扩大，中美经济联系进一步密切，两国经济利益的交汇不断增多，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不断加深。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国债持有国，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直接投资国。显然，密切的经济联系既有利于增加国家间的利益契合点，也容易增加国家间的利益冲突点。在中美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的同时，两国的经济利益冲突也更加激烈。
第一，贸易不平衡加剧。贸易不平衡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绝对的贸易平衡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贸易不平衡太大，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这对于贸易双方显然都是不利的，对于贸易大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开放战略实施以来，随着双边贸易额的逐渐增加，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逐渐显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商品的出口环境得到改善，出口额迅速扩大，中美贸易迅速增长，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起来。根据中方统计数据，2003年，中美贸易突破1000亿美元，如果不考虑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的情况，此后就基本上是两年一个台阶，到2013年突破了5000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引起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快速增加。表6-9显示出，从2001年到2013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除2009年外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不仅如此，双方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额方面存在巨大的统计差距。美方统计认为，2002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超过了1000亿美元，2005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中方统计表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05年才超过1000亿美元，2011年才超过2000亿美元。显然，无论根据中方还是美方的数据，中美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存现快速增长之势。这就难免增加两国间的贸易摩擦。
表6-9 2001—2012年中美贸易统计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毫无疑问，巨额贸易逆差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是，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对美国人确实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导致中国商品对美出口迅速增加，同时也对美国相关行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据美方统计，2004年底取消纺织品配额后，美纺织工业失业人数1个月内增加了1.2万人，原因就是中国纺织品洪水般涌入美国。中国商品对美出口剧增引起了美国制造业界人士的强烈不满。据美国制造业协会2003年5月公布的调查报告《对华贸易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75％的受访美国制造业人士认为美国制造业正面临巨大危机，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发展成为出口大国是对他们生存的最大威胁。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实施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案件增多，贸易摩擦变成一种经常性现象。从1980年到2004年底，美国累计对中国产品发起了110起反倾销调查、19起保障措施调查（包括5起特定产品保障措施调查和12起纺织品特保措施调查）。这些贸易救济调查半数发生在中国经济真正开始快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则进一步增多。表6-10显示出，从2004年到2013年，美国共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约131起，占同期国际上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案800起的16.4％，平均每年有13.1起，其中还有些属于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的“双反”案件。中国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非常频繁，从2004年到2007年，平均每年高达18.3起。
表6-10 2004—2013年全球及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情况 单位：起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
第二，知识产权纠纷增多。美国是世界上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重视。同时，美国也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借口，打击其他国家的贸易能力。中国对美开放以后，随着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知识产权问题逐渐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20世纪90年代，两国围绕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也曾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识。但是，美国指责中国对有关协议执行不力，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分散，从而给美国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中国入世推动下，中美贸易增长更加迅速，知识产权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虽然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大大增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显著加大，但是美国仍然认为中国做得不够
，指责中国伪造、盗版等现象严重，两国关于知识产权的争端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激烈。美国频繁动用337条款对中国输美商品实行调查，打击中国企业的出口潜力，给中国政府施压。表6-11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发起的337调查明显增多，从2002年到2013年总共发起了159起，平均每年13.3起，远远高于2001年以前的13起。
表6-11 2001—2013年美国对华337调查案件数 单位：起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
第三，人民币汇率争论激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实行人民币与美元汇率挂钩的货币制度。然而，随着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加，随着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多，自200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问题逐渐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核心议题。在美国内部各相关利益集团的推动下，以国会为主角，美国不断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导致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要求人民币升值。从2003年到2007年，美国国会两院提出了数十项提案和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大幅度升值人民币，否则将对中国进行制裁和惩罚。在利益集团和国会的推动下，美国政府也直接加入了人民币汇率的博弈。2003年9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访华，被有些媒体称为“汇率之旅”，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重要议题。此后，美国政府多次要求人民币升值，国会也多次举行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听证会，提出提案和议案，甚至要求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以对中国施加压力。
在内外环境的双重作用下，2005年7月，中国放弃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单一货币政策，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实行一篮子货币政策，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有所升高。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已升值了37％。但是，这对美国缓解贸易逆差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继续增多。事实上，人民币汇率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多没有必然的联系。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成了美国内部有些人搞贸易保护主义、延缓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工具。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有求中国的一面增强，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指责一度有所减弱但并没有停息，美国认为人民币升值不够。
美国虽然至今没有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但是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步伐没有停止。2010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进出口银行年会上发表讲话，再次要求中国改革汇率形成机制。他说：“像我以前说的，中国实行更加朝向市场的汇率，对于全球恢复平衡的努力将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2012年1月，在世界贸易组织汇率问题论坛召开前夕，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马克斯·鲍库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戴夫·坎普又致信财政部长盖特纳和美国贸易代表让·柯克，敦促奥巴马政府利用汇率问题论坛对中国施压，借助多边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2014年2月底到3月，人民币对美元境内即期汇率下跌2.5％。这本来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却引起了美国财政部极大关注。美国认为，就速度和规模来说，这次贬值是前所未有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继续调低参考汇率、干预现汇市场削弱了人民币，呼吁中国定期公布对外汇市场干预情况，提高货币政策框架可信度，增强汇率和金融市场透明度。在此背景下，5月13日，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访华，人民币汇率问题再度成为重要议题。
第四，能源资源竞争加剧。中美两国都是能源资源消费大国。以战略资源石油为例，根据BP公司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02年，中美两国每天消费原油25023千桶，占世界日石油消费量78470千桶的31.9％。2005年，美国石油消费量达到最高点，中美两国每天消费27746千桶，占世界日石油消费量的32.9％。此后，美国石油消费量开始下降，但中国石油消费量持续上升。2012年，美国日石油消费下降到18555千桶，但中国上升到了10221千桶，两国合计占世界石油消费量的32.1％。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第三大石油进口国，40％多的石油依靠进口。据预测，2025年可能增加到80％，每天进口950万到1500万桶。事实上，由于能源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中美两国在能源资源市场上存在一定的博弈关系，中国石油进口的增加意味着美国石油公司进口的石油将会减少。因此，中美两国对世界能源资源市场的高度依赖性，就难免导致两国能源资源竞争加剧。
中美在战略与经济等层面存在的利益冲突，是妨碍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两国应对不善，中美关系就有可能陷入“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种局面无疑对中美双方都是不利的。对于中国来说，开放战略实施以后，虽然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但是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综合国力远远强于中国，仍然可以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产生致命性的破坏作用。同时，虽然中国对美国的需求大大减少，但是由于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东突”恐怖组织等问题还将长期存在，中国在根本国家利益的维护方面仍然需要美国的合作和支持。此外，作为一个追求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作为既有国际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中国在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方面与美国具有重大的共同利益，与美国合作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最优选择。相反，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中美之间的这些利益冲突，就难以有稳定的中美关系，就难以维持实施开放战略所需的良好国际环境，更不用说美国在攸关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不仅如此，解决中美经济利益冲突的有些重要措施，如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开放型经济等，与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问题不在于解决不解决，而在于怎样解决、何时解决，以便找到利益的最佳汇合点，使彼此受益更大、损失更小。但是，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这个最佳汇合点显然是相对的、动态的。因此，中国在解决中美利益冲突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主动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利益不发生大冲突的前提下积极照顾美国的合理利益关切。早在2003年，温家宝就提出了中美公平贸易和经济合作的五条原则。①互利共赢。从大处着眼，既要考虑自己利益，又要考虑对方利益。②把发展放在首位。通过扩大经贸合作来化解分歧。③发挥双边经贸协调机制作用。及时沟通和磋商，避免矛盾激化。④平等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不动辄设限和制裁。⑤不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显然，这是妥善处理中美经贸摩擦的基本原则，不仅有利于实现中美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其他国家的利益，既符合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也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诚如温家宝所言，“这五条原则的核心和精髓是六个字：发展，平等，互利。发展是动力，平等是前提，互利是目的。我想，这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之间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要求。”
二、定位积极推动中国实施战略性开放
国家关系的战略定位是对国家关系性质的基本认知和总体判断，是发展国家关系的基础，对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具有直接影响。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华政策长期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实际，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迟迟没有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是，“9·11”事件发生以后，这种状况得以改变，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几次调整都比较积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积极参与处理国际事务，推动了中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确立与发展。
1.美国对华定位的积极调整
“9·11”事件不仅加快了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定位调整的步伐，而且确定了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定位调整的基本方向。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对中国的认知朝着积极的方向迅速发展。从“建设性合作关系”到“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比较稳定。
第一，建设性合作关系。“9·11”事件为布什政府进行积极的对华战略定位提供了契机。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分子劫持几架民航客机撞击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本土遭到外部力量的首次袭击，在美国国内以及世界上引起了巨大震动。美国内部迅速改变了对国家安全威胁的传统认知，认为威胁美国安全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为了争取中国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美国加快了对华战略定位调整的步伐。
2001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上海举行，布什在国内形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赶往上海赴会。这表明布什政府的对华认知朝积极方向发展。在前往上海前夕，布什接受亚洲编辑圆桌采访时声称：我希望和江泽民进行坦率的对话。我将告诉他，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有多么重要。布什还表示，他支持一个“一个中国”政策，期望和平地消除分歧。他相信中美将建立一种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关系。“建设性关系”开始成为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新表述。19日，布什在与江泽民进行会晤后对“建设性关系”进一步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加上了两个定语：坦诚和合作。在与江泽民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声称：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需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我们寻求建立一种坦诚的、建设性的和合作的关系。
布什政府对华战略定位走向积极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只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以前，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定位的进程已经开始了。但是，“9·11”事件对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定位起了推动作用。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已经对美国构成了现实威胁，美国已经处于与国际恐怖主义的不对称战争之中，而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只不过是美国臆想的产物，缺乏事实的论证。另一方面，为了迅速赢得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不对称战争，美国需要中国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发生后，2001年9月12日，布什立即跟各大国领导人通电话，寻求建立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联盟。正如白宫发言人阿里·弗莱舍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布什与江泽民的通话持续了将近十分钟，双方同意共同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这是总统寻求世界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的联盟的另一个迹象。同时，恐怖袭击也惊醒了美国：即使打击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的战争结束了，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是美国安全的重大威胁，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极端势力结合的问题上，美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合作。因此，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敌人，既不符合美国的当前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第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随着“反恐”战争逐渐结束，2005年，美国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华政策辩论，“中国威胁论”再次抬头。在政府内部，对中国的消极看法也在上升，对华战略定位又开始出现变化。5月31日，布什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与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中国是一个新兴国家，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创造就业机会和出口大量货物。7月19日，在和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时，他又说：中美关系虽然是良好的关系，但也是很复杂的关系。澳大利亚可以与美国一道对中国施加压力，加强中国接受某些普世价值观、少数民族权利价值观、言论自由价值观、宗教信仰自由价值观和我们共同具有的价值观的需要，同时可以向中国人提供一个明智的信息，要中国对阻止邻国发展核武器发挥积极作用。显然，这种认识反映了布什政府的矛盾心理，表明美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还存有很大的怀疑和担心。正如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所说的，“关于中国怎样使用他的力量的不确定性，导致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对中国两面下注的关系。虽然许多国家期望中国和平崛起，但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拿自己的前途对此做赌注”。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美相互依赖的加深，美国已经难以像20世纪那样对待中国了。因此，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接纳+防范”的政策。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促使中国遵守通行的国际规则并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又加强与日本等盟国的合作，从军事和战略上防范中国，预防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颠覆性变革。事实上，接纳和防范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避免中国发展起来后挑战美国的霸权。
正是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2005年9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说时提出了美国对华定位的新说法：利益攸关方。他认为，中美双方互有合作的需要。中国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期望受到尊重，希望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得到认可。但是，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寻求扩展激进的反美的意识形态，不想和美国冲突。没有中国的更大合作，美国就难以支撑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作为一个利益攸关者，中国应该承担国际经济问题的责任。美国需要向中国打开国际体系的大门，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通观佐利克的演讲，我们可以看出，利益攸关方与坦率的、建设性的、复杂的、合作的关系的调子基本上是一致的。承认并接纳中国的大国地位，既可以使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减轻美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又可以规范中国的行为，避免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因此，其本质仍然是防范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第三，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奥巴马上台后，对华政策与“9·11”事件后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表现出了较大的延续性。但是，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定位显得更加积极，对华政策显得更加稳健和成熟。事实上，面对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美国国力显著下降的现实，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视，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成为奥巴马对华决策圈的共识。2009年1月13日，希拉里·克林顿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任命其为国务卿的听证会上说：“在这个变化着的全球版图上，中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要与中国建立积极的合作关系，深化和加强在一些问题上的联系，坦率地解决长期存在的分歧。但是，这不是一种单方面的努力，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待于中国对其国内外的将来所做出的选择。”显然，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和战略选择已经不是美国所能够控制的事情，中美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成为世界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正如奥巴马所言，“美中关系将塑造21世纪”。
美
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大国，国家利益遍布全球。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大国，国家利益的范围正在向全球拓展。两国的国家利益相互交织，共同点在不断增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中美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虽然中国领导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美国对于与中国的全球合作并不积极，直到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2009年4月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伦敦金融峰会前夕会晤，一致同意“共同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7月27日，中美首轮战略经济对话开幕。奥巴马在开幕致辞中说，中美间的战略经济对话“是推进我们两国之间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全面的关系的必要步骤”。11月16日，奥巴马在上海重申了这一提法。可以说，这是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认知。17日，奥巴马与胡锦涛会晤，再次确定了中美关系的基本战略定位。《中美联合声明》宣称：“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中美关系这种战略定位实现了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对华关系的平稳过渡，从而使中美关系进一步稳定下来。
第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定位的平稳过渡并不意味着美国内部对华战略定位的最终解决。事实上，美国对华战略定位是随着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是动态的而非一成不变的。可以说，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主要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渐过去，随着中美结构性竞争加强，双方都在积极探讨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
2010年5月，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提出“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举行了奥巴马上任以来与胡锦涛的第8次会晤，就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达成了新共识。在两国元首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说：“积极的、建设性的、合作的中美关系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中国。”胡锦涛说：“我们都同意推进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致力于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更好地造福于两国及世界人民。”为了落实两国元首的新共识，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倡议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他在出席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指出，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该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不久，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胡锦涛在致辞中指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11月，新型大国关系被写入十八大报告，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对中美关系战略定位的新共识。
对于中国倡导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方进行了积极回应。2012年三四月间，国务卿希拉里先后在美国和平研究所和海军学院发表演说，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认为两国不应陷入不健康竞争，而应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互利双赢。“2012年的中美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正在共同建立一种模式，使我们在合作与竞争中达到稳定的、彼此可以接受的平衡”。“今天的中国不是苏联”，“只要我们都采取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利益的方式发展，繁荣的中国有利于美国，繁荣的美国也有益于中国”。针对中美关系中错综复杂的问题，希拉里在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表示致力于建立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她说：“我们也知道建设一个合作、坚韧和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不容易”，但“美国仍致力于建设一个互利共赢、互相尊重的合作伙伴关系”。然而，中美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具有重大影响，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变化而发生微妙变化。2012年是美国大选年，中美关系再次成为辩论的重要议题。2012年10月，奥巴马在总统选举辩论中宣称：中国既是一个对手也是一个潜在伙伴。从字面上看，这多少有点消极意味。对手是现实的，伙伴是潜在的。但是，它没有影响中美关系战略定位的积极走向。
差不多与奥巴马竞选连任同时，中国领导层也实现了新老交替。中美新一届领导如何规划和处理两国关系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13年6月，习近平应邀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通过长时间非正式而坦率晤谈，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定位达成了新共识：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仑在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言，“奥巴马总统和习主席面临的挑战是，将在这里描绘我们关系新航向的愿望变为现实，建立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所言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定位，是中国积极推动的产物，是两国寻求摆脱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的历史逻辑、造福两国及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结果，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2.中国积极回应美国调整对华定位
开放战略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长期高速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因此，中国对于既有的国际体系基本上是满意的，中国不会主动地去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如金灿荣教授指出的，“在不断变动的权力结构中，中国的政策是相对稳定的，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持满意态度。因此，中美关系的关键还是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如果美国能够真正接纳一个崛起的中国，中美关系将保持合作和稳定，反之，中国‘威胁’则有可能成为‘自我证实的预言’”。但是，中国对国际社会也是有一定期望的。中国希望自己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希望获得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希望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然而，小布什上台之初，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担心中国强大后会要求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将中国的强大视为对美国的威胁，中美之间合作的余地大大减少。“9·11”事件之后，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欢迎中国的强大、和平与繁荣。2002年9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促进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亚太地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出现。”但是，美国此时仍然主要是希望中国遵守既有的国际规则，根据国际规则改变中国自身的行为和制度，并在地区问题上与美国合作。报告宣称：“美国寻求与变化中的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我们已经在两国利益一致的问题上，包括当前的反恐战争与促进朝鲜半岛稳定，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市场规则的力量和世界贸易组织对透明度和责任程度的要求，将促进中国的开放与法治，以帮助建立对商业和公民的基本保护”，“我们期望中国信守不扩散承诺”。
2005年，美国再次调整对华战略定位，准备接纳并要求中国与美国一起维护和重构国际体系。副国务卿佐利克声称：“我们现在需要鼓励中国成为国际制度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成员，它应该和我们一起工作，维持已经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制度。”2006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也指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崛起。美国的政策是，鼓励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参与全球体系，并对中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全球体系的健康和成功承担更大的责任。”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国的重要性进一步显现出来，美国承认并接纳中国参与并制定国际规则的积极性更高，在美国国内甚至出现了“两国集团”、“中美国”的新提法。这虽然未免有点过于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认可度大大提高，反映出中国和美国地位更加平等。事实上，与布什政府在对华战略定位上一直处于主动不同，在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定位中，中国至少与美国发挥了同等的作用。
美国接纳和鼓励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是为了让中国分担国际责任，减轻美国的国际压力和负担。但是，参与国际事务不仅是中国争取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延长战略机遇期的需要，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事实上，美国政府改变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不仅是因为中国的迅速发展，而且是因为布什政府的政策失误导致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也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因此，美国政府接纳和鼓励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既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为了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中国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2005年7月，中国主动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在全面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对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行了具体阐述，强调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坚持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本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原则，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不断为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作出贡献。”2007年10月，十七大又从构建和谐世界的高度对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行了论述，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写进了大会报告，庄严宣告：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按照通行的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依法保护合作者权益。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改善民生，缩小南北差距。支持完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制，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经济举措，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国内经济增长，以此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复苏。同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会议，共商应对危机之策。2008年7月，胡锦涛在日本出席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提议站在全球和战略高度、着眼长远，从体制机制等基础问题入手，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华盛顿金融峰会上，胡锦涛又提出了4项重点改革措施、减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损害的3点建议，承诺继续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参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2009年4月，胡锦涛在伦敦金融峰会上再次表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们将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201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新特点，在充分肯定开放成就的同时，中国更加强调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促进互利共赢。胡锦涛指出：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质量，创新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结构，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力度，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为了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维护和争取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结合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新期望，根据“十二五”时期发展的主题、主线和目标任务，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二五”时期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行了总体部署，明确了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4项重点任务。全会指出：“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风险，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201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入世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相比，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打击下，经济发展继续萎靡不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预期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低调已经再也无法消解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世界越来越期待中国在各种国际事务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必然带来各国依据自身国家利益在对华关系上或积极或消极的预期。就目前的趋势上看，美国对华的防范意识上升已经凸显，‘两面下注’政策当中‘遏制’的一面逐渐加强。”面对这种情况，为了纾缓国际社会的焦虑，继2005年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以后，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又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充分释放中国和平发展的诚意和善意。针对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坚持推动双边贸易平衡发展，积极推动问题妥善解决。胡锦涛指出：“我们将加强同主要顺差来源国的经济合作，通过共同努力逐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我们也希望有关国家尽快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放松高新技术产品对中国出口管制，方便中国企业前往投资，为双边贸易平衡发展创造条件。”
为此，中国不断完善市场环境、法律环境和经营环境，放宽市场准入，为外资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的外贸政策，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国外投资经营；完善援外机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增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均衡、普惠发展。在此基础上，2012年11月，十八大再次庄严宣告中国始终不渝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并结合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特点对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行了新阐述。
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专门研究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问题。这是时隔9年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涉及外交议题。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指出：“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是中国开放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可以说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美国客观定位中美关系的积极回应。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