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战略性开放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在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以前，中国已经在对外开放中贯彻互利共赢理念。2003年，温家宝访美时提出了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五条原则，第一条就是互利共赢。事实上，在对美开放的实践中，在不影响中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中国历来比较注意照顾美国的合理关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多次积极采取措施扩大从美国的进口。从2006年到2011年，中国政府每年派出的投资贸易促进团累计从美国采购金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贸易不平衡争端，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良性互动的状态。在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下，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进一步走向积极。美国对华战略定位走向积极又推动了中国追求与美国互利共赢。这不仅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而且保障了中美关系的持久稳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2001年9月至今，中美关系不仅已经连续13年保持了稳定发展状态，而且这种稳定状态还有望继续保持下去。这显然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新现象。
一、首脑会晤经常化
首脑外交是国家交往的最高层次，首脑会晤的频密程度是国家关系的晴雨表。从2001年到2014年，两国元首除了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及其他重大国际场合举行会晤以外，中美之间的首脑访问有8次。小布什在任期间，正式与非正式访华4次。2009年1月，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4月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伦敦金融峰会前夕举行了首次会晤，11月对中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两国国家元首会晤12次，平均每年3次。2013年3月，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6月与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元首会晤。两国元首会晤的这种频密程度在中美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9·11”事件发生后，江泽民及时与布什通电话，双方表示同意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正是在中国积极配合下，美国政府花较小的成本赢得了阿富汗战争。这为中美继续合作奠定了基础，迎来了两国关系改善与发展的春天。2002年2月，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在与布什会谈时，江泽民提出了维护和发展两国关系的积极势头、充实建设性合作关系的4点意见，表达了与美国合作的意愿：①双方应进一步加强高层战略对话以及各级别、各部门之间的接触，增进了解和信任；②双方应加深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造福于两国人民；③双方应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彼此间分歧，特别是台湾问题；④双方应当把中美关系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方面应经常沟通，加强合作。布什赞同江泽民提出的发展中美关系的意见，欢迎中国与美国合作。他说：“我欢迎中国在我们的反恐战争中合作，我鼓励中国在朝鲜半岛、东南亚和南亚邻居中继续成为一支和平的力量，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完全成员，中国现在是全球贸易机制中的完全伙伴，有权利和义务塑造和执行开放贸易的规则。”通过会谈，双方同意加强高层战略对话及各级别、各部门接触，同意在经贸、能源、科技、环保、艾滋病防治、执法等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同意加强反恐磋商与合作以充实双方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决定于年内举行两国经济、商贸和科技3个联委会会议。这不仅大大充实了两国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内容，而且拓宽了两国互利合作的范围。
2002年10月，江泽民应邀访美。访问前夕，两国签订了总金额达47亿美元的5个经贸合作项目。10月21日，布什在其私人农场与江泽民会晤，商定恢复两军交往并于近期举行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及其他交流项目，决定建立关于战略安全、多边军控和防扩散副外长级磋商机制。在会晤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江泽民积极回应美国对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关切。他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中心任务和长期目标是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从不搞扩张，也不搞霸权，衷心希望世界和平。即使中国将来发达了，也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的坚定力量。”布什宣称美国和中国是全球反恐的盟友，敦促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继续合作，表示两国将继续合作促进朝鲜半岛无核武器化并和平解决朝核问题。
2003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美。双方就经贸问题、台海问题和朝核问题等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在经贸问题上，温家宝提出了公平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5条原则，并表示中国已经在积极采取措施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在台湾问题上，布什首次表示反对“台独”。在朝核问题上，双方表示继续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通过商谈，双方商定中美第六次国防部副部长年度防务磋商和第四次反恐磋商将于2004年初在北京举行。此外，正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文指出的，在中国新任总理温家宝首次访美之际，一个应该得到更多关注的首要问题是被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的中国外交政策新举措。由于美国在亚洲的威望和权力相对衰落，新政策对亚洲和美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总之，中国发出的信息是“我们是来帮忙的”，而美国发出的信息是在反恐战争中“要么是我们的朋友要么是我们的敌人”。温家宝访美也向美国发出了两个重要的信号：和平崛起与互利共赢，充分显示了中国与美国合作的诚意与信心。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温家宝说道：“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明天的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和充满希望的大国，我们已下定决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无疑，这对缓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关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也是一个有力的驳斥。
布什开始其第二任期后，中美关系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但是并没有改变稳定发展的基本状态。中国继续推进与美国互利共赢，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2005年11月，布什访华，胡锦涛、温家宝分别与他举行了会谈和会见。两国元首就经贸合作、台湾问题、禽流感防治、朝核问题等双边及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一致同意全面推进21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胡锦涛还提出了促进互利共赢、发展中美关系的5点意见：①保持两国高层交往的积极势头；②共同开创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局面；③加强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④加强两国在反恐、防扩散、防控禽流感问题上的合作；⑤扩大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胡锦涛表示中国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力度，并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2006年4月，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美国。这是一次寻求与美国建设性合作的访问。双方就战略关系、台湾问题、经贸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再次肯定了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胡锦涛表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愿意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在耶鲁大学演讲时，胡锦涛宣称：“今天，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访问进一步增进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使中美关系在后反恐时代避免了倒退与滑坡，从而推动了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奥巴马入主白宫以后，中美关系总体上继续保持了稳定发展的良好势头。2009年11月，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第二位上任第一年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对国际社会影响上升的程度，也充分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程度。在历时近66小时的访问中，胡锦涛与奥巴马进行了深入的建设性会谈，吴邦国、温家宝会见了奥巴马。在会谈期间，两国元首不仅就两国政治、经济、军事、贸易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会谈，而且就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问题、朝鲜与伊朗核问题以及阿富汗问题等重大地区和全球问题广泛交换了看法。会谈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包括中美关系、建立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经济合作和全球复苏、地区及全球性问题以及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5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从而使中美合作的范围真正拓展到了全球。会谈期间，两国元首还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更加积极的战略定位，从而再次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提供了战略性保障。
为增进了解和信任，促进两国在全球及地区合作，开创两国关系新局面，2011年1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对于胡锦涛此次到访，美国主动采取了最高规格，举行全套正式外交典礼和礼仪，包括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阅兵等，并且13年来首次为中国元首举办国宴。在历时约68小时访问过程中，胡锦涛会见了副总统约瑟夫·拜登及国会领导人，两国元首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问题、苏丹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就中美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及未来发展等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就加强中美关系、促进高层交往、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气候变化及能源环境合作、扩展人文交流等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确定了方向、奠定了基调。《中美联合声明》指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后，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对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关注。2013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前往美国与奥巴马会晤。虽然这次会晤的最终敲定显得有点突然，但是取得的成果颇为丰硕。在庄园会晤中，习近平和奥巴马交流了8个多小时，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网络安全、朝核问题、南海问题等进行了深入、坦率、建设性的会谈，达成了重要的共识。特别是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两国元首都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就建立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深入、真诚、坦率的讨论，同意加强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沟通、交流与合作，造福两国及世界其他各国人民。针对两国交流的薄弱环节，两国元首强调改善和发展两军关系的重要意义。正如奥巴马所言，这是能够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取得具体进展的一个范例。为此，两国元首商定，中国国防部长将应邀适时访美，中国将应邀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推动建立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两国元首还同意今后继续通过互访、会晤、通信、通话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从而推动良好私人关系的建立。安纳伯格会晤是中美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晤，对于谋划中美关系未来、绘制中美关系发展蓝图、促进两国跨太平洋持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二、双边关系机制化
国际关系机制化能够增强国际社会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是国际关系平稳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国开放战略实施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机制化的过程，从经济领域开始到安全再到人文领域，陆陆续续建立了一系列交流对话的机制。进入21世纪，在元首互访推动下，为了加强互利合作，中美关系机制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水平显著提高。为了落实两国元首互访的成果，2002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访美并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费思举行了布什任内首次副部长级防务磋商。2003年10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标志着撞机事件后中断的两国军事关系恢复了正常。2004年，全国人大与美国国会参议院启动了每年举行一次正式会议的会议机制，两国外长还开通了直通电话。2005年8月，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了首次高层战略对话，就广泛的议题交换了看法。2006年12月，两国战略经济对话又在北京成功启动，双方主管经济工作的高官广泛参加了首轮对话。在双方积极推动下，目前，两国已经建立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执法、科技、教育、能源、环保、航空等方面90多个政府间对话和磋商机制，两国政府部门负责人互访也非常频繁，外交部长互访也逐渐走向机制化。
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布什政府期间中美高层互动的主要机制，也是促进中
国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的两个重要平台。通过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两国对事关两国重大利益的双边、地区以及全球性重大问题交换看法、协调立场。这不仅对于保持中美关系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于促进亚太地区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了实现两国互利共赢的有益桥梁。
战略对话主要着眼于战略与政治领域的问题，定期在中美两国轮流举行。2005年8月，首次战略对话在北京启动。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充分肯定了战略对话的意义。到2008年12月，中美战略对话共举行了6次。通过战略对话，中美双方不仅就相互关心的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坦诚地交换了意见，而且增进了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两年多来，中美双方利用这一机制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深层次、战略性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沟通交流，增进了彼此了解和信任，促进了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
战略经济对话主要着眼于战略与经济层面，每年两次，轮流在中美两国举行。到2008年12月，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共进行了5次。2006年12月，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促进贸易与投资、能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5个专题进行讨论。2007年5月，华盛顿对话集中讨论服务业、能源与环境、经济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12月，北京对话签署了关于食品和饲料安全合作、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合作等协议，就金融服务、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能源和环保、透明度、投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经济平衡增长等领域合作达成了广泛共识。2008年6月，安纳波利斯对话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同意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12月，北京对话围绕“奠定长久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的基石”这一主题，就管理宏观经济风险、促进经济平衡增长的战略、加强能源和环境合作、应对贸易挑战、促进开放的投资环境、国际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
2009年4月1日，胡锦涛与奥巴马在伦敦会晤，就中美关系与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战略对话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合而为一，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战略层面。根据两国元首的共识，7月27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战略对话由国务委员戴秉国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主持，主要讨论中美关系、国际和地区及全球性问题。经济对话由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主持，围绕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讨论反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经济可持续增长、金融体系改革、贸易投资合作等重大议题。通过为期两天坦诚、深入的沟通和交流，首轮经济与战略对话取得了重要的成果。2010年5月24日，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出席了开幕式。双方有关部门在战略对话框架下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等进行对口磋商，在经济对话框架下围绕“确保持续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就经济复苏和增长、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议题进行探讨。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美国还答应将迅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截至目前，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举行了6轮。该机制为双方在事关两国战略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上进行沟通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有助于双方加深了解、扩大共识、减少分歧、增进互信、促进合作，有助于双方在解决全球金融危机、地区安全关切、全球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方面进行合作”。
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间形成的又一个重要交流对话机制。随着中美人文交流增多，人文交流对促进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上升，两国间开展人文对话显得更有必要。根据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2010年5月，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在北京正式成立，每年举行一次，国务委员刘延东与国务卿希拉里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谅解备忘录》。首轮磋商期间，双方就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等领域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还启动了一系列人文交流项目。到目前为止，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已经举行了4轮，取得了积极成果。磋商对增进两国政府和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推动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习近平致第4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贺信指出的，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依靠两国民众和各界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
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是两国间历史悠久的一个对话机制，主要是为了解决两国间的经贸摩擦。1983年5月，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陈慕华与美国商务部长鲍德里奇共同主持。通过3天交流磋商，双方同意就工业技术合作和投资保护签订协议或协定。目前，中美商贸联合委员会共举行了24次会议，对加强两国相互了解、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稳定、推进中美经贸合作发挥了重大的积极影响，事实上成了两国经贸摩擦的灭火器。
中美军事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尺。目前，两军交流机制不少。1997年，两国国防部建立了副部长级防务磋商机制。这是两国国防部间最高级别的定期对话机制，到2013年底共举行了14次磋商会议。1998年，根据江泽民访美期间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两国建立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到2012年底共举行年度会晤9次、专门会议2次、工作小组会议15次。2005年，中美又启动了国防部工作会晤机制，到2012年已经举行了8次会晤。2011年5月，双方宣布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开展战略安全对话，至今已经举行了3次对话。此外，两国国防部建立了直通电话，开展了防务政策对话、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交流等。这些对于促进交流、避免误判、增进互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对台政策理性化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正确对待、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事关中美关系稳定。开放战略实施以来，大陆利用军事、外交、法律、舆论手段遏制“台独”势力的能力显著增强，开放战略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既存在根本冲突又存在可以合作的利益契合点。对于中国来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属于国家核心利益，反对台湾独立是中国对台政策最基本的原则。但大陆并不愿意看到两岸真正兵戎相见，而是坚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进入21世纪，大陆虽然没有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但是大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两岸互利共赢，从而极大降低了两岸武力相向的风险。对于美国来说，台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牵制大陆的一张牌，并不涉及美国根本利益，更不用说核心利益。一旦台湾独立，台湾在牵制大陆方面的意义将荡然无存。随着大陆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美国与大陆的利益远远大于与台湾的利益，因为台湾而与大陆闹翻关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不仅如此，中国崛起已经成为客观事实，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意义已经下降。因此，反对台湾独立成为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互利共赢的推动下，美国的对台政策变得更加理性和务实。
在放弃了“战略竞争者”的对华战略定位后，布什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回到了“一个中国”的政策轨道上来，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2002年8月，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麦科马克宣称：“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政策，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国务院也宣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支持台湾的政策，将“与台湾关系法”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混在一起，作为美国对台政策的依据。2002年10月，江泽民访美。布什声称：“关于台湾，我向主席强调，我们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2003年8月，白宫发言人斯科特·麦克莱伦宣称：“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将坚定地遵守‘与台湾关系法’，我们将尽力帮助台湾。”
然而，这种情况开始慢慢发生变化。9月，陈水扁提出“公投立宪”，开始搞“法理台独”，两岸关系立即紧张起来，国务院台办副主任王在希甚至对台湾发出了武力警告。11月21日，温家宝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也宣称，“中国人民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的统一。”面对迅速紧张的台海局势，在中国政府努力争取下，美国开始微调对台政策，由过去“不支持台湾独立”发展到“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12月4日，麦克莱伦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企图。这是我们的政策，对北京可能使用武力及台湾自己采取任何行动改变台湾独立或统一的现状都是适用的。”12月9日，布什在与温家宝会谈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我们反对中国或台湾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决定。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想单方面决定改变现状，对此我们是反对的。”美国政府的立场对台湾当局形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正如戴维·布朗撰文指出的，总统国家安全助理赖斯“呼吁台北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布什总统也“发出了毫无疑问权威性的任何单方面采取改变现状的步骤的警示信息”，“他发出这一警示信息的方式，应该说清楚了台湾没有一张能够将美国拖进与中国冲突的空白支票”。在中美两国政府的联合压力下，陈水扁的“法理台独”图谋遭到了一定程度的遏止。
2004年3月，陈水扁又提出“新宪公投”“台湾正名”，再次引起了大陆的担心和警惕。5月17日，中台办、国台办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台湾当权者铤而走险，胆敢制造‘台独’重大事变，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彻底地粉碎‘台独’分裂图谋。”为了防止“台独”影响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国务卿鲍威尔5月28日明确指出：“我们不支持台湾方面的任何独立运动，也不支持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行动。”陈水扁发表“双十”讲话后，10月25日，鲍威尔访华期间接受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采访时再次宣称：“我们的政策很清楚，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并不是享有主权的国家，这是我们的一贯政策，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11月20日，胡锦涛与布什在圣地亚哥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举行会晤，就反对陈水扁搞“法理台独”再次达成了共识。
为了打击“台独”嚣张气焰，2005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制定并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在《反分裂国家法》出台之前，国台办主任陈云林专程前往美国进行了沟通。《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后，美国反应比较低调，并且对台湾的激烈反应采取了抑制态度。2007年，陈水扁顽固推动“入联公投”，美国政府再次出面施压。国务院副发言人凯西说道：“我们不支持台湾无论是加入联合国还是加入任何其他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机构。”国务卿赖斯宣称：“我们反对任何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任何一边单方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我们有一个中国政策，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在中美双方及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陈水扁分裂祖国的言行再次受到抑制。
奥巴马政府基本上继承了布什政府的对台政策。2009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回答学生提问时说：“我过去已清楚表明，我的政府完全支持几十年来反映在三个联合公报中的‘一个中国’政策。至于我们与台湾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我不想改变政策与方法。”显然，所谓不改变政策与方法，就是既要发展对华关系又要继续支持台湾，向台湾出售武器。在北京与胡锦涛会谈时，奥巴马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再次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承诺。在2011年的《中美联合声明》中，美国重申2009年《中美联合声明》有关台湾问题的立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积极稳定的关系”。奥巴马的讲话及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表明，美国利用台湾牵制中国的“两手”政策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不会改变。但是，与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也有细微变化。它没有像布什政府那样强烈反复地将“与台湾关系法”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搅和在一起作为美国对台政策的依据。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继续增强、美国对华需求继续增多，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下降。虽不排除“售武”之类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之事，但奥巴马政
府在台湾问题上相对理性，没有让台湾问题太过干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四、经贸关系务实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了中美双边贸易的发展。根据中方的统计数据，200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了1263.3亿美元，比2002年增长了30％，达到了1993年以来的最高增长水平。随着双边贸易迅速发展，两国在经济贸易领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贸易逆差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美国各界的普遍关注，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这不是中国单方面能解决的，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诚如温家宝所言，“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经济基础。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而且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强大动力，美中贸易逆差扩大，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是，靠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这样做，既不利于中国，也无助于解决美国内失业问题，反而会严重损害美国广大消费者和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因此，为了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两国特别是中国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促进双方合作共赢。
对于两国在经济贸易领域存在的问题，中国主张从中美关系的全局出发，着眼于长远、着眼于未来，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温家宝指出：“我们对待中美贸易问题，要有这种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所有这些问题，是在中美贸易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可以取得共识，也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不应该也不可能影响中美经贸发展大局”。在贸易不平衡问题上，2005年，胡锦涛在纽约与布什会晤时表示：“愿同美方一起努力，在发展贸易合作中逐步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中方将继续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作的各项承诺，也希望美方放宽对华出口特别是高技术出口的限制，采取相应的促进两国贸易平衡的积极行动。”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中国在调整贸易结构、改善贸易环境的同时，多次组织代表团前往美国采购。2003年11月12日，中国商务部采购团在美国签订了价值67亿美元的合同，购买30架波音飞机、4500辆汽车以及飞机引擎。2006年、2007年和2008年，中国在美国采购金额分别达到162亿、326亿和136亿美元。2009年，中国在美国19个州开展了百余项经贸促进活动，签署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购买协议。2011年1月，为配合胡锦涛访美，中国商务部组织2个贸易投资促进团分7个分团赴美国西海岸、东海岸以及南部地区开展活动，签订了近600亿美元的贸易大单，仅波音飞机采购订单就达150亿美元，中方进口除飞机以外的美国商品达249亿美元。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2003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斯诺专程访华商谈人民币汇率问题。10月，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商务部长埃文斯访华，人民币汇率问题仍然是主要议题，来自美国的压力继续增加。中国不认同人民币汇率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观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不接受外界压力。但是，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必然趋势。因此，中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持积极态度。2003年12月，温家宝访美期间多次就人民币汇率问题表达了中方立场。2005年7月，中国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2％，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不断增加。2010年6月，中国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到2011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30.2％，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分别升值13.5％和23.1％。通过主动、渐进、稳妥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目前人民币汇率已经趋于合理均衡水平，但中国并未就此止步。新一届中央政府形成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成为政府的重点工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扩大汇率双向浮动区间，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诚然，中国改革人民币汇率是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情况选择适当的时间逐步推进的。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诉求。事实上，在扩大内需、人民币升值等共同作用下，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7年10.5％下降到了2013年2.6％。这表明人民币汇率已经达到合理水平，有利于缓和两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争端。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不仅仅是商业利益问题，而且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发展战略问题。正如胡锦涛在访问微软时指出的，保护知识产权“不仅对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和改善投资环境”十分必要，而且“对于加强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很大的利益汇合点。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知识产权纠纷的增多，中国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2006年，中国首次出台了《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纲要》。从2007年起，中国每年发布《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行动，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交流合作。中国还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与美国进行广泛深入的沟通协调，促进两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中国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2004年，查处两家中国企业侵犯美国微软公司著作权案件，查缴各类违法音像制品1.54亿张（盘），中国公安机关与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在上海破获一起涉嫌销售盗版DVD的重大案件，捣毁3个盗版DVD存放窝点，缴获21万余张盗版DVD。2005年1月，文化部、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办公室在全国开展违法音像制品统一销毁活动，集中销毁6335万多张（盘）各类违法音像制品。2010年初，国家“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在31个省区开展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集中销毁活动，共销毁盗版音像制品、盗版图书、盗版电子出版物及非法报刊3638.93万件。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侵权盗版现象呈逐步下降趋势。从收缴侵权盗版物数量来看，2012年同比下降17％，2013年同比下降55％，2014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近32％。此外，中国还实现了政府办公软件正版化。
事实上，美国政府及多数行业协会在经贸问题上也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中美经贸争端基本上处于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可以说“斗而不破”已经成为双方处理经贸摩擦的一个重要“默契”。美国政府在不断对中国施压的同时也在抵制来自国会、部分产业协会的压力，避免经贸争端影响中美关系总体发展。为了解决经济贸易领域的问题，加强经贸合作，温家宝访美期间两国决定提升中美商贸联委会的级别，使之成为两国在经贸领域的高层次合作机制。该机制虽不尽圆满，但毕竟为双方提供了一个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贸易争端的重要平台，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发挥了经贸摩擦“灭火器”的作用，从而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2009年10月，第20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举行，双方一致承诺共同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恪守20国峰会共识，不出台新的贸易保护措施。两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面对经贸摩擦增多的现象，2013年12月，第24届中美商贸联委会就知识产权、服务贸易、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等进行讨论，达成了多项共识，进一步增进了互信和利益契合点，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创造了条件。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接连拒绝国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要求，从未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企业界普遍认为汇率跟美国的贸易平衡或就业没有太大的关联，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只会引发双方更多的争执。”2013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2013财年综合继续拨款法案》，其中第516条禁止部分政府部门购买中国信息设备产品，结果引起了广泛异议。白宫认为涉华条款对商业活动造成了干扰，一些商会、行业协会纷纷写信给国会领导人表示反对。美国商业软件联盟、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美国信息技术办公室等11家团体联合致函国会，指出该条款设置了一个令人忧虑的先例，其效果会适得其反，将造成重大国际影响，令美国信息技术企业在全球市场处于不利竞争地位，敦促国会考虑采取更具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网络安全问题，并确保在其他立法中不要包含类似措辞。
五、双边合作全球化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美关系已经大大超出了双边范围。但是，布什政府最初主要将中国定位为一个地区大国，并不鼓励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以防止中国挑战其霸权。伊拉克战争以后，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两国在全球层面合作的领域迅速增加。正如胡锦涛指出的，“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中美在推进联合国改革、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防范和应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预防自然灾害、防控流行性疾病等重大问题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肩负着重大的共同责任”。美国开始对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性国际事务采取积极的态度。佐利克指出：“在其外交政策方面，中国有很多机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美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由主要在地区层面迅速拓展到了全球层面。
布什政府时期，中美在反恐和防扩散方面进行了全面合作。在反恐问题上，虽然中国一贯反对使用武力，但是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中国破天荒对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动武的决议投了赞成票，并且在建立反恐联合阵线、提供情报、救助战争难民以及从经济上打击基地组织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合作。阿富汗战争之后，两国在反恐领域继续合作，反恐交流与合作逐渐机制化。2002年，双方先后在驻对方使馆专门设立了负责对付恐怖行动、有组织犯罪和跨国犯罪等的机构。2003年，双方又举行了第三次、第四次反恐磋商。同时，反恐合作范围不断拓展。2002年8月，美国决定将“东突伊斯兰运动”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并于2004年正式将其确定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10月，双方就中国加入集装箱安全倡议达成共识。2003年7月达成有关协议后，美国海关官员驻扎中国深沪港口。此外，两国还在经济反恐方面进行了长期合作，以切断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经济来源。
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2002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凯利访朝后宣称朝鲜已承认其浓缩铀开发计划，美朝关系迅速恶化，朝核问题再现危机。2003年1月，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了解决朝核危机，布什与江泽民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朝核问题上进行合作。此后，通过中国积极斡旋，中、美、朝三方于4月举行了会谈。8月，俄国、日本、韩国加入，三方会谈发展成六方会谈。截至2008年12月，六方会谈共进行了7轮。作为六方会谈的主席国，中国在六方会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近5年的艰难谈判，六方会谈虽然尚未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但是为有关方面开辟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对于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美国更加需要与中国开展全球层面的合作，中美合作的范围迅速由地区层面扩展到全球层面。除了在反恐和防扩散等领域继续进行合作外，双方的合作议题迅速向气候变化、能源安全、航道安全、全球金融以及贸易自由化等议题拓展。特别是面对持续已久的全球金融危机，两国的合作更加引人瞩目。2009年4月1日，胡锦涛与奥巴马在伦敦金融峰会前夕会晤，决定提升中美经济对话的级别。在7月27日到28日的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全球性议题成为双边对话的重要内容。除了应对当前面临的全球金融危机外，双方还就全球气候变化、发展清洁高效能源、环境安全、能源安全、流行性疾病、全球机构与治理、公共卫生挑战以及全球扶贫等议题进行了对话与沟通，并拟就了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决定建立气候变化政策对话与合作机制，两国在全球层面的合作全面展开。此后，全球贸易和投资秩序、国际金融体系、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等均成为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大议题，两国全球性合作不断向纵深拓展。
（本章完）